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达延汗以后，蒙古社会内部相对稳定，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各部都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财富，特别是畜牧业的发展，使蒙古迫切地产生了希望同邻近地区进行和平和市的愿望。他们理所当然地选择南邻明朝为最理想的对象。但是在一个世纪前的“土木之战”中遭到惨败的明朝统治者仍心有余悸，对蒙古仍然采取闭关封锁、拒绝贸易的态度，从而导致了双方矛盾的升级，终以兵戎相见。
公元1541年和1542年蒙古两次派遣石天爵等人为使臣出使明朝，要求同明朝进行互市贸易。明朝不但拒绝了蒙古互市要求，而且杀害了全部的蒙古使臣。这一举动激起了蒙古人的愤怒，并对明朝采取了报复行为。此后蒙古不断的向明朝派遣使臣要求和谈、休战为和平互市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可是明朝却置之不理。
直到博迪拉克汗逝世后，阿勒坦汗于1549年派兵到宣府镇外将一封类似最后通牒的信射入明朝军营。信中威胁说，如果明朝仍然顽固拒绝互市，蒙古军就将挥师南下，兵临北京抢掠，明朝仍然对此不予理睬。
公元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6月，蒙古派兵进攻大同境内，同时将精兵健马埋伏于沟壑之中，并且以百余骑老弱骑兵往来诱惑明军。大同总兵张达出城追击，蒙古伏兵四起，箭矢如雨，张达被击毙，副统兵林椿振为营救张达也被杀死。张达、林椿振都是骁勇善战的猛将，蒙古军首战即击毙二人，士气大振，自威宁海移驻断头山，调集十余万大军打算深入关南。
仇鸾接任张达为大同总兵。7月蒙古军再次来犯，仇鸾派心腹送重金给阿勒坦汗，与蒙古军队盟约不再进攻大同，于是蒙古军队向东挺进，仇鸾假装援助京城，明世宗对其大为赏识。
8月14日集合于滦河、以马吐河和以逊河流域的蒙古大军，顺潮河川南下，直逼古北口，进攻关城。明将蓟州巡抚王汝孝迎战，蒙古骑兵退却，诱敌军追击。趁此时机，阿勒坦汗率精骑从防御薄弱的黄榆沟破墙而入，从背后攻击王汝孝，明军大败。蒙古军队顺利南下，经怀柔（今北京怀柔）、顺义（今北京顺义区）长驱直入。17日抵达通州（今北京通州区）。
自1449年的“土木之变”以来，北京百年无警，现在三日之内蒙古大军突然兵临城下，明朝大乱。明世宗急忙调集各地驻兵保卫北京。18日，仇鸾率大同兵二万最先到达，摆阵于通州河西，保定巡抚杨守谦也到达，扎营于东直门之外。接着河间、宣府、山西、辽阳诸将也各率兵先后赶到，共七镇五万余人，人心方定。明世宗拜仇鸾为平虏大将军，总领各路兵马，分别把守北京各门。由于是便仓促，各路兵马都未及准备，粮草一时无从筹措，士兵只能以饼充饥。
20日，蒙古军队自通州渡河向西，前锋七百余骑到达安定门北面的教场，分别掳掠了北京近郊的西山、黄村、沙河、大小榆河等处。仇鸾则不敢正面出击，不断的与蒙古军联络，以求自保。
21日，蒙古兵放回了在湖渠马房内捉到的御厩内官杨增。阿勒坦汗让他进城向明朝递交一封信。信中要求明朝只要答应同蒙古进行互市贸易，就可撤兵拜师，蒙古军队咄咄逼人。但即使处于绝对主动的地位，没有攻城也没有提出“与我大都”的要求，表明他的目的，的确仅仅在于通贡互市。明世宗立即在西苑召集大学士严嵩、李本，礼部尚书徐阶，问到如今之事当如何应付，严嵩仍然反对同蒙古进行和平互市，但徐阶建言如被逼同意，有失明朝的颜面，可借口“其书皆为汉文”难信，要求蒙古军队先撤兵，“另遣使赍番文，回大同守臣为奏，事乃可从”。刚愎自用的明世宗至此一无所错，只有同意徐阶的主张。
23日阿勒坦汗向白羊口方面撤退。当时大雨弥日，千里之内，泥泞难行。蒙古军认为白羊道狭窄，怕明军设伏偷袭，中途掉头，一半由高岸口、镇边城等处，一般由古北口旧路全部出边。人马疲乏，皆不成军，这已经是28日。各州县报，被蒙古军队掠夺的人畜达二百多万。1550年是干支纪年法的庚戌年，历史上将这次蒙明战争称为“庚戌之战”。这次是继1449年也先太师在土木大胜明军近一个世纪后，蒙古对明朝又一次重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