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一向很少有病，逝世前即使身体有病，也仍然上朝照样处理公务。皇太孙侍候朱元璋甚为恭谨，不仅亲侍汤药，亲自扶掖，而且不嫌污秽一切都亲自处理。深夜，值班的侍卫偶尔睡着了，可是朱元璋呼唤皇太孙，一呼便应。朱允炆好几天不合眼，身体明显瘦了下去。
根据遗沼，朱允炆做了皇帝，改年号建文，这就是建文皇帝。他与朱元璋大不相同，许多地方真可说是翻了个个儿。
朱允炆生于安乐，未经创业之苦。他日与诗书为伴，身边多是文笔之士，所接受的是儒家以仁义治国的一套学说。对于政事，他改变了朱元璋每日两次临朝，万机皆亲自决断的做法，而是把大政委派给几位大臣，听他们去处理。这就无形中扩大了臣属的权力，改变了独揽大权的专制局面。朱元璋严密的高压政策从而得到缓解。建文帝一心想恢复理想中的古代二帝三王之治，同他的属下推行了一系列新政。
翰林院修撰王叔英首先向建文帝陈述了“八策”，包括“务学问，谨好恶，辨邪正，纳谏诤，审才否，慎刑赏，明利害，定法制”。他说：“太祖高皇帝除奸剔秽，抑强锄梗，不啻如医者之去疾，农夫之去草。急于去疾，则或伤其体肤；严于去草，则或戏于禾稼，固自然之势。然体肤疾去之余，则宜调曼其血气；禾稼草去之后，则宜培养其根本，亦宜然之理也。”他建议建文帝行宽政，使民气得以休养。侍讲方孝孺向朱允炆进言道：“叔英此疏，诚为陛下经纶远略之图，有国者不可不采行之。”方孝孺与王叔英日益得到信用。
朱允炆首先改定律例，他对司法官员说：“《大明律》是皇祖亲自制定的。大意虽然仿照《唐律》，但也曾遍考历朝《刑法志》，参酌而定。我曾受命仔细阅读，发现与前代相比，处分往往加重。当时天下新定，不得不行重典，但它并非可以百世通行。从前我所改定的，皇祖已命令实行了。但是，量刑定罪尚可商榷的还不止这些。律设大法，礼顺人情，用刑罚统治百姓，不如以礼实行教化，请你们晓谕天下，务崇礼教，赦免那些罪证不足或可以原谅的囚犯，要与我说的‘嘉与万方’相一致。”建文年间，不仅刑宽法疏，而且对洪武年间的许多冤案、错案都做了纠正。许多被流放的官员被赦还，许多被杀害的功臣的子弟被录用。所以史书上说建文帝“继体守文，专欲以仁义化民”。建文年间，刑部统计囚犯，较洪武年间减少2／3。
建文年间，还对官制进行了一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文官的地位。洪武年间，朱元璋害怕大权旁落，借胡惟庸案件废除了宰相制度，六部由皇帝直接控制，以保证纪纲政令一出于天子。他还立下祖训，规定子孙做皇帝时不许立远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虽说是提高了六部的地位，但各部尚书不过正二品，而洪武年间摧辱大臣，甚至廷杖至死者屡见不鲜。另外，朱元璋以武力得天下，明朝建国后，文官的地位仍然低于武官，这对于治理国家是不利的。建文帝说：“六卿(指六部尚书)果可低于五府(指五军都督府长官)耶?”他批评了那些以“安静法祖”为借口而反对改制的言论，采取断然措施，提高了文官的地位。他不仅尊重身边的大臣，还要求亲王要尊重自己的老师。这些老师与亲王谈话，不必称臣，只称名字。亲王要以对待老师的礼节来接待。这与朱元璋规定任何人不得与亲王分庭抗礼相比，变化实在太大了。建文帝的政治反对派攻击他说：“今虽不立丞相，反有六亟相也。天下之人但知有尚书齐泰等人，不知有朝廷。”可见，在改制中斗争是十分尖锐的。
建文帝虚心克己，屡次下诏要求臣下直言。一次他因偶感风寒，视朝稍晚，监察御史尹昌隆上言规谏。他身边的人对建文帝说：“你应该对他说是因为有病。”建文帝说：“不可，这样的直言很难听到。我如辩别，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于是下诏说：“昌隆言中联过，礼部可颁示天下，联用自警。”又有一次，尹昌隆对当政大臣提出尖锐批评，为当政大臣贬滴。建文帝说：“我们要求人家直言。人家反而因为直言遭到贬斥，以后谁也不会信任我们了。”于是，尹昌隆被恢复原官。建文帝的这些做法，在洪武时期连绵不断的霜锋雪剑之后，无疑如同阳春照日。所以明朝人在提到建文帝的4年统治时说：“四载宽政解严霜。”
建文年间，社会安定，民风淳厚，一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安于生业，家给人足，外户不阖，路不拾遗，很少有人犯法，而被人们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