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1190--1257，即金章宗元年——元宪宗七年），字裕之，晚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秀容韩岩村（今山西省忻州市）人 ，鲜卑族，原是北魏皇族拓跋氏的后人，其祖先在跟随魏孝文帝南迁洛阳后改姓元。元好问是金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有“淹贯经传百家，诗文为一代宗工”和“兼通九数天元之学”的文理兼通之美称。1221年金宣宗兴定五年中进士，曾任国史院编修、南阳令、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元好问作为一代不朽的文冠，在诗、词、文、曲、小说等方面均有很高造诣，而其中尤以诗歌的成就最高。此外，元好问还擅长于历算、医药、书画鉴赏、书法、佛道哲理等学问，他长于社交，交友广泛，在当时还被看做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

    元好问出生在一个金代的封建官僚家庭，他的高祖元谊曾在北宋宣和年间担任忻州地区的神武军使，从那时起元家便世代定居在忻州。他的父亲元德明一生不问仕途，却对文学充满兴趣，他擅长写诗，在当时很有名气。元好问出生后仅七个月，便过继给了他的二叔父元格。元好问五岁时，元格任掖县（今属山东）县令，他便跟随叔父住在那里，并开始学诗。到了七岁的时候，元好问便以能赋诗而才惊四座，在当时被誉为“神童”。元好问十四岁的时候，跟随叔父到陵川县赴任，曾从师于号称“词林之英杰”的名学者郝天挺（字晋卿）学习诗文，为以后的文贯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初试科举未中，但这一时期多遇名人指点，文学修养大为增长，他二十岁时写的《箕山》、《琴台》等诗，曾名震京师。

    元好问二十一岁时，叔父元格病逝，他只得护送叔父的灵柩回到秀容老家料理丧事。这时正值蒙古军南侵，山西各地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为躲避兵祸元好问不得已于1216年（金宣宗贞佑四年），带着母亲背井离乡，逃亡到河南。在那里他结交了李治、张德辉两位文友，与他们过从甚密，在当时被称作“龙山三友”。战争所带来的颠沛流离的遭遇以及残酷的现实，也使他尝尽了人生的痛苦艰辛，也打破了他这个富家公子的闲逸生活，而对现实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更多接触和了解，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触动和变化，这一时期他创作了《阳信砦》、《石岭关书所见》、《春日》等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其中的内容也不乏对战争的痛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在这一时期写下了著名的《论诗绝句》三十首，对魏晋以来的诗歌作出了精辟的评论，在文学批评上有着切实可行的指导意义，并享有很高的地位。

    1221年（金宣宗兴定五年），元好问在多次科考受挫之后终于得中进士，这时他32岁，曾入选翰林院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国史院编修，后来因不满史馆的冷官生活，便辞官回到河南豫西的家中闲居。1226年后，元好问经举荐先后出任河南的镇平、内乡、南阳几县的县令，并以清正廉明而赢得了百姓们的爱戴。他忧国忧民，兢兢业业的做好父母官，领导当地人民发展生产，积极争取减税 ，得到了很高的政治威望。这期间他耳濡目染政治现实的腐朽黑暗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遂愤而写下了《虎害》、《杂著》等讽刺时政的现实主义诗作和《秋蚕》、《宿菊潭》等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作品以及《乙酉六月十一日雨》、《驱猪行》等关心民事生产的诗作。后来，元好问官至行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举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

    1233年（天兴二年），元蒙古军围攻汴京城，金哀宗仓惶出逃（后自缢），金汴京西面元帅崔立公然大开城门投敌叛国，金亡。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元好问保护和珍视人才的精神得到了突出的体现，他不顾个人安危，上书当时任蒙古中书令的耶律楚材，在信中开列了54名金朝“天民之秀”的名单，请求耶律楚材加以保护和任用，而他作为朝廷左司都事和其他金朝官员一起被蒙古兵俘虏，押赴山东聊城监管软禁起来，并与家人一起辗转于山东聊城、冠氏之间，过了几年噩梦般的俘虏生活。

    在亡国被押的混乱期间，元好问还收养照顾了好友——金枢密院判官白华之子白朴，这一段佳话在历史上亦被广为称颂。这期间，诗人感怀国破家亡的痛楚和悲愤，写下了大量反映强烈爱憎情感的现实主义诗篇，内容丰富、气势豪迈、格调沉郁，不仅继承了杜甫等人的现实主义流派，而且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成为整个辽金诗坛最杰出、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品。

    1238年（元太宗窝阔台十年）八月，49岁的元好问终于结束了羁旅颠沛的囚徒生活，回到了久别的家乡秀容。从政多年的诗人目睹亲历了金朝的衰败和灭亡，又经过多年的困苦流离，内心的怆楚使他再也无心仕途。然而忧国忧民的强烈责任感和对故国家园的感怀却时刻侵扰着他的心。于是“国亡史兴，己所当任”的信念就成了他余生奋斗的目标，他隐居乡间，全身心的投入到了金代史料的搜集中，立志独自撰写金史著作。他在自己家院子里建了一座“野史亭”，将四处奔走搜集到的大量史料存在那里以方便随时查阅编写，经过将近二十年的努力，先后编成了史料价值极高的金代诗歌总集《中州集》十卷（堪称“断代诗史”，给中国文学史填补了空白）和《壬辰杂编》（已失传）。

    编撰金史的漫长的二十年，是元好问在史学方面做出了辉煌成就的二十年，也是他忍辱负重的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元好问亲眼目睹了广大百姓在元朝忽必烈汗的英明统治下安居乐业的景象，对蒙古元朝的敌对态度也逐渐有所转变（他的三个儿子均出仕元朝为官）。元宪宗二年（1252年），已63岁高龄的元好问与好友张德辉一起为推行儒教北上觐见了忽必烈大汗。可是这却引起了很多人的不谅解，他也为此在精神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到抱恨以殁。

    元好问到了晚年也仍在写诗，虽然多为格调低沉、感怀暮年的应酬、题画之作，但其中仍不乏优秀之作，比如一些或恬静或壮阔的山水诗，不仅意境清新、音韵流畅、耐人寻味，处处闪耀着夺人的光彩，而且充溢着丰富的情感波荡，这种浑厚、强烈的感情和由此导致的自然、丰富的想象，再配以高度的表现能力，就是元好问诗歌艺术成就的绝美境界。

    公元1257年，一代宗师元好问在他的家乡与世长辞，葬于忻州韩岩村元氏祖坟。七百多年以后的今天，作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元氏家族墓群经过多次修葺，已然是松柏夹道，林木遮荫，碑碣林立，一派古朴肃穆的陵园氛围。元好问作为金末元初一代杰出的文学巨匠，他的辉煌成就以及独特的人格内涵使他必然会在古代文坛中推动着无尽的想象与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