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宗即位，上距开国已近60年。明朝统治机构逐渐发生变化。任官渐重科举，由科举入仕者大为增加。以进士为例，洪武朝6科取士总数923人，永乐朝8科取士总数1833人(《续文献通考》卷三五)。吏员考满，也多依年资升用。永乐时，南北用兵频繁，又有迁都大举，因营造、催役、运粮、采木等事，额外添设官员。添设尤多的是地方官，到宣德初，“藩、宪二司，府、州、县官，比之原设倍而又增”(《明经世文编》卷二九)。官吏利用征调采办之机，谋取私利，对社会形成危害。宣宗和内阁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吏治存在的问题，他们看出流弊起于在京诸司，决定首先整顿中央机构。随后，又派遣廷臣出任知府和巡抚，加强对地方的管理。这种自上而下的整顿，在短期内取得明显成效。
宣德三年(1428年)三月，宣宗分别敕谕五府、六部和北京行府、行部，责令清革前弊。同年六月，宣宗与内阁议朝风，君臣一致认为，整肃都察院是当务之急。宣宗采纳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的建议，罢免因贪赃丑闻而受舆论谴责的都御史刘观，命通政使顾佐为都御史。顾佐是都御史的适当人选，曾任应天、顺天府尹，“公廉有威，历官并著风采”(《明史》卷一五八《顾佐传》)。顾佐就任后，分别以“贪淫不律”、“不达政体”、“老疾”为由，奏罢御史30余人。同时，又奏举进士、监生、谒选知县等40余人可任御史。宣宗令候选者在都察院各道历政三月，分为三等，再加选用(《明宣宗实录》卷四六)。三月后，宣宗命上等、中等为御史，下等再历政三月。又下敕书戒渝留任和新任御史，不要重袭前弊。都察院的整顿十分严厉，“宪台为之廓清”(《双槐岁钞》卷四)。当时，还从重惩处一些违法大臣，在官员中引起很大震动。都御史刘观以受贿及纵子贪淫等罪，谪戍辽东。刑部尚书金纯以称病不朝赴私宴下狱，后令致仕。工部尚书吴中以动用官木石为宦官杨庆建私宅下狱，去官衔，夺俸一年。
稍后，宣宗命邵玘为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段民等为南京各部侍郎，整顿南京诸司。迁都北京后，“南京诸司纵弛，御史尤甚”(《明宣宗实录》卷六一)。“巡仓库者通同监守纳户您为奸弊，巡盐法者通同市井商贾滥受货贿，甚至挟制诸司，肆行嘱托，贪利坏法，非止一端”(同上卷五O)。邵记等到任后，奏黜御史13人，郎中等官86人(同上卷五一)。
当时，还在中央机构实行精简和裁冗措施。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裁革北京行后军都督府和北京行部。行府、行部设于永乐初，成祖迁都罢撤。仁宗即位下诏还都重设。此后虽未还都，但五府、六部等中央机构与北京直隶卫、所及府、县之间文移往还，必经行府、行部。裁革行府、行部，提高了行政效率。宣德八年(1433年)八月，仅北京户、兵、工三部和大理寺、光禄寺等中央机构，就裁撤郎中等官77员(同上卷一O四)。整顿在京诸司，振作朝风，对整顿地方吏治也是有力的推动。
派遣廷臣出任知府，是宣宗加强地方机构的重要措施。宣宗认为各地知府多由资格升任，往往不称职，命部、院大臣荐举属下充任知府。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委派礼部仪制司郎中况钟等9人，分任南直隶苏州、松江、常州，浙江杭州、温州，江西吉安、建昌，陕西西安，湖广武吕知府。这些府份地位十分重要。同年十一月，又委派给事中薛广等25人为知府。这样，在半年内，以大臣荐举，赐政委派的方式，出任知府的廷臣就达34人，约占全国府数的四分之一。这些被荐为知府的廷臣，都是当时最干练的官员，他们持身谨严，为政简约。其中，尤以任苏、松、常三府的况钟、赵豫、莫愚和温州府的何文渊治绩最显。他们整肃府衙，重绳奸吏，惩治势豪，通过办理实政，减轻百姓负担，缓和社会矛盾，因而得到民众的拥护。
为了加强朝廷对各级地方机构的控制，宣宗还在一些重要省份设置巡抚。洪武、永乐时，曾因某种临时差遣而设此官，但未形成制度。宣德五年九月，由大臣荐举，增设各部右侍郎为巡抚，分任于谦为河南、山西巡抚，周忱为南直隶巡抚，赵新为江西巡抚，赵伦为浙江巡抚，吴政为湖广巡抚，曹弘为北直隶巡抚。委派“才力重臣”为巡抚，常驻各直省，这是宣德时期在地方官制方面的重大创设，明、清两代的督抚制度，就是从这时开始形成的。初设巡抚侍郎，主要目的是整理赋税，后因事权之重，渐对地方行政、监察乃至军务，几乎无所不涉，后来为便于行事，才使巡抚兼都御史、副都御史衔，制度逐渐周备。在宣德朝派出的巡抚侍郎中，尤以周忱擅长理财，于谦善于安置流亡，事功最著。他们了解一方利弊，才干是当所任，又得到宣宗和内阁的支持，故在任内多有建树。
宣德时期还通过限制入仕人数，实行保举和久任，来提高官员的素质。洪武、永乐时，乡、会试不限名额。宣宗即位初，规定会试分南北卷，名额100人，南人60，北人40；并规定各地乡试名额，南直隶80，北直隶50，浙江、福建各45，湖广、广东各40，河南、四川各35，陕西、山东、山西各30，广西20，云南、交pt各lo，贵州应举者就试湖广(《明宣宗实录》卷九)。宣德二年(1427年)又将会试南北卷各退5名为中卷。正统五年(1440年)会试名额增为150名。永乐朝22年会试8科，取士总数1833名；宣德、正统两朝24年会试亦8科，取士总数948名，只及永乐朝之半(《续文献通考》卷三五)。规定乡、会试名额，限制取士人数，且名额分配也比较符合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和士人仕进要求，这对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又减少南、北监生人数。宣德二年七月，礼部奏请罢归北京监生年老、残疾、貌陋、不堪教用者1090人为民，南京监生也按此例精简(《明宣宗实录》卷二九)。历事监生“因事简，比旧减半”，监生授官人数大减(同上卷四五)。为了改变“吏典考满，岁以千计，不分淑慝，一概收用”的状况，对吏员进用也作出比较严格的限制。宣德七年(1432年)三月，更规定吏员考满必须通过考试才能授以官职。考试分为三等，“文义粗晓，行移得当，书札不谬，三事俱可取者为一等，有二事可取者为二等，别行奏请，量才授职；其三事俱不可者，罢归为民”。对前二等的任用又作进一步规定，“一等如资格用，二等未入流内用”(同上卷四一、卷八八)。限制进士、举贡、吏员三途入仕人数，起到了减缓官僚机构膨胀的作用。
宣宗几度重申保举之令，目的在于任官得人和责成治效。一时用人之权转归内阁，“要职选擢；皆不关吏部”(《明史》卷六九《选举志》)。所谓保举，是一种“以官保官”的做法，由地位较高的官员荐举卜属或所知者出任某职，然后再加委用。当时推行保举，是针对循资升授不免贤否混淆的弊病。在宣宗和内阁的倡导下，委任地方长吏，曾普遍实行保举。大学士杨士奇认为，在宣宗所行“保民之政”中，“此保官一令是第一事”(《东里别集·奏对录》)。这反映统治集团希望通过保举人才，出现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政修治平的局面。当时，还对地方长吏实行久任，巡抚侍郎于谦在任19年，周忱22年；知府况钟、赵豫、莫愚、陈本深等任满9年当迁，皆因郡人之请，予正三品俸留任。在用人得当的情况下，久任有利于办理实政。明人称赞况钟“凡所罢行，皆纲纪大务”(王凝斋《椽曹名臣录》)，称赞于谦“一经孽画，遂成规式”(张瀚《于公别传》)。宣德时期整顿吏治取得的成效说明，即使在封建时代，当统治集团锐意革弊，把调整国家机构的某些环节和选用良吏结合起来，仍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定统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