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说背后
      文/杨献平
      十年前，在山丹路易·艾黎博物馆，蓦然看到一柄匈奴弯刀和一支残缺鸣镝，锈迹斑斑，内里泛红，在不怎么明亮的灯光下，像是层层泛起的黑色肉痂。这两种冷兵器在当世的激烈的暴力体验，已经与那些被它割断的生命浑然一体。可以说，它们的本身就是一种真实的历史，承载自己，也承载匈奴所有的逝者及其亡灵——真相不断损耗，灵魂却会越来越清晰。
      再后来，与朋友两度登临焉支山。一次是盛夏，牧歌之上，山地浩荡，峰峦迭起。匍匐的青草在无声流水的周遭蓬勃，青翠、柔软得令人心疼。站在任何一座山丘上，极目远望，浑圆的苍穹澄碧如洗，不断飞临的鹰隼发出骄傲、嘹亮的叫声；犹如岩石的羊群，在生死间咩咩而鸣。放养它们的人穿着厚厚的大氅，细线一样的辫梢刀锋一样晃动。
      一次是初秋，满山的油菜花黄得铺天盖地，置身其中，就像瞬间跌落在黄金堆砌的梦境。笨拙的旱獭在草丛中奔跑，响亮的云雀一次次把闷头采蘑菇的妇女惊醒。激烈鼓荡的风中，耳边一次次响起匈奴古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这歌声有着无尽的悲怆力量，令人不自觉地想起那些曾经在焉支山上纵马奔腾、蹲在牛马胯下挤弄奶水、骑马射箭、在马背、草丛和雪窝中端坐、抬头望天等典型的匈奴生存风景。
      晚上，在一位诗人朋友的书房，我做了一个梦：一个背挎长刀、骑马射箭的人，从一片松树林疾驰而来，马蹄溅起黑泥，一边弯弓射击，嗖嗖的响箭穿过透明的空气……醒来，夜幕漆黑，从焉支山吹来的风灌入窗棂，歌声一样浇澈灵魂。
      随手拉了稿纸，我在诗歌中写道：“焉支焉支。小小的匈奴/佩戴焉支的匈奴，风中的闪失/没有人的深夜，羊皮，帐篷和松脂灯/单于那挂马鞭，长过了黎明……”匈奴，这是一支饱含苍狼习性、掠夺和杀伐欲望的远古民族，他们在蒙古高原艰难地生存、崛起、强盛和败退，乃至消亡。他们的历史就像整个人类的命运，在马蹄和长刀、鸣镝和木车轮番倾轧的高原上，所有的事实都被时间淘洗成了乌有的传说。
      在内心，在灵魂，我想我一定与匈奴有着某种联系，它不直接，却若隐若现；它无证见，但与我有着神启般的辉映。匈奴人的苍狼习性是群体性的孤傲之诗。夜里，在空旷的河西走廊，四边都是寂静，风中的尘土打疼脸庞。众多的坟冢、墓碑之下，沉睡的不仅仅是当世之人，更多的骨殖和灵魂下面，还是骨殖和灵魂，在不知不觉间，成为遗忘的战利品。
      在蒙古高原和河西走廊的每一处，我几乎都能从嗅觉甚至灵魂中找到属于匈奴的气息，甚或触摸到他们的勃勃心跳。但在前人笔墨下，匈奴始终透着一股“被记述”和“被偷窥”的轻蔑与妄断。司马迁却是一个例外，《匈奴列传》摒弃了作为当时的先进文化持有者的优越感，从低处或者对面，记述了自淳维至且鞮侯单于时期的匈奴历史。它是早期汉文化与草原游牧文明的一次自觉比对和映照。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司马迁），这种说法似乎更贴近匈奴起源事实。至于黄帝战蚩尤时的“趁机南侵的荤粥”，可能是斯时生活在今河北与山西交界地带的另一支游牧部落。
      设若司马迁的记载准确无误，那么，在纪元前1600年左右，作为夏桀子孙的淳维及其族众流徙北野、繁衍生存的历程，在今天，很难被猜想出来，由此也可推断，以美色祸乱国家的一代妖后妺喜，也应当与匈奴先祖有着密切的关系。“鸣条之战”后，夏桀被汤放逐南巢，“三年而亡”。其子率众北徙，在今宁夏银川及中卫一带安顿下来。
      在匈奴这段历史当中，有两个人的身世和故事扑朔迷离、匪夷所思。其一便是《列女传》“美于色，薄于德，乱淫无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剑戴冠”的妺喜，这个以奇技淫巧乱夏朝纲，令夏桀倾全国之力，造倾宫瑶台与酒池，供其淫乐的“孽嬖”。出身一定曲折离奇，且充满玄幻意味。
      另一个是“淳维”。作为夏朝合法继承人，在国破之际黯然率众北走，在亘古荒蛮的塞外之地，若非强力武功，智慧谋略，一个破落的亡国太子，何以能在汤之势力外围，酷烈荒蛮之地引众而生，不至灭绝，且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元气，并频频兵犯旧国、攻杀掠夺，参与中原王朝的政权更替呢？
      可惜的是，因为“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淳维到头曼，一千多年的匈奴历史，从来没被详细记载过。若再联系匈奴“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传统习俗——那么，妖后妺喜与先祖淳维之间，肯定不会是一片空白——在早期蒙昧如初的蒙古高原，妺喜与淳维，一定一起演出过一场至今鲜为人知的传奇大戏。
      苍茫无际的北部边疆，风吹万里，盐泽广袤，一支逃匿的部族，在艰绝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其情状一定丰富曲折，悲怆且又极其隐秘。后世之人，即使穷尽想象，也难以企及真相。
      东周末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申侯联合犬戎（匈奴别支），在临潼击杀周幽王和褒姒，拥立太子宜臼为周平王；重耳在晋，为求平安，与周边夷狄通商、通婚。匈奴四处掳掠侵犯，唯有秦昭襄王、燕国秦开、赵武灵王、李牧等人将之成功击退。公元前216年，头曼为匈奴单于时代，将兵袭击和掳掠秦之代郡、云中、陇西、五原等地。次年2月，秦始皇令将军蒙恬将兵30万出塞，以潮水之势，鲸吞匈奴。头曼不敌，引众后撤千余里。秦国迅速移民屯边，修筑亭障和围墙，将匈奴之地开垦成“坚实的移民区”。
      李牧的命运似乎更牵动人心、令人惋惜。这一位样貌丑陋，于匈奴地长大，深有谋略的“战神”，对匈作战时采取的“高墙坚壁，不令所获”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为赵国积蓄了充分的战争储备。其一战而退匈奴十万，最终却被秦军“反间”、被赵幽穆王赐死的命运，至今叫人唏嘘长叹。
      秦匈之战中，将军蒙恬的命运最值得怀疑和虚构。按常理，一个智谋过人、志气勇决的将军，在始皇帝驾崩、太子扶苏自杀之后，绝不可能就此成擒，回到咸阳，被迫“吞药自杀”。按我的想法，斯时，蒙恬一定趁人不注意，携扶苏尸首远遁塞外，避于漠野，且与匈奴及冒顿单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此，最有力的证据是，从冒顿“鸣镝弑父”、“马踏东胡”、“击逐大月氏”、“白登山围困刘邦三十万大军”、“经略西域”等一系列非凡武功作为中，依稀可以看到蒙恬谋略的影子。
      将匈奴带入鼎盛时代的冒顿，其武功作为，乃至对匈奴后世影响，似乎是成吉思汗的前世景象的翻版。两者时隔一千多年，但并不影响这两位“蒙古高原一代天骄”的命运重叠和相互映照。其被质于大月氏而“盗其善马，骑之亡归”，乃至“鸣镝弑父”后的一系列非凡作为，不仅惊心动魄，充满传奇，且留给人巨大的想象空间。刘邦和吕雉，与冒顿显然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假使汉武帝生在冒顿时代，卫青与霍去病，乃至其将领们，面对的敌人不是匈奴的军臣和伊稚斜单于，而是冒顿，那么，发生在公元前200～100年间的汉匈战争不仅会更加精彩、残酷和暴力，且结局也会大出意料。
      当是时，冒顿治下的匈奴，刀锋之利，马蹄之远，蒙古高原及中亚一带，显然无出其右。尤其是冒顿晚年，冒顿派遣其子稽粥（老上单于）对河西走廊大月氏和西域“城廓诸国”的军事冲击与控制，可以说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一次深刻翻犁，是东亚游牧部族对世界文明的一次强劲推演——并“由此产生了发端于亚洲高原的有史记载的第一次各民族大迁徙。”（《草原帝国》）
      刘敬倡导的“汉匈和亲”，实际上当是亚洲两个军事强国——狼与羊之间一曲时断时续的圆舞曲。尽管汉匈翁婿相称，但匈奴之“引弓之国”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对汉之“冠带之室”的侵掠。
      被称之为“盗寇之国”的匈奴，自古来“以力为雄”、“以战止战”、“以战养生”，“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他们是草原上席卷不息的狼群，是蒙古高原第一道绚烂闪电。他们敌人的头颅挂在马鞍和马笼头上，割下敌人头颅，沿“眉毛”处锯开，作为饮酒的器具（老上单于即用此法把月氏王的头颅做成了镶金酒器）。“他们每一个战士的坟堆上，围着的石头数量与其生前斩杀的敌人数目成正比”。（《海市蜃楼中的帝国》）
      刘邦死后，冒顿使使对吕雉所言（“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最是出人意外，强悍嗜杀冒顿，竟也耍小孩脾气，调皮得令人忍俊不禁，另眼相看。景帝死，武帝继位，但“文景之治”后的西汉，迅速在“七王之乱”、“两越反汉”及远征朝鲜，乃至匈奴长期作战中，耗尽了积蓄百年的“元气”。拓疆殖土，是汉武帝令后人最常念及的功绩，但西汉败落也由此始——公元前133年，“马邑之谋”胎死腹中，大将王恢自杀，军臣单于仓皇撤离险境，几年间不曾马寇汉边。此后的匈奴，似乎觉得了一种必然的宿命，内部的政治纷争和权力争夺萌芽初露。
      横空出世的卫青及霍去病，他们的战功令人怀疑。尤其是霍去病，何以八百人而击杀匈奴五千人？匈奴“来如飞鸟，去如疾风”，是闪电战的真正发明者和娴熟运用者，且极善于组织大规模野战和运动战。霍去病再勇决，在以人数多寡为胜败主因的冷兵器战争当中，处于数万军阵，也难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即使五千人任其宰割，短时间内也难以砍杀殆尽。
      西汉对匈奴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张骞。张骞及其主要随从的勇气，最终取得的“外交”成果，显然是西汉对匈奴决战决胜的重要的潜在因素。张骞的功业完全可与汉武帝、亚历山大大帝并驾齐驱，甚至比之更为至伟和卓越。他掀开的是整个世界，看到的是比西汉更广阔的生命存在，也使得中央帝国第一次拥有了一双观照整个人类和文明存在的崭新眼睛。而匈奴最终失败，更多的原因来自内部。冒顿缔造的那种一个人能力为主要因素的“强力”统治，乃至家族及个人权威、韬略与个人魅力的逐渐丧失，使得自古“以力为雄”的匈奴民族内部权利分散，争夺者目光短浅，为一时之权欲相互倾轧和杀戮，最终导致王侯离心，叛变降汉。各部将领纷纷自立，内部混战——最终只余下呼韩邪、郅支骨都侯两支规模较大的势力——呼韩邪势弱，听从其岳父乌禅幕言，与汉和解并依附，借汉军击杀郅支骨都侯单于所部。
      这显然是西汉“统战”的结果，扶持一方，打击一方，使匈奴内部战乱不断，大幅削弱匈奴实力，达到“以匈制匈”的战略目的——呼韩邪与郅支骨都侯单于（呼屠吾斯）同父异母。前者以依附的方式，获得与北匈奴对抗的军事力量；后者以不妥协的孤傲和决绝，在西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激烈反抗。远走西域后，呼屠吾斯先是借居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而后图之，建郅支城，却终被汉与乌孙、康居等联军大火焚烧，呼屠吾斯被汉军当场击杀。翌日，陈汤和甘延寿即将“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挂于城墙。
      至此，匈奴在东方的历史逐渐暗淡，以致同化、融入汉民族，最终无声无息——尽管公元4世纪后，郅支骨都侯单于子孙又在中亚及欧洲强盛一时，甚至出现了比冒顿更为强悍、嗜杀、勇猛的“上帝之鞭”阿提拉，但由于匈奴民族只知暴力侵犯，“毋文书”、少文明等等原因，终究还是像一抹嘹亮的炊烟，在人类的天空消失得干净而又彻底。
      匈奴这一连串的命运变迁，似乎高空鹰羽，在辽远时空中若即若离。有时候，我觉得，这些人其实并没有消失，单于们裹金的尸骨或许还在蒙古高原某处深深埋葬，上百万的匈奴灵魂还像旧时一般，在大地和高空俯瞰和游荡。（本文部分图片来源于《中国国家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