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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艺术 黄金(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草原文化研究所)


    
      草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艺术
      黄金
      [内容摘要]
      北方游牧民族创造的艺术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它蕴含着古老游牧民族生产生活、原始思维以及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草原文化研究离不开北方游牧民族创造的艺术作品。对于草原文化而言,草原民族艺术是最深刻、最生动、最珍贵的展现草原文化之丰富内涵的载体。
      [关键词]草原文化;北方游牧民族;艺术
      北方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生活,使其艺术作品充盈了鲜明独特的草原文化内涵,其中,刚劲豪放的马文化艺术具有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艺术特色。
      就文化形态方面而言,北方游牧民族所创造的古代艺术,具有草原游牧文化、绿洲农耕文化及山林狩猎文化等三种形态。
      一、草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音乐
      按民族、地域与年代来划分,北方游牧民族音乐可包括匈奴族、鲜卑族、西域、龟兹、契丹族、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蒙古族、达斡尔族、满族、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族等民族的音乐。
      匈奴人是最早建立草原统一王朝的民族。在文化艺术方面,匈奴人堪称草原文化的开拓者,在音乐、舞蹈与美术领域,匈奴人也开启了草原艺术风格的先河。
      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建立起地方性少数民族政权,为各民族的相互融合,以及经济文化的密切交流,开创了局面。随之,我国北方与西北游牧民族的音乐舞蹈大量传入中原地区,为中原民众所熟悉和喜爱。
      古契丹族笃信原始多神教萨满教,萨满教歌舞十分发达,无论在民间还是宫廷祭祀仪式上,均有萨满巫师们的歌唱舞蹈。契丹统治者中有许多人精于音律,能歌善舞,并能亲自创作歌曲。辽代皇帝每年春季郊游狩猎,射获头鹅(即天鹅)时,都要“荐庙燕饮,乐工数十人执小乐器侑酒”。天祚帝“射获熊,燕群臣,上亲御琵琶”(《辽史》)。辽国宫廷中也有许多通晓音律的女性。
      蒙古族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中的重要成员之一,也是草原文化之集大成者。在长期的游牧生活环境中,蒙古族在继承文化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独特的草原音乐文化。13世纪以来,蒙古民歌中的长篇叙事歌曲得到很快发展。例如,《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以成吉思汗的传闻为题材,以各种艺术形式得以宣扬。另外,有些寓言体叙事歌,如《孤独的白驼羔》、《三百六十只黄羊》等,则以拟人化手法刻画了动物的可爱形象。那些优美动人的歌曲,至今还在民间传颂。
      蒙古族富有特色的乐器主要有胡笳、火不思、胡琴、马头琴等。元代蒙古族著名的器乐曲《白翎雀》,是硕德闾奉元世祖之命而作,该曲表现出草原上的百灵鸟在蓝天飞翔,婉转啼鸣的感人情景,以此寄托着蒙古人对草原故乡的深切思念。
      草原音乐之开阔、悠扬、婉转、激昂的曲调,深受古今中外民众的喜爱,在现代传媒的条件下,草原歌曲满足着不同人们的艺术追求与享受。
      二、草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舞蹈
      北方游牧民族素以能歌善舞著称,有史以来,丰富多彩的北方游牧民族舞蹈在表达自我的艺术感受的同时,通过不同的渠道,传入内地,对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舞蹈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舞蹈艺术发展过程中,北方游牧民族做出了突出贡献。
      北方游牧民族舞蹈主要包括匈奴族舞蹈、鲜卑族舞蹈、唐代西域乐舞、维吾尔族舞蹈、契丹族舞蹈、蒙古族舞蹈、满族舞蹈、达斡尔族舞蹈和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族舞蹈等等。
      在北方草原社会舞台上,匈奴族的社会形态处于从原始氏族部落阶段向私有制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因而,匈奴族的歌舞艺术较多地反映了原始游猎民族的社会生活和部落战争内容。《史记•匈奴传》记载,匈奴人“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可见,匈奴人的原始歌舞活动是相当活跃的。由于匈奴族自身没有文字,其原始歌舞活动的详细内容在其他史籍中很少记载。近年来,在匈奴的发祥地内蒙古阴山地区发现的大量岩画艺术中,生动地再现了以匈奴族为主的北方游猎民族原始的舞蹈艺术造型。
      鲜卑族保持着北方民族能歌善舞的风俗,在筵宴集会等场合,无论贵贱,不分长幼,都喜好唱歌跳舞。北魏高祖亲征沔、汉之地,他在歌舞宴会上唱道:“白日光天无不曜,江左一隅独不照”,表达了统一中国的远大志向,身边的文武大臣均唱歌和之。高祖和文明太后大飨群臣,“高祖亲舞于太后前,群臣皆舞”。北魏太祖拓跋珪,登基后亲自编了宫廷《皇始之舞》,“以明开大始祖之业”,显然,这是歌颂武力征伐,建立政权的大型集体舞蹈。
      维吾尔族素以能歌善舞著称,民众生活中有各种形式的歌舞活动,称之为“麦西热甫”(聚会之意)。它的种类有赛乃姆、萨玛舞、纳孜尔库姆、来派尔等民间歌舞。
      契丹人的歌舞艺术,包括主要萨满歌舞、民间歌舞与宫廷歌舞三种形式。契丹贵族在宴飨、狩猎、巡幸等场合,多用本民族的歌舞寻欢作乐。
      蒙古族素来能歌善舞,其歌舞艺术绚丽多姿,十分丰富,主要有民间歌舞、萨满歌舞与宫廷乐舞三种形式。群众性的“安代舞”在科尔沁草原和辽宁一带盛行不衰,深受广大群众喜爱。
      三、草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岩画艺术
      遍布于中国北方各地的岩画是北方游牧先民所创造的一种美术形式。内蒙古的阴山山脉西段、宁夏贺兰山、青海哈龙沟与巴哈毛力、新疆阿尔泰山以及大兴安岭地区,均发现了古代岩画。在岩石上凿了大大小小的岩画,构成了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完整的岩画艺术体系。从内容上说,绝大多数岩画是刻画野生动物形象,诸如鹿、狍、野驴、骆驼、虎、豹、狼、天鹅、蛇等。除此之外,岩画中还真实地反映了北方游牧先民的各种生活场景与理想夙愿。
      早期岩画的风格特征,在表现野生动物时力求造型的真实,表现生活场面时讲究形体夸张、刻画栩栩如生,具有鲜明的写实色彩。规模宏大的岩画群,绝非某一民族、某一阶段所能单独完成,而是由许多北方游牧民族祖先在不同历史时期凿刻完成的。古拙质朴、延绵流长的岩画艺术,不仅是中国美术发展史上的瑰宝,也是世界美术史上的奇葩。
      四、草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美术
      北方游牧民族以独特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实践着特有的美术风格和气韵,别具特色的美术作品给草原文化不断增添了新的色彩。
      按民族来划分,北方游牧民族美术主要的是匈奴族的美术、鲜卑族的美术、突厥族的美术、契丹族的美术、女真族美术、蒙古族美术和满族美术等。
      据考古发现,“在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和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规模宏大的泥塑人像,表明北方民族的美术制作早在5000年前就已经十分成熟了”。(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第1119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
      从夏商墓葬中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到战国之后匈奴青铜饰物来看,匈奴的鄂尔多斯青铜器达到了繁荣时期。纹饰中的马、鹰、蛇、龙,从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到水中游的,无奇不有。这些纹饰不是一般的动物,而是以美术抽象形式表现出的匈奴神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美术,在民族大移动、大融合的过程中,处于一个继往开来的变革时期。从这一时期丰富的美术资料观察,敦煌、云冈与龙门石窑三大艺术宝库的建造是一个标志性的伟大文化奇迹,在中国乃至世界艺术史上,北方民族特别是鲜卑人的美术功绩是熠熠生辉的。
      西北地区民族的美术成就可以突厥为代表。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哲学观念、宗教信仰与表现手段,铸造了突厥民族特有的美术风格和气质。突厥洞窟寺院凿造极盛,发挥其装饰意匠,达于绝顶。突厥美术中库车壁画有生气勃勃、极具特色,其绘画的形象、线描等都充溢着一种生气,特别是从表现手法上更能看出中亚北方民族艺术的独特风格。
      契丹草原画派的形成,给后来的女真族的美术以极大影响。从目前存世的女真族壁画、雕塑等作品中,可以寻觅到契丹草原画派的痕迹,从而证明了北方民族之间美术的互相融合是一条规律。作为游牧民族的契丹族与女真族,在美术方面有其特殊之处,这两个民族均擅长画马和草原上的鹿、鹰等走兽飞禽及狩猎生活。可以说,以草原动物风光游牧习俗为中心的绘画,是契丹族、女真族绘画艺术的主流。
      元代时期,蒙古族美术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在山水花鸟画、人物画、界画、壁画、雕塑、版画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元朝以来,蒙古族的壁画、蒙古族的画家均成绩斐然,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产生不少有名望的蒙古族画家,在交流和沟通汉族、蒙古族美术文化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满族的美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以满族贵族为中心的宫廷生活绘画中。
      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美术发展过程中,在共同的草原文化背景下,由于民族、地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历史、经济、文化基础的差异,形成了独特的个性,正是这些不同的个性与特色,构成草原文化绚丽的美术大观。
      五、草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石窟艺术
      中国石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无疑是古代北方民族的重要贡献,在众多的北方民族中尤以鲜卑人的贡献最为突出。将石窟文化说成是鲜卑文化的标志也不为过分。
      在石窟文化的特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艺术特征,它以其完美的形象和艺术的魅力,展示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特色与地方人士风情。
      石窟艺术是一个完整的特殊艺术体,它自身具有超越现实的表现形式,又有着抽象的和综合具象的典型概括性,所以它既是浪漫的,又是现实的。在表现宗教内涵时,既忠实于宗教原旨,又超脱出宗教桎梏。与其说“石窟艺术是宗教艺术”,不如说石窟艺术是社会艺术。
      石窟艺术的主题是给佛、菩萨造像的艺术。但佛、菩萨在人格化后,造像的原型却是人。所以它脱不出人体造型的范畴,只是在这个范畴中增加了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之类的特殊创造,而使它别具一格,显示出独特性了。石窟艺术在艺术之林中独树一帜,为石窟文化增光添彩。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印度的石窟文化与阿富汗的巴米石窟文化传到中国,犍陀罗和秣菟罗的艺术率先在天山南麓的古龟兹地区出现。但这里并没照搬原样,而是在土著文化的影响下,把石窟艺术龟兹化了。以后的敦煌石窟的河西化,云冈石窟的平城化,龙门石窟的中原化等,都是艺术的再创造。同时也在石窟艺术中保留了古希腊、古波斯、古印度的艺术痕迹,这也是中国石窟艺术的独特性所在。
      石窟文化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灿烂的一页。石窟文化不仅丰富了草原文化的内涵,也显示了草原文化无穷的创造力与表现力。
      六、草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工艺美术
      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贡献,从工艺美术的角度去看,会显的卓越无比。诸如技艺精湛的红山文化玉器、厚重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绚丽多彩的马家窑文化与辛店文化彩陶、久负盛名的西域毡毯、蜚声中外的东夷黑陶,都是镶嵌在中国文化宝冠上的璀璨明珠。至于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各种手工艺品,更是争芳斗艳,美不胜收。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在工艺美术领域成就显赫的有匈奴、突厥、蒙古族等。匈奴早在戎狄时代已经完成了手工业和农(牧)业的分离,那时已有了金属的加工,匈奴青铜器尤其是铜制品的制作方式相当特殊。匈奴人把手工艺技术运用到生活、生产以及交换等多个领域。以各种动物纹图为特征的匈奴艺术品,无论艺术构思还是制作工艺都达到了完美的程度。各种动物纹图,不仅装饰在器物上,更多的是用在服饰品上。动物造型不仅以个体形象为主,而且出现了多种动物相结合的构图,诸如虎牛、虎猪相斗的图案等。复杂的构图不仅要求表现出每个动物的特征,而且,还要表现出不同环境下的不同神态。在这些制品上所雕饰的图案,基本上都反映着游猎生活的特点。
      突厥的工艺美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隋书•突厥传》记载了都蓝可汗向隋文帝贡勃布、鱼胶,颉利可汗也向唐太宗献鱼胶数十斤。鱼胶原名鳔胶,是用鱼鳔造成的一种胶,粘力甚强,为精细木工用作接合剂之物。突厥人掌握了制造鱼胶的高超技术,并将其作为贡礼,这反映了他们工艺技术与木器制造业的水平。
      从《新五代史》中可以了解到蒙古人祖先较高水平的金属工艺制作。当时的权贵们讲究金银器皿的制作与使用,大汗所坐是金裹龙头胡床,鞍以黄金盘龙为饰。生活中金银器皿更为流行,常用的有银碗、金鞍、金器皿、金盂子、银摇车、金带等。元代蒙古族银制品的精巧艺术闻名于世,不论造型及装饰都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明清两代,随着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广泛传播,佛教艺术也在蒙古族中盛行开来,蒙古高僧中出现了一批造像和雕塑艺术家,大量精美的金银铜制佛像、泥塑佛像和石雕经他们之手展示在世人面前。如现存于呼和浩特大召、五塔寺、包头市美岱召、阿拉善南寺的宗教造像,不少是古代蒙古族艺术家的杰作。
      北方游牧民族的精致独特、形象生动、绚丽多彩的工艺美术,在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其华美的外型设计和丰厚的文化内涵,给草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千百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以特有的审美观与价值取向,创造着独具特色的草原民族艺术作品。它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精神文化的一种载体,显示出草原文化之无穷的魅力和丰富的内涵。北方游牧民族艺术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往来中,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学习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中国多元文化体系的内涵,给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2007年12月8日
      [作者简介]黄金,男,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内蒙古大学蒙学院博士生。参考文献:1、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2、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玛尔科娃著.王亚民等译《文化学》.敦煌文艺出版社,2003年。3、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4、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5、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6、安柯钦夫主编.《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7、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8、邢莉.《游牧中国》.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