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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祁镇-危机四伏

    到朱祁镇统治时期,明代立国已70余年,明初建立起来的各项制度日趋崩坏,社会矛盾逐渐显露,再加上王振逐渐揽取大权,朝政日非,大大加速了危机的爆发。


    在经济方面,土地兼并越来越剧烈,王公勋戚以及缙绅豪民不加掩饰地施展种种手段侵夺公私田地。宗室贵族经常向皇帝请乞赐田,朱祁镇即位后,曾先后赐永和王朱济烺交城、祁县地88顷有余,赐宁化王朱济焕山西太原县古城田60余顷,赐淮王朱瞻墺江西余干县山地420亩,赐襄王朱瞻墡湖广襄阳府所属襄阳各县无税田396、山2所。请乞之外,王公勋贵们还明火执杖地占夺民田,如驸马都尉赵辉听其伯父赵穆嘱托逼取民田3000余亩,并纵其堂兄赵鼎殴死平民;宁国大长公主营建坟圣,占官民田187亩;庆王府在鸣沙州等处占种田1000余顷。面对请乞占夺狂潮,朝廷曾下诏予以禁止,但诏书仅为具文,被揭露出来的占田案件,朝廷均宥而不问。在王公勋戚的引导下,势家豪民也纷纷兼并土地,有些地主乡绅还把一部分土地献给勋威王公,充做她们的亲随和庄头,助纣为虐,倚势欺压乡民。由于此时宦官势力迅速崛起,也加入到掠夺土地的行列中,而且更加贪婪和凶残。正统十二年(1447年),御用监太监喜宁奏讨河间府青县地4l 5顷,朱祁镇虽然感到为难,但又不愿伤他的心,仍赐予近80顷田地。


    平民百姓的土地少了,赋役负担却与日俱增,拥有大量田土的势豪权贵干方百计逃避赋役,把负担转嫁到小民头上。小民无法生存下去,只得背井离乡,流移他方。而逃亡者的赋役不能免除,官府总是强迫见存者代纳,这又把见存者逼上逃亡之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正如一位官员在奏疏中所说:“逃民皆因贫困,不得已流移外境。其户下税粮,有司不恤民难,责令见在里老、亲邻人等代纳。其见在之民,被累艰苦,以致逃走者众。”从《明英宗实录》的记载也可以看出,正统时期的流移人口是很多的,如正统五年(1440年)统计,顺天、保定、河间、永平四府所属州县有饥民1万多户,真定府所属州县有饥民34880户;正统十二年(1447年)统计,山东兖州府所属沂州逃移者5500余户,济南、青州、莱阳、登州四府所属州县逃户甚多,抛荒田地21980顷,诸城一县逃户2400余。面对这种情况,朝廷束手无策。正统九年(1444年),山西市政司治下一个叫王涣的柴夫来到北京,闯长安右门,呼喊着“我处百姓,饿者饿死,逃者逃尽”,要求面见皇帝陈诉,朱祁镇命令把他下锦衣卫狱禁锢。朝廷不是想办法解决百姓无法生存这一现实问题,而是对一个乞求生路的百姓加以惩治,可见政治是何等昏暗。


    深重的社会矛盾,终于以农民起义的激烈方式表现出来。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地区的仙霞岭是银矿产区,聚集着许多流民,他们常武装抵抗官军剿捕。正统十年(1445年),浙江庆元人叶宗留等率矿工起义,但被镇压,他率余众逃出,于正统十二年(1447年)又在福建政和、浙江庆元发动起义,转战于闽、浙、赣三省交界地区,众至数万人。次年,福建沙县佃农邓茂七号召农民不给地主送租谷,不向地主交纳鸡鸭等“冬牲”,地主向县里告状,县里派巡检来逮捕邓茂七,邓茂七遂率人民起义,称铲平王,队伍很快即达数万人,攻占20余县。叶宗留、邓茂七两支队伍“互为声援”,给明军以重创。明政府以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保定伯梁瑶、平江伯陈豫为左右副总兵,刑部尚书金濂总督军务,太监曹吉祥监军,率领京营及江西、浙江诸处大军前往,才将起义镇压下去。与叶、邓起义同时,广东南海县人黄萧养也领导了一次农民起义,他自称东阳王,最盛时队伍达l0万人以上,坚持到景泰初年才遭失败。


    东南不靖,西南也不安宁,麓川宣慰司出现了叛乱。这里与缅甸毗邻,元朝时被征服,设置宣慰司,明朝因袭未改,由部族首领担任宣慰使之职。永乐十一年(1413年)思任发继任宣慰使,他野心勃勃,逐步扩展自己的地盘。正统二年(1437年),他正式举起叛乱旗帜,朝廷派兵镇压,起初军事行动受到一些挫折,但到正统五年(1440年),黔国公沐昂与都指挥方演、柳英率领的部队终于占取优势,思任发表示愿意向朝廷进贡谢罪。在廷议时,有些人认为最大的边境威胁还是来自蒙古,对思任发应以招抚和防守为主,不要兴师动众。王振却另有订算,想通过用兵的胜利提高自己的威望,决意进剿麓川。原在甘肃担任防御蒙古重任的总兵官定西伯蒋贵调任征蛮将军,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向麓川进发,四川、贵州、湖广的15万士兵被调来增援,但用兵1年,没有结果,只得班师。正统七年(1442年),蒋贵、王嘱再次征剿麓川,这次虽然也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深入高黎贡山,占领了思任发的大本营,思任发逃入缅甸,几年后被缅甸人交付明军。思任发的儿子思机发屡次遣使入贡谢罪,王振却要“尽灭其种类”,于正统十三年(1448年)命王骥率13万大军再次进攻。王骥虽然击溃了思机发的部队,但并未能真正平定这一地区,思任发的少子思禄被推举为首领,继续作乱,王骥只能承认思禄事实上的统治地位。麓川用兵代价极高,“老师费财,以一隅骚动天下”。


     四方多故,而此时明朝的军事力量却不容乐观。明太祖建立卫所制度,寓兵于农,且耕且守。但从宣德时期开始,军田多被军官豪门占种,正统时期尤甚,屯田收入已无法满足军需,政府不得不按年向边军拨补边费年例银。士卒逃亡的现象极其严重,据正统十三年(1448年)兵部奏报,需要清勾的逃故士卒竞达66万余名。山东某百户所的120名士卒,逃得仅剩下1人。没有逃亡的士卒,又多被军官占役,如镇守延绥都督金事王祯私占官军350余人,宁夏总兵管官私役精壮官军4000余名,荒废了军事操练。军队的武器装备也令人忧虑,不仅严重缺乏,而且质量极差,敝不堪用。武备废弛至此,战斗力自然极低,当蒙古瓦刺部大入侵的时候,明军的溃败也就势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