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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允炆怎样新政阳春的

     朱元璋一向很少有病,逝世前即使身体有病,也仍然上朝照样处理公务。皇太孙侍候朱元璋甚为恭谨,不仅亲侍汤药,亲自扶掖,而且不嫌污秽一切都亲自处理。深夜,值班的侍卫偶尔睡着了,可是朱元璋呼唤皇太孙,一呼便应。朱允炆好几天不合眼,身体明显瘦了下去。


     根据遗沼,朱允炆做了皇帝,改年号建文,这就是建文皇帝。他与朱元璋大不相同,许多地方真可说是翻了个个儿。


     朱允炆生于安乐,未经创业之苦。他日与诗书为伴,身边多是文笔之士,所接受的是儒家以仁义治国的一套学说。对于政事,他改变了朱元璋每日两次临朝,万机皆亲自决断的做法,而是把大政委派给几位大臣,听他们去处理。这就无形中扩大了臣属的权力,改变了独揽大权的专制局面。朱元璋严密的高压政策从而得到缓解。建文帝一心想恢复理想中的古代二帝三王之治,同他的属下推行了一系列新政。


     翰林院修撰王叔英首先向建文帝陈述了“八策”,包括“务学问,谨好恶,辨邪正,纳谏诤,审才否,慎刑赏,明利害,定法制”。他说:“太祖高皇帝除奸剔秽,抑强锄梗,不啻如医者之去疾,农夫之去草。急于去疾,则或伤其体肤;严于去草,则或戏于禾稼,固自然之势。然体肤疾去之余,则宜调曼其血气;禾稼草去之后,则宜培养其根本,亦宜然之理也。”他建议建文帝行宽政,使民气得以休养。侍讲方孝孺向朱允炆进言道:“叔英此疏,诚为陛下经纶远略之图,有国者不可不采行之。”方孝孺与王叔英日益得到信用。


     朱允炆首先改定律例,他对司法官员说:“《大明律》是皇祖亲自制定的。大意虽然仿照《唐律》,但也曾遍考历朝《刑法志》,参酌而定。我曾受命仔细阅读,发现与前代相比,处分往往加重。当时天下新定,不得不行重典,但它并非可以百世通行。从前我所改定的,皇祖已命令实行了。但是,量刑定罪尚可商榷的还不止这些。律设大法,礼顺人情,用刑罚统治百姓,不如以礼实行教化,请你们晓谕天下,务崇礼教,赦免那些罪证不足或可以原谅的囚犯,要与我说的‘嘉与万方’相一致。”建文年间,不仅刑宽法疏,而且对洪武年间的许多冤案、错案都做了纠正。许多被流放的官员被赦还,许多被杀害的功臣的子弟被录用。所以史书上说建文帝“继体守文,专欲以仁义化民”。建文年间,刑部统计囚犯,较洪武年间减少2/3。


     建文年间,还对官制进行了一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文官的地位。洪武年间,朱元璋害怕大权旁落,借胡惟庸案件废除了宰相制度,六部由皇帝直接控制,以保证纪纲政令一出于天子。他还立下祖训,规定子孙做皇帝时不许立远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虽说是提高了六部的地位,但各部尚书不过正二品,而洪武年间摧辱大臣,甚至廷杖至死者屡见不鲜。另外,朱元璋以武力得天下,明朝建国后,文官的地位仍然低于武官,这对于治理国家是不利的。建文帝说:“六卿(指六部尚书)果可低于五府(指五军都督府长官)耶?”他批评了那些以“安静法祖”为借口而反对改制的言论,采取断然措施,提高了文官的地位。他不仅尊重身边的大臣,还要求亲王要尊重自己的老师。这些老师与亲王谈话,不必称臣,只称名字。亲王要以对待老师的礼节来接待。这与朱元璋规定任何人不得与亲王分庭抗礼相比,变化实在太大了。建文帝的政治反对派攻击他说:“今虽不立丞相,反有六亟相也。天下之人但知有尚书齐泰等人,不知有朝廷。”可见,在改制中斗争是十分尖锐的。


     建文帝虚心克己,屡次下诏要求臣下直言。一次他因偶感风寒,视朝稍晚,监察御史尹昌隆上言规谏。他身边的人对建文帝说:“你应该对他说是因为有病。”建文帝说:“不可,这样的直言很难听到。我如辩别,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于是下诏说:“昌隆言中联过,礼部可颁示天下,联用自警。”又有一次,尹昌隆对当政大臣提出尖锐批评,为当政大臣贬滴。建文帝说:“我们要求人家直言。人家反而因为直言遭到贬斥,以后谁也不会信任我们了。”于是,尹昌隆被恢复原官。建文帝的这些做法,在洪武时期连绵不断的霜锋雪剑之后,无疑如同阳春照日。所以明朝人在提到建文帝的4年统治时说:“四载宽政解严霜。”


     建文年间,社会安定,民风淳厚,一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安于生业,家给人足,外户不阖,路不拾遗,很少有人犯法,而被人们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