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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祖”与“文治”

     朱棣在起兵时声称朝中奸臣变乱祖宗成法,破坏祖制。起兵是为了“诛奸恶,保社稷”。为了政治需要,朱棣以朱元璋正统继承人和祖制维护者自居,在诏书中说:“我皇考肇基鸿业,垂法万年,为子孙计,思虑至周”,因此,“凡皇考法制更改者,悉复其旧”。他还一再强调“悉遵皇考成宪,不敢一毫自用”。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编成《圣学心法》一书。这部书是采辑“圣贤之言而成”。他在序中又一次强调:“祖宗之法所以为后世也,当敬之守之,不可以忽。”


     朱棣执政,特别是在永乐初年,确实是努力恢复洪武旧制的,凡建文年间更改者,罢废殆尽。


     首先,朱棣在对众亲王的态度上与建文帝相比有所变化。凡在建文帝年间被废黜幽系的诸忘一律恢复了王位。他们纷纷到京师朝见新天子,朱棣动辄给予大量赏赐。这在表面上看来是遵从臣制以笃亲亲之谊,但实际上却寓有驾驭之意。在胁迫宁王结盟时,朱棣曾许宁王以“事成当中分天下”,但朱棣作了皇帝却不认旧帐,不要说中分天下,就是宁王乞求苏州、钱塘也不获准,终于改封南昌。朱棣还暗中削夺诸王的实际权力及军权。代王、岷王、齐王的护卫先后被削,连同母弟周王的护卫也被迫交出。必臣其力不足与一镇相抗。


     建文帝曾说《大明律》量刑较前代往往加重,因而稍稍放宽。朱棣则声称“刑名一以《大明律》科断”。看似恢复祖制,实际《大明律》不能约束他。他的严刑酷法比朱元璋更有过之。他登上皇帝位后,对反对派的残酷杀戮令人发指。更为恶劣的是,朱棣强化了恐怖的特务统治。皇帝的亲军锦衣卫设有监狱,称为诏狱。它曾是朱元璋实行残暴统治的工具。后来朱元璋也认为这太过分,先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继而又宣布内外刑狱不得上交锦衣卫,而由司法机关审理。朱棣上台,重新设立了诏狱,而且刑罚花样翻新,为后世开了恶端。朱棣由藩王夺位,为钳制人口,又用宦官组成了东厂,专门“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厂卫联结,形成一个严密的特务网。


     苏松重赋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建文期间曾宣布减免,而且解除苏松人不得在户部作官的禁令,这一德政也在恢复旧制的口号下被取消了。结果是“吴民大困,流亡日多”,特别是在迁都北京之后,苏松农民不仅要交纳重赋还要承担税粮北运的费用,负担更加沉重。更有甚者,朱棣连建文年间限制僧道占田的规定也予以废除。


     建文年间,对官制作了若干变革,文职官员的地位有所提高。朱棣上台则强调“悉复皇考之旧”,“纪纲政令一出于天子”。当然,这并不是说朱棣不注重文官,在他身边也常聚集着一些文士。这些人中有翰林待诏解缙,后擢为侍读,有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等,多是首先迎附的那批人。他们不仅与皇帝一起说文论史,吟诗作赋,有时还参预机务。这些文士虽接近皇帝,但品级都不高,多为翰林院编修、检讨、侍讲、侍读官。他们在文渊阁入宜,地处内庭,故称内阁。


     内阁的出现,是明朝官制的一大变化。以后,阁权日重,逐渐成为明朝政务中枢。


     朱棣本性雄毅,并不喜欢拘泥于礼法。这从他不甘作亲王,敢于起兵夺帝位就足以说明了。即位后,朱棣所为又动辄突破祖训。他是怎样自圆其说呢?


     朱棣喜欢读《易经》。在他看来,“《易》道妙在变通不失其正,古人‘随时从道’之说最得要领”。朱棣认为:“为学不可不知《易》,只‘内君子,外小人’一语,人君用之,功效不少。”朱棣从《易》的“变通”,从“随时从道”引申出左右逢源的权术。凡事取其适于己者便是“从道”,去其不适于己者也说“从道”。他又从“内君子,外小人”引申出为自己行为辨解的虚伪与狡诈,不论做了什么丑行秽举,一任别人骂为“小人”,只要对人说一声我是“内君子”,便完事了。但朱棣毕竟是凭自己的艰苦征战夺得帝位的,与那些承平年间坐享皇权的帝王不同,带有一些创业之君的作风。


     朱棣常以安不忘危告诫群臣。他说:“天下虽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谨,小事不谨,将至大患。小过不改,积之将至大坏。皆致危之道也。”永乐十五年(1417年),他又说;“联德凉薄,托于万姓之上,惧弗克负荷,夙夜抵事,不敢暇豫……夫戒谨者,治之所兴,宴安者,乱之所自。”朱棣确实是个勤奋的皇帝。永乐初,他每天“四鼓以兴,衣冠静坐”,“思四方之事,缓急之宜”,上午有早朝,下午有晚朝,外朝处事完毕,还要处理宫中之事,“闲暇则取经史览阅,未尝敢自暇逸”。有人建议他务简默,他回答说:“人君固贵简默,然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广询博闻,然后得之”,“不如是不足以尽群情”。因此,他事必亲闻。他曾指责通政司:“四方奏疏非重务者悉不以闻。”他说:“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虽微细事不敢怠忽。盖上下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国……凡书奏关民休戚者,虽小事必闻,联听之不厌也。”他曾令人将中外官员的姓名写在武英殿南廊,间暇观览,以熟悉政情。永乐初年,朱棣处事也较为谨慎。他自称“每退朝静坐,必思今日所行几事,其事于礼如何,于人情如何,若皆合宜,心则安矣;有不合宜,虽中夜必命左右记之,俟旦而改之。盖一事失当,人受其蔽,故不得不勤。”


     朱棣对民情也比较关心。永乐元年,他说:“联即位未久,尝恐民有失所,每宫中秉烛夜坐,披阅州郡民籍,静思熟计,何郡近罹饥荒,当加优恤,何郡地近边鄙,当置守备。旦则出与群臣计议行之。近河南数处蝗旱,联用不宁,故遣使省视,不绝于道。如得斯民小康,联之愿也。”


     朱棣比起后世皇帝也还算是节俭的。他曾说:“内库所贮,皆天下财,待赏有功,虽联不敢妄费。”永乐十二年(1414年),一次百官奏事毕,朱棣退朝坐在右顺门,“所服衷衣衣袖敝垢,纳而复出。”有侍臣称赞他贤德,他说:“联虽日十新衣未尝无,但自念当惜福。故每濯更进。”这一点和朱元璋相类。他说:“昔皇砒躬补绩故衣,皇考见而喜曰,皇后富贵勤俭如此,正可为子孙法。故朕常守先训不忘。”


     这些叙述,大多源于正史,不免有朱棣的自我标榜,有史臣的溢美,但与明朝中后期的皇帝相较,实胜多多矣。明人称他“英武神授,决机应变,飙发川流,群臣莫窥其际。爱惜下民,屡蠲租赋,犹嗜俭朴,不喜纷华”,均不为无据。可惜,他的好大喜功,使他的政绩大为减色。


     朱棣以武力得天下,又以高压治国,但却表现出锐意文治的样子。他喜欢聚众编书,编有《古今列女传》、《历代名臣奏议》、《五经四书大全》、《为善阴骘》、《孝顶事实》等。其中以《永乐大典》最为著名。


     永乐元年,朱棣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人,广采天下书籍,分类编辑成书,不厌浩烦。第二年冬便编成了一部大型类书,朱棣命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仍嫌此书简略,又命姚广孝等人重修,自有书契以来,凡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各书无不包罗。永乐五年(1407年),书成,朱棣赐名《永乐大典》。这是一部规模空前的大型类书。全书22937卷,其中仅目录就有l 6卷,共分装11095册,总计约37000万字。自先秦至明初,所引书达七八千种之多,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价值极为珍贵。大典编成后,因工程浩大,未能刊刻,直到嘉靖、隆庆时,又秒录了一部副本。朱棣修书为了标榜文治,同时也为了进行思想控制。明清之际的人将其比拟于宋朝修《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其用心实有深意。


     另一部引人注目的书是《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一朝史实的《太祖实录》在建文年间已经修成。但朱棣以为这部实录不利于自己的统治,于是又命人重修。重修之后,朱棣仍然不满意,“又命三修。三修实录历时7年之久才完成,这时朱棣才说:“庶几稍副联心。”重修实录无非是想掩盖历史事实,说明自己做皇帝的合理性。与此同时,朱棣将有关建文的史籍一概禁毁,于自己不利者则片纸不留。他甚至将建文的年号也从实录中抹去,称作“革除”,仍用洪武纪年。所以实录中就有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这样的怪事。因为洪武帝早在洪武二十一年便死了。


     在掩盖历史事实的同时,朱棣更懂得从思想意识上进行统治的重要,为此,他进一步强调程朱理学为学术正统。饶州府有个士人叫朱季友,曾向朱棣献上自己的著作,但由于其中“斥濂洛关闽之学,肆其丑诋”,朱棣大怒。他说:“此儒之贼也。惑世诬民,莫甚于此。”“榜(谤)先贤,毁正道,非常之罪。”因此一反常例,敕行人将朱季友押解回乡,命布政司、府、县官及乡之士人“明谕其罪,苔以示罚”,并且“搜检其家,所著书会众焚之”。朱棣派人编辑的《五经四书大全》,其目的就是为了宣扬程朱理学,用以控制士人的思想。朱元璋与朱棣的文化专制政策,对后世的影响至为恶劣,至为深远。而朱棣在这方面的活动较其父实有过


    之而无不及。


     朱棣对于文士并不是优礼无度的,用舍的关键在十是否听话。一些曾对他辅佐有功的人,稍违其意,便杀之不惜。解缙的遭遇便是典型的例子。朱棣即位,翰林待诏解缙被擢为侍读,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并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朱棣伪装偃武修文,优礼文学之士,重修《太祖实录》,编纂《永乐大典》等均以解缙为总裁。但在立太子和对待太子的态度上,解缙得罪了朱棣。先因谏汉王高照“礼制逾嫡”朱棣说他“离间骨肉”;继又因朱棣北征,解缙入京奏事遏见太子,说解缙“无人臣礼”,将解缙逮下诏狱,拷掠备至,由宠臣遽然而成罪囚。永乐十三年(1415年),朱棣查看锦衣卫的囚籍,见到解绍的姓名,问:“解缮怎么还活着?”锦衣卫的头子纪纲遂令解绍饮酒至醉,埋在雪中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