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初元是指自朱祁镇即位至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去世这8年时间。在这期间，朱祁镇的主要任务是接受教育，并履行皇帝必须躬行的各项礼仪，而没有起到决策作用。作为皇帝处理政务的重要方式之一的早朝，其仪式已极简化，廷臣奏报事件的数量作了严格限制，而且对于拟奏报的各项事务，阁臣已事先拟就了处理意见，交朱祁镇记熟，临朝之时，廷臣与小皇帝一奏一答，宛如演戏一般。
军国政务的最高决定权，自然是掌握在太皇太后张氏手中，而具体决策，则由辅政大臣们作出，张氏一般都很尊重大臣们的意见。正统初年的一天，张氏御便殿，传渝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博、礼部尚书胡演朝见，朱祁镇在张氏东侧站立，张氏教导朱祁镇说：“此五人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朱祁镇应声受命。这样，就确定了五大臣辅政的局面。张辅字文弼，从成祖“靖难”有功，封信安伯，旋晋新城侯，后以平安南功，进封英国公，在当时政坛上是功高德助的第一人。胡濙字源洁，建文二年(1400年)进士，曾奉成祖密诏巡行天下，查访建文帝踪迹，颇受宠信，至此已历事五朝。杨士奇名寓，以字行，建文初年被保荐入翰林院，永乐初年入值内阁，充东官官，极力维护太子朱高炽的储君之位，后受仁宗礼遇，自洪熙至此一直在内阁办事。杨荣字勉仁，建文二年(1400年)进士，永乐初年入值内阁，一直居于决策圈中，屡从成祖、宣宗亲征，以多谋善断著称。杨博字弘济，与杨荣同科中进士，永乐初任东宫官，竭力辅佐太子朱高炽，成祖一向对太子不满，迁怒其官属，永乐十二年(1414年)将杨博下狱，系狱10年，仁宗即位，释出狱，特建弘文馆，让他掌馆事，宣宗即位，罢弘文馆，让他入阁。在这辅政五大臣个，张辅是一介武夫，不熟悉政务，胡濙虽自成祖以来就很受信任，但见识浅陋，发挥不了决策作用。真正处理国家政务的，还是内阁中的杨士奇、杨荣、杨溥，合称“三杨”。
在施政方针上，三杨基本上是沿袭洪熙、宣德时代的政策，期望让“仁宣之治”延续下来。对于宣德末年伪弊政，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清理革除。宣德后期，宫廷生活奢靡，到宣宗去世后，释归教坊乐工3800余人，遣回朝鲜国妇女53人，放还添财库夫役2640余人，减厨役6400余人，各寺法王、国师、喇嘛等也减数存留。此外对各类临时征派、采办，也蠲免、停罢了许多。这期间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大事，这就是解决了长期悬而不决的定都问题。
明朝开国，定都南京。成祖夺取皇位后，一来考虑到加强北部边防的需要，二来北平是他的龙兴之地，决计迁都北平，改名北京。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宫殿建成，次年便将首都正式北迁于此。不料迁都未及百日，奉天、华盖、谨身子大殿遭火焚毁，一时间朝廷内外议论纷纷，不少人要求还都南京。成祖力排众议，坚持定鼎北京，但末重修三大殿。仁宗即位后，因他长期在南京监国，对那里颇有好感，便以省免南北转运的浩大费用为理由，下令仍以南京为首都，北京称“行在”。迁都之令尚未实施，仁宗就“龙驭上宾”。继立的宣宗采取中庸态度，仍称北京为“行在”，以示不违仁宗迁都之令，但也不迂回南京，继续以北京为实际首都。正统改元，下令兴修北京城门工程，至正统四年(1439年)完成。这是继永乐之后对北京的再次大规模营建，标志着朝廷已决心彻底解决定都问题。次年春，又开始了重建三大殿与乾清、坤宁二宫的浩大工程，至六年(1441年)十一月竣工。于是颁诏大赦天下，宣布定都北京。几十年悬而未决的定都问题最终解决了。
正统初期的施政方针收到了预期效果，王錡在《寓圃杂记》卷一零中曾评论说：“正统初，太皇太后张氏同听政，元老杨士奇、杨荣、杨博居辅弼，凡朝廷大事皆自三公处分。数年间，政治清明，为本朝之极盛。”表面看来，正统初期朝政稳定，天下殷富，宇内升平，确实是一派太平气象。但是，在这表面繁荣的背后，已潜藏着深深的危机。总起来看，三杨适合作太平盛世的宰相，而缺乏扭转乾坤的才能和极言敢谏的气魄。在他们当政期间，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已显露出来，然而他们身居高位，考虑的是如何明哲保身，对于皇帝的过失不敢苦谏，更提不出解决各种问题的方略，只是一味陶醉于表面的繁荣之中，而任凭大明帝国滑向危险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