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仁出生在河南，从小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后从著名理学家唐鉴学习程朱理学。他潜心研习，在这方面造诣很深。倭仁的仕途生涯是从他1829年中进士开始的，此后升迁频繁，1844年升大理寺卿，这期间多次出任清朝科考官，并为积极推行“宋儒之学”而身体力行，从不懈怠。他曾将每天的一言一事都记录在册，记录够三个月，就合订为一本，可见倭仁在恪守儒家的政治理论方面是下了很深的功夫，他的好友曾国藩，何桂珍等受其影响，也积极投身到了封建卫道士的行列中。
1850年（道光三十年），清文宗（咸丰帝）即位之初，下诏征询治国良策，倭仁应诏上书“用人行政之术”，受到咸丰帝的首肯与褒奖。
同年，倭仁在赴新疆叶尔羌任帮办大臣的途中作《莎车行记》，这本书涉及的内容很广，为后人了解当地的风土民俗及历史地理状况打下了基础，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后来，由于倭仁奏疏中多为统论治道的泛泛空言，并不谈及解决实际问题的根本方法。因而，咸丰帝逐渐对他有所冷遇，很多要职不加以委任。1860年，咸丰驾崩，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垂帘听政”，政局发生巨变，倭仁的仕途也开始出现重大的转机。
1862年（同治元年），两宫皇太后以倭仁“老成端谨，学问优长”而擢其为同治帝的老师，赐紫禁城骑马。得此殊荣，倭仁无时不在感恩戴德，他精心摘录了历代帝王的事迹和古今名臣奏议，编辑成《启心金鉴》，以供皇帝阅读和借鉴，他的尽职尽责和勤言不怠的精神不仅得到两宫皇太后的赞赏，也使倭仁多年钻研的程朱理学得到了用武之地，至此，倭仁的仕途进入黄金时代。
此后，倭仁拜文渊阁大学士，以当朝一品大元的显赫身份出入于皇宫，深受清廷倚信。在任职期间，倭仁对当时极为混乱的吏治颇为关注，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官贪庸”是造成“民抗官”的根源。然而这位享有“守正不阿，清操绝俗”之美誉的大清名臣也同时是一位顽固的守旧派代表。他不仅极力反对清廷搞洋务运动，还因为清廷设同文馆、算学馆“奉夷为师”之事与奕訢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反映了倭仁落后的思想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
1871（同治十年），倭仁晋授文华殿大学士以后不久即病逝，享年67岁，清廷追谥“文端”，入祀贤良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