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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祁镇-正统初元

    正统初元是指自朱祁镇即位至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去世这8年时间。在这期间,朱祁镇的主要任务是接受教育,并履行皇帝必须躬行的各项礼仪,而没有起到决策作用。作为皇帝处理政务的重要方式之一的早朝,其仪式已极简化,廷臣奏报事件的数量作了严格限制,而且对于拟奏报的各项事务,阁臣已事先拟就了处理意见,交朱祁镇记熟,临朝之时,廷臣与小皇帝一奏一答,宛如演戏一般。


    军国政务的最高决定权,自然是掌握在太皇太后张氏手中,而具体决策,则由辅政大臣们作出,张氏一般都很尊重大臣们的意见。正统初年的一天,张氏御便殿,传渝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博、礼部尚书胡演朝见,朱祁镇在张氏东侧站立,张氏教导朱祁镇说:“此五人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朱祁镇应声受命。这样,就确定了五大臣辅政的局面。张辅字文弼,从成祖“靖难”有功,封信安伯,旋晋新城侯,后以平安南功,进封英国公,在当时政坛上是功高德助的第一人。胡濙字源洁,建文二年(1400年)进士,曾奉成祖密诏巡行天下,查访建文帝踪迹,颇受宠信,至此已历事五朝。杨士奇名寓,以字行,建文初年被保荐入翰林院,永乐初年入值内阁,充东官官,极力维护太子朱高炽的储君之位,后受仁宗礼遇,自洪熙至此一直在内阁办事。杨荣字勉仁,建文二年(1400年)进士,永乐初年入值内阁,一直居于决策圈中,屡从成祖、宣宗亲征,以多谋善断著称。杨博字弘济,与杨荣同科中进士,永乐初任东宫官,竭力辅佐太子朱高炽,成祖一向对太子不满,迁怒其官属,永乐十二年(1414年)将杨博下狱,系狱10年,仁宗即位,释出狱,特建弘文馆,让他掌馆事,宣宗即位,罢弘文馆,让他入阁。在这辅政五大臣个,张辅是一介武夫,不熟悉政务,胡濙虽自成祖以来就很受信任,但见识浅陋,发挥不了决策作用。真正处理国家政务的,还是内阁中的杨士奇、杨荣、杨溥,合称“三杨”。


    在施政方针上,三杨基本上是沿袭洪熙、宣德时代的政策,期望让“仁宣之治”延续下来。对于宣德末年伪弊政,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清理革除。宣德后期,宫廷生活奢靡,到宣宗去世后,释归教坊乐工3800余人,遣回朝鲜国妇女53人,放还添财库夫役2640余人,减厨役6400余人,各寺法王、国师、喇嘛等也减数存留。此外对各类临时征派、采办,也蠲免、停罢了许多。这期间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大事,这就是解决了长期悬而不决的定都问题。


    明朝开国,定都南京。成祖夺取皇位后,一来考虑到加强北部边防的需要,二来北平是他的龙兴之地,决计迁都北平,改名北京。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宫殿建成,次年便将首都正式北迁于此。不料迁都未及百日,奉天、华盖、谨身子大殿遭火焚毁,一时间朝廷内外议论纷纷,不少人要求还都南京。成祖力排众议,坚持定鼎北京,但末重修三大殿。仁宗即位后,因他长期在南京监国,对那里颇有好感,便以省免南北转运的浩大费用为理由,下令仍以南京为首都,北京称“行在”。迁都之令尚未实施,仁宗就“龙驭上宾”。继立的宣宗采取中庸态度,仍称北京为“行在”,以示不违仁宗迁都之令,但也不迂回南京,继续以北京为实际首都。正统改元,下令兴修北京城门工程,至正统四年(1439年)完成。这是继永乐之后对北京的再次大规模营建,标志着朝廷已决心彻底解决定都问题。次年春,又开始了重建三大殿与乾清、坤宁二宫的浩大工程,至六年(1441年)十一月竣工。于是颁诏大赦天下,宣布定都北京。几十年悬而未决的定都问题最终解决了。


     正统初期的施政方针收到了预期效果,王錡在《寓圃杂记》卷一零中曾评论说:“正统初,太皇太后张氏同听政,元老杨士奇、杨荣、杨博居辅弼,凡朝廷大事皆自三公处分。数年间,政治清明,为本朝之极盛。”表面看来,正统初期朝政稳定,天下殷富,宇内升平,确实是一派太平气象。但是,在这表面繁荣的背后,已潜藏着深深的危机。总起来看,三杨适合作太平盛世的宰相,而缺乏扭转乾坤的才能和极言敢谏的气魄。在他们当政期间,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已显露出来,然而他们身居高位,考虑的是如何明哲保身,对于皇帝的过失不敢苦谏,更提不出解决各种问题的方略,只是一味陶醉于表面的繁荣之中,而任凭大明帝国滑向危险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