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游牧文明的城市和建筑体系的特质
    包慕萍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建筑史博士（东京大学）
    研究方向：亚洲建筑史
    摘要
    本文首先分析了游牧文明的建筑体系具有标准化、通用化和可再利用的现代性，指出蒙古包何时形成标准化的尺寸体系与生产体系是今后建筑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其次，笔者提出游牧文明下的城市现象的存在，总结了它的移动性、多核心构成的城市圈的特性，评价了元大都胡同交通体系的创造来自游牧文明。最后，笔者指出信息时代为城市脱离土地的束缚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加之减轻地球环境负荷的现实需要，这样的时代背景正是研究游牧文明城市和建筑的现代意义所在。
    
    游牧社会积累了生产技术、生活方式，而且这些技术、文化可以超越单一民族的范畴，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应用，这就构成了游牧文明。游牧文明的特征决定了其城市和建筑的特质。
    众所周知，游牧社会的主要生产物为五畜，且不靠圈养，通过有效地利用草原有限的环境条件进行移动式放牧。由于牲畜的存在、移动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需求，在游牧社会创造出了与之相应的可移动的城市和建筑体系。下面就建筑与城市体系做一分析。
    1．建筑体系的特征
    (1)建筑生产的标准化
    人们熟知的以家族为单位的居住建筑--蒙古包是可移动建筑的代表。由于这个建筑体系成熟得很早，而且经常以单体出现，因此，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它代表着一个完整的具有现代性的标准化了的建筑体系。蒙古包以木结构的空间框架为结构体，以毡子、毛皮等做外围材料，使用各种材质和宽细的鬃绳连接结构体和外围饰材。使用牛键子或者牛皮条做固定哈纳结点的皮钉等。除了木材以外，其他的"建筑材料"全部是畜牧业的产品，而且它们是柔性材质，容易移动和不易腐烂。可以说，它们是彻头彻尾的游牧文明的产物。
    目前，具体在什么时候形成了陶脑、哈纳、乌尼杆等构建和尺寸的标准化，还不得而知。根据蒙古国学者迈达尔对蒙古包建筑史研究的成果，最迟在15世纪已经形成了蒙古包建筑的标准化。那么，标准化的模数尺度是什么呢？如中国内地建筑以"间"为计量单位，蒙古包的建筑计量单位是"哈纳"。因此，当代的牧民在描述自己家大小时，会说5个哈纳，或者6个哈纳。哈纳是蒙古包壁体标准件，它们围合出蒙古包的周长。它不是面积，也并不是柱间距，而是周长的几分之一。最小的蒙古包为4个哈纳，大型为12个哈纳，比12个哈纳还大的蒙古包结构，往往是贵族的居所或者是宫殿，只有这类巨大型建筑，才使用柱子。
    笔者于1999年对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蒙古包场的工匠进行了采访。从中了解到，解放前蒙古包匠人都是按照部件划分职能的，如陶脑木匠、哈纳木匠等，并且是家庭制作。牧民必须从不同的木匠手中买到各部件，然后组装。这就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专业木匠们虽然各居一处，独自地制作各个部件，但是他们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化尺寸体系，否则蒙古包不可能装配成功。那么，是谁制定了这个体系，又是什么时候形成的？目前还没有非常准确的史料，但是，客观上这个标准化的体系是存在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蒙古包制作的过程中，木匠们以什么尺度来计量长度单位？如中国木结构建筑因时代不同而使用唐尺、元尺、明尺、清尺的营造尺。知道了使用的度量衡，才能设法研究蒙古包结构体系的尺寸关系。从中找到建筑中常用的比例尺度，继而可以找到蒙古民族建筑艺术里的"黄金分割比"，如果此类的发现多了，说不定继而可以总结出蒙古建筑的美学思想。
    可惜，笔者采访正蓝旗蒙古包场的工匠时，因他本人是解放初从河北逃荒而来，因此不知道蒙古木匠使用什么营造尺。他们工厂的蒙古包制作尺寸最初延续传统的尺寸体系（虽然不知以什么尺寸为基准，但是有传统的数据），在1998年时才改为厘米制。
    还值得注意的是，蒙古包虽然外观是圆的，但是除了天窗以外，它的结构部件没有一个是弯曲的（哈萨克蒙古包除外），全部是直线。特别要强调的是，它不是穹隆结构，而是空间网架结构。即垂直的哈纳与乌尼杆是折线的关系。这并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然而，在内蒙古现代建筑追求民族风格时，往往做几个"穹顶"放在建筑的屋顶上，实例如内蒙古博物馆、人大政府机关大楼等，来表现蒙古包的意向。甚至目前愈演愈烈的草原旅游村或者是"蒙古大营"，竟然用砖或者混凝土做出类似穹顶的造型（笔者设想政府是否可以设立建筑管理条例，草原旅游度假建筑不允许建砖或者混凝土结构的假蒙古包。如果使用真蒙古包，不仅保持文化原状，而且还可以促进蒙古包的生产。并且环保，利于草原环境保护）。且不说这种附加装饰的做法不符合游牧文明排斥多余部件，要做到彻底地"轻装"合理主义思想，而且即便是同意以这种装饰达到象征主义的表现，其手法也反映出设计者根本没有理解蒙古包的结构特征，对蒙古包只有远视的印象才导致这样的错误。而在蒙古国也有尝试在现代建筑中反映蒙古包的艺术形式，那里都是折线形的屋顶，表明他们对蒙古包结构的理解深度。在呼和浩特只有1950年代建造的说书厅的屋顶是正确的模仿，可惜如今它已经被外部装修包裹起来。
    其实，蒙古包的特质并不只在于它的圆形外观上。更为根本的是它原理性的平面构成，从天而降的光线，以及它的移动性与再现性。世界级建筑大师安藤忠雄注意到了前两个特性，他在电视上或者讲演中，经常把蒙古包与被称为是世界建筑几大杰作之一的古罗马万神庙放在一起，解说两者之中体现出的平面之单纯性与完整性的共性，以及从唯一的顶部开口照射下来的光柱的象征性，称赞它们体现了建筑空间构成以及建筑用光的本质性原理。把直径4米的单薄的蒙古包和直径43米的巨大空间的万神庙放在一起来讲解共同的建筑原理，可见大师的理解力的底蕴，通过大师的指点，我们可以理解蒙古包之单纯中的极致。另外一位世界级建筑大师伊东风雄则从蒙古包的移动性受到启发，于1985年针对日本走向消费社会，出现脱离农业、脱离土地、家族关系趋向个体化的社会现象，提出了似服装一样可以"穿着"、可以携带和移动的"东京游牧少女的蒙古包"的居住提案。以上两个实例，都是国际建筑师对蒙古包建筑特性的理解和实践。
    本文重新强调蒙古包的建筑特质，意在建筑史中对蒙古包的研究不能永远停留在中国民居研究中一个类型的概述水平上。它的标准化体系何时形成，它有着如何的模数尺寸体系，它的生产体系如何确立？这些都是值得今后深入研究的建筑史课题，是解析游牧文明的建筑体系的关键。只有深入地进行了研究，在对它的现代运用上才会出神入化，不再仅仅局限于外观意向。
    （2）．建筑功能的通用性
    由于移动性的要求，建筑要做到轻、小，易于搬运。家庭不能有过多的家具、什物，要减少到最小限。因此，家具以及工具等都要做到一物多用，达到家具和工具的多用性和通用性。并且，厨具多是木制的，以达到轻便、易于携带、不易破碎的要求。这些性能在蒙古包的结构体及维护体上都有具体体现。例如，勒勒车没有车底板，搬家时收缩起来的哈那壁铺在勒勒车辕子上就起到车底板的作用，化负担为结构体。哈那壁收拢后的宽度为一尺余，大小与重量控制在一个人能轻松地搬运的幅度等等。
    蒙古包是游牧社会的基本建筑类型，由同样的结构方法构成衙署、法院、寺庙甚至宫殿等建筑类型。这类空间结构跨度巨大的建筑类型，虽然目前没有实例，但是大跨度结构蒙古包式衙署、寺庙、宫殿的记载可以在很多文献上得到印证。实际上，两者的不同之处只在于空间的大小，即结构的大小，并没有使用功能上的严格区分。也就是说，在蒙古游牧社会中，形成了建筑部件标准化、建筑使用功能通用化的建筑体系。由于使用功能的通用性，游牧社会没有形成严格的建筑类型的区分。如农业社会常有的宗教建筑、宫殿建筑、居住建筑等在外观上就能明显的区分出来，而游牧社会的建筑功能区分往往不是在建筑形体上表现出来，而是通过规模的大小及使用附加的装饰物表现其功能。
    游牧社会中不仅建筑类型分类不多，而且，同一建筑类型中没有森严的等级制度。例如，中国建筑史中论述的建筑等级，那是农业文明背景下的汉文化之建筑制度产物，并不是游牧文明中应用的建筑制度。而游牧文明下的宽松的建筑等级制度的形成，又来自于游牧社会本身。因为，游牧社会的主要财产是活着的家畜，财产是活物，就不能像农产品那样储藏。而且，即便是有成千上万的家畜，一次雪灾可能就让其所有畜产在一夜之间死亡，而农作物灾害所受的影响仅为当年。因此，游牧社会的财富积累总会受到恶劣的自然条件的抑制。这就导致游牧社会的富人和贫民之间的身份流动性很大，贫富的差距没有农业社会那么巨大及固定。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因此不需要反映身份等级严格的建筑等级制度，继而建筑不仅在空间结构上，在社会身份的层面上也能达到使用功能的通用性。而标准化和通用性正是游牧文明中孕育出来的建筑体系的现代性。
    2．城市体系的特质
    游牧社会不仅创建了可移动的建筑体系，而且还创建了具有移动性的城市体系。以往的社会学或者历史学者在定义城市的概念之时，提出只有农业文明才有城市出现。如果，这种定义中的城市，是专指定居的、固定在一个基址上的城市的话，是正确的结论。然而，如果把游牧社会保持一定的"城市"空间构造，而不断地移动其位置的"人类建筑（包括蒙古包）积聚空间"也包括进去的话，以往的"城市只是农业文明的产物"的定义就是片面的结论。
    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相比，具有人口稀少的特点。但是，无论人口怎么稀少，游牧社会中也是有人群集住的现象，这种集住地在蒙古语里称"库伦"、"浩特"或者"巴剌哈思"，除了"巴剌哈思"是外来语，前两者都是蒙古固有的称呼集住地的名称。"库伦"从军事行军驻营的形式演变过来，因此，库伦的城市形态往往是圆形的。而"浩特"原指牧民集中在一起进行协作生产时的集聚形态，之后演变为城市的意思。其实，笔者在描述蒙古城市的时候，更偏向于使用"都市"一词。因为汉字的"城"总会让人联想起有城墙的城市意向。正如说文解字中解释的那样"城者，盛也"，先建好城墙为容器，再把居民装进去。而游牧社会的都市不是固定在土地上的一个容器，而是人群集聚在一起的群体居住空间，重点在于"聚"，而且这个"聚"是动态的。所以，都市一词更符合蒙古的"城市"状态。
    （1）移动的城市体系
    游牧文明中的城市形态有两种起源。一种是不经过农业定居过程，直接因为某种城市性功能吸引人群的集中从而形成城市。另一种是草原上出现农耕活动，产生以游牧为主、农耕为辅的生产条件下的城市形态。
    成吉思汗于1220年定都哈剌和林时，没有建造有城墙的城市，那时蒙古帝国的首都应该是可移动的、以蒙古包为主构成的城市形态。创建了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他的斡耳朵ordo宿营地的人口集聚程度以及城市性功能应该能够被认为是一个都市。正如鲁布鲁克记录了拔都汗的宿营地--由毡帐构成的城市一样，成吉思汗的宿营地的集住状态应该有过之而无不及吧。哈剌和林于1235蒙哥汗时代始建有城墙的城市。
    可以移动的蒙古城市形态最后一个实例是今乌兰巴托的前身大库伦。据记载，从1719年到1735年的16年间，它移动了11次。从乾隆元年的1736年至1778年的43年间，它移动了9次。
    城市整体都搬家了，即使城市空间结构和搬家以前基本一致，还可以认为它是同一个城市吗？当时游牧社会的人们对这种经常移动的库伦或者浩特，认为是同一个城市。比如，大库伦开始时驻营于哈剌和林附近，中期北上恰克图附近，1778年才定居在现在的乌兰巴托立址之地。但是它是政教最高领袖哲布尊丹巴的都市，它的名字也从来没有变，一直是大库伦。所以，我们可以定义它为同一个城市。而且，即使是农业社会的定居城市，它的确是固定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城市的所有功能都随着时间而变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2）复数功能核心构成的城市圈
    在1235年以后，复数的不同功能的宿营地、据点、定居城市互补地构成一个都市圈的现象在蒙古高原上广泛出现。最著名的就是元大都与上都，两者功能互补，构成一个城市圈。
    上都的存在意义不仅在于单纯的避暑功能，如果它仅仅具有避暑功能的话，它的地位用住宅来比喻也就是一个别墅。从王城的角度来看，则不过是两京制中处于附属地位的陪都。可是，上都不仅仅承担着休闲的功能，它是面向蒙古帝国在蒙古高原以及中亚、西亚的政治核心。这些国家的使节都来上都进行朝贡。而且，从5月到11月首都功能实际在上都。除去路上移动的两个月时间，大都和上都承担的首都功能是对等的。所以说，两者一起构成了一个具有复合功能的城市圈。
    此类城市实例还有很多，如忽必烈汗三子安西王的冬宫京兆（斡耳朵）及其在六盘山夏营地之间形成的城市圈，以及以应昌、义州、永昌等为核心的各王家的城市圈（参见杉山正明1995《忽必烈的挑战》）。
    （3）定居城市中胡同体系的创造
    元大都城市规划的非凡创造吸引着不同国籍、不同世代的学者们倾注心血地研究它。但是遗憾的是，除了极个别的学者注意来自游牧文明的影响之外，大多数的学者们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周礼考工记》对它的影响。又由于长安"城坊制"的影响，更多的论文在探讨"坊"。但是，大都的坊与长安的坊完全是两回事。长安的坊有坊墙围着，并且有严格的作息时间管理。整个城市是由封闭的、互不通融的独立的坊的单位构成一个分节式的城市整体。而大都的坊是开放的，没有围墙的束缚，坊变成了内在的社会组织，而不是硬性的建筑构件，而且东西相通的胡同把城市交通引进了坊的内部，每一户居民通过胡同的连接融合到城市之中，而不再是以一个坊的单位参与到城市之中。
    元大都规划并不是单纯的汉文化的产物，它是在当时国际化人才参与下出现的多元化文化的产物。例如，西域大食人也黑迭尔被任命为大都工部"茶迭儿局"的长官。"茶迭儿"即指庐帐。元在至元3年定都于燕，同年8月也黑迭尔带领着"诸色人匠"开始工作，"指授肱麾、咸有成画"（见"马合马沙碑"）。工部设立的庐帐局，正是大都规划中导入游牧城市知识积累的正统渠道。
    大都在城市规划中首次出现的胡同规划，正是来自游牧文明的创造。正如胡同一词来自蒙古语一样，胡同的交通规划的原型是蒙古宿营地中的交通路径规划。在契丹、金时代的游牧民宿营地的交通规划中，就可以确认胡同式的交通。即使是在现代蒙古国由蒙古包构成的城市街区中，我们可以看到和北京胡同街坊极为相似的交通和土地划分方式。当然，两者的关联还需要今后进一步的深入调查和研究。
    3.结语
    对游牧文明中结晶而成的城市与建筑体系的研究，不仅仅具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因为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走到了城市可以摆脱土地束缚的历史时期。以往在城市中才能享受的功能，通过信息网络的联系，消除了距离的隔离作用。所以，今后过大过度集中的城市形态并不是人类城市的发展方向。因此，多核心、分散且联合的游牧社会的城市体系研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地球环境负荷沉重的今天，建筑的轻量化，通用化和再利用是减少建筑垃圾，减轻环境负荷的必然趋势。那么，"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明正是减轻环境负荷的历史先辈，它的城市和建筑的理念应该会带给我们许多启示。比如，有期间限制的世界博览会建筑在规划之初就提出轻量化、再利用和可拆装的指标要求。
    
    作者：包慕萍
    性别：女
    工作单位：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第五部村松研究室
    职称：研究员
    联系地址：153-8505东京都目黑区驹场4-3-1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Bw701
    信箱：bao@iis.u-tokyo.ac.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