朱祁鈺是明宣宗的次子，生于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初三，比他的异母兄长朱祁镇小9个来月。他的生母姓吴，是江苏丹徒人，在宣宗为太子时选入宫中，生下朱祁钰后，被封为贤纪。宣宗子嗣不昌，就只有朱祁镇和朱祁钰两个儿子。朱祁镇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登上皇位，次月就封朱祁钰为郕王。由于只有这一个弟弟，朱祁镇对他比较疼爱，所以朱祁钰虽到了成年，朱祁镇一直没有为他选择封地，建立王府，朱祁钰也就在京城一直居留下来。每逢节庆，英宗必令群臣相谒郕王于东庑。如果不是事出意外，朱祁钰终有一天会离开他的母亲和兄长，在远方的王府中悠游岁月。
然而，在一场关于大明帝国盛衰兴亡的危机中，他却骤然被推上皇位，成为广衰国土、亿万臣民的主宰。他得到了做梦也不敢想的地位和权力，但这对他来说，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他只能听凭命运的安排。
明太祖朱元璋虽推翻元朝，把蒙古势力逐回草原，但蒙古人“始终保持着较强的军事力量，对明朝北部边防构成巨大威胁。到正统十三年(1448年)，整个蒙古地区都处于瓦剌部首领也先的控制之下，其势极盛，明廷有识之士已意识到也先必定会大举南侵。果然，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也先分兵四路，由辽东、宣府、大同、甘肃等地同时向明朝发动进攻，其中进攻大同的一路是主力军，由也先亲自统率。边关告急文书一个接一个传到北京，把持朝政的司礼监太监王振怂恿皇帝亲征。英宗不顾国力衰弱，拒绝文武大臣的谏阻，于七月十五日下诏亲征，郕王朱祁钰奉命留守京师。次日，英宗率50万大军及一班文武大臣起程而去，朱祁钰开始听政，每日清晨在阙左门面西而坐，接受群臣遏见，至于各项政务，均由太监金英、吏部尚书王直、学士高谷、骈马都尉焦敬等人共同商议，朱祁钰只是照议批准而已。
八月十六日，京师接到怀来守将连夜送来的战报，知明军已于昨日在土木堡全军覆没，英宗被俘，蒙古人索要金帛。这一天，朱祁钰听政恰好一个月。皇太后孙氏、皇后钱氏打算先封锁住消息，尽力筹措金银珠宝、文绮彩缎，把英宗赎回来。坏消息总是传得很快，朝臣们次日就听到战败的风声，齐集到阙下，“私相告语，愁叹惊惧”。土木之役中侥幸逃脱的士卒，也陆续奔回京师，“疮残被体，血污狼藉”，更增添了京城的恐惧气氛。孙太后知道瞒不住了，只得于十八日召集百官，宣布了败报，并命郕王朱祁钰监国，于午门南面而坐，以见百官。皇太后没有提及英宗下落，但朝臣们从太后命郕王监国、旋又下诏立英宗之子为太子这一系列举动中，已猜到皇帝被俘的传言属实。
孙太后和朱祁钰让朝臣们商议对策，朝臣们却只知大哭，不知所为。这时，翰林院侍讲徐理急忙出班，借言天象示警，鼓噪只有尽快南迁才能避开劫难。徐理是苏州吴县人，因仕途不顺，便常谈术数天命之说，以炫耀自己，耸人听闻。正统十四年(1449年)夏，因京师流传着蒙古瓦剌部将要入侵的传闻，他便借解释荧惑入南斗的天象，宣传祸将不远，并让妻子携家眷南归。英宗亲征前，他又指天象私下向人预言，此行必败，皇帝将不归。十木惨败似乎证实了徐理的预言，他博得许多人的信任，现在一倡南迁之说，弄得不少人心神不定。兵部侍郎于谦见人心危疑，立即站出来，大声说；“建议南迁的入应该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大家都想一想宋朝南迁的惨痛教训吧!她的激昂陈词，立即博得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大臣的响应，一些心存犹豫的朝臣也觉得于谦说得有理。徐理被太监金英此退，踉踉跄跄地走出左掖门。在主战派朝臣们的激励下，孙太后和朱祁钰也消除了心中的疑惧，下了抗战决心，并把战守重任托付给于谦。于谦毅然受命，“以社稷安危为已任”，朱祁钰对于谦也全力支持，让他放手备战。在于谦等人的建议下，朱祁钰在短短的十几天中发布了一系列命令：调集外地部队赴京防守；任命政府各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其中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派遣武将分镇宣府、居庸关、紫荆关等要隘；发动京师百姓、军士及文武官员有运输工具的前往通州，将存放在官仓中的储粮运进京城。
土木之变发生时，京师“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经过于谦的悉心整顿，防卫力量加强，京城有了粮食储备，各地勤王军又陆续开到，人心逐渐安定下来。 局势稍稳，人们开始思考土木惨败的原因，怨气自然就集中到王振及其党羽身上。八月二十四日晨，朱祁钰临御午门左门，听期议政。右都御史陈镒代表群臣上奏说：“王振倾危社程，构陷乘舆，请族诛以安人心。”朱祁钰此时只是以亲王的身份监国，只要英宗回来，他就得把权力上交，而王振是英宗最宠信的人，处理不当，英宗回来后不好交待。因此，陈锐上奏后，朱祁钰并末给予明确答复，只是敷衍说：“汝等所言皆是，朝廷自有处置。”群臣见朱祁钰态度暖昧，群情激愤，都跪了下来，恸哭不已，争相控诉王振之恶，请朱祁钰速作决断。朱祁钰哪里见过这等阵势，不知怎么办才好，便起身往里走，未等宦官关上大门，群臣也随着一拥而入。太监金英传令旨让群臣退去，群臣欲打金英，金英恐惧，便建议朱祁钰下令抄王振的家，并说可派锦衣卫指挥马顺前去办理。不料群臣一听，便叫嚷起来，说：“马顺也是奸党，应派都御史陈镒前去。”马顺是王振死党，平素骄横惯了，现在见朱祁钰迟迟不能决断，知是他虑及英宗，不敢贸然行事，于是壮起胆子，叱驱逐群臣。这一下更激起群臣愤怒，给事中王竑奋勇向前，揪住马顺头发大骂：“你这个奸党，罪当诛杀，还敢放肆!一边骂一边咬他的脸。群臣一哄而上，拳脚齐下，马顺即时被击毙。望着两眼冒火的朝臣和血迹斑斑的殿庭，朱祁钰颇感恐慌，便抽身想退避到宫里去。于谦急忙上前拦住他，请他宣布马顺罪当死，击毙马顺者概不追究。朱祁钰得到于谦提示，心神安定下来，也悟出其中道理，遂照此宣告。群臣又说宦官毛贵、王长随也是王振死党，应该伏法，金英急忙让人把毛、王二人从门缝中推山，群臣又是一顿暴打，二人也被击毙。三人的尸体被拉到东长安门陈列，军士们还争击不已。接着，王振之侄、锦衣卫干户王山又被人捆绑而来，跪于庭中，众人争相唾骂。朱祁钰命将王山押赴西市，凌迟处死。王振家族不分老幼，都被斩首。没收王振家产，所获甚多，有金银60余库，玉盘100个，高六七尺的珊瑚树20余株，马数万匹。二十九日，朱祁钰又命将从大同逃回的王振党羽郭敬、彭德清下狱抄家。经过一系列打击，宦官势力有所削弱，于谦等主战派的正气得到伸张。
皇帝是中枢决策机构的核心，缺少了这个核心，政令的贯彻就会受到阻碍。朱祁钰虽奉皇太后命以监国身份总理国政，但毕竟不是真皇帝，也难以像真皇帝那样发挥作用。而且，英宗掌握在也先手中，也先借此要挟，对明廷也很不利。朝臣们普遍感到，君位不可久虚，现在最急迫的是立一位新皇帝。英宗的儿子朱见濬虽然已被册立为太子，但年方3岁，无法担当军国重任。合适的人选，就只有英宗唯一的弟弟、正在监国的朱祁钰了。九月一日，群臣联合上奏孙太后，谓“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立朱祁钰为皇帝。太后审时度势，觉得也只能这样做才利于国家安定，遂下懿旨批准。朱祁钰接奉滋旨，颇为惊惧，再三逊让，还退避到郕王府邸。于谦正色对朱祁钰说：“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群臣也纷纷劝进，说：“祖宗神器不可虚，圣母有命不可违。”当时恰好都指挥于谦出使瓦剌回京，带来英宗口信，称可由郕王继承帝位。朱祁钰这才接受懿旨，并于九月初六日祭告天地、社稷、宗庙，正式即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改明年为景泰元年，颁诏大赦天下。
在国家危难之际，朱祁钰被扶上皇位，明朝又有了一位年富力强的君主，坚定了军民抗战的信心，也使也先无法利用英宗进行要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