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的发展趋势研究
盛明光(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所)
草原文化作为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三大主源之一,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作为当代草原文化主体的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内蒙古各族人民,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翻身解放,走上共同富强文明、繁荣进步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因此,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的指引下,建设具有草原特色的新文化,是当代草原文化高昂的主旋律,是草原各族人民共同的心声。自古以来,草原文化发展史的主旋律就是荡漾着多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共同繁荣、携手进步音符的历史。
一.草原文化的现状
在人类历史上,犹如物种消失一样,很多文化被历史淘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该文化无法适应新环境的改变,只能被新的文化所取代。新中国建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指引下,草原文化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变化是一切事物的基本属性,文化也必然在其列。能否顺应时代的要求发展,能否满足特定群体的需求,是检验草原文化生命力的重要尺度。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内蒙古各级党委政府大力推进下,民族文化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上个世纪五六十代,内蒙古民族歌舞风靡全国,草原文学、戏剧、曲艺、美术、电影等成就,在新中国艺术史中占有突出地位。1957年,成立的乌兰牧骑文艺轻骑兵,受到党的三代领导人的赞扬,被誉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一面旗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纲领之后,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发展进入了加快发展时期,文化建化取得了显著成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加强,一批公益性文化工程相继建成。红山先民聚落园、契丹文化民俗园、漠南长廊文化带、赤峰国际会展中心的建成,使内蒙古更具草原魅力;乌海市影剧院、书画院,锡林浩特市的蒙元文化苑,包头市、通辽市的博物馆,凉城县岱海旅游点的民众文化博物馆……这些工程的建成,都是对草原文化的传承、宣传和保护的重大措施;文化精品创作成果喜人,无伴奏合唱在国际合唱比赛中多次获奖,震撼了国际乐坛。一大批草原文化、艺术、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全国奖。
牧区基层群众文化积极开展,城镇广场文化、社区文化、企业文化、节庆文化、校园文化、军营文化等蓬勃发展。其中,内蒙古草原文化节、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鄂尔多斯文化节、呼伦贝尔成吉思汗文化节、包头消夏文化节以及阿拉善胡杨文化节等节庆文化活动在区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各盟市主办的“那达慕”已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文化旅游节。农村牧区“文化先进旗县”、“彩虹文化”、“边疆文化长廊”、“草原书屋”、“农村牧区电影2131工程”等重点文化工程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全区已经形成覆盖自治区二十个盟市的广播、电视网,内蒙古电视台已经上星,使草原文化的传播方式与现代媒体接轨;以蒙古学为代表的草原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成就斐然。在传统的蒙古族语言、文学、历史学科的基础上,一些像哲学、宗教、经济、艺术、文化等新兴学科也正在发展壮大。出版发行了大量蒙汉文科研成果,涌现出了一批在国际国内有影响的专家学者队伍。汇集当代蒙古学研究之大成的《蒙古学文库》、《蒙古族百科全书》等系列丛书问世,“草原文化研究工程”、“内蒙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数据库”、“蒙古语料库”、“蒙古文《大藏经》整理出版”等大型项目已经启动,研究梳理草原文化的工作正在向更高的层次发展;经过科研工作者不懈努力,随着蒙古文数字化研究成果的陆续问世。蒙古文出版技术、广播电视制作播出技术已经完全实现数字化,标志着草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与草原文化密切相关的影视音像业、报业、出版业等,依托优势特色资源,开发了大量收集各族群众所喜爱文化产品,产业已初显规模,正在向市场化运作和规模化经营的新路子迈进;以成吉思汗陵旅游区、格根塔拉旅游区为代表的展示草原文化的文化旅游产业,正在草原上蓬勃发展,实现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全面丰收,同时带动了文化演出业和文博会展业的兴起。
在看到草原文化繁荣发展的同时,草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工作依然很艰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的冲击,在市场经济新环境中,轻商的传统草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文化之间接轨,在新文化建设高潮中,传统草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冲突等等,在新形势下,文化发展的问题凸现。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样,文化发展面临着多种新的挑战。
社会环境的改变与传统文化的遗失是一个社会发展中必然遇到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各领域都得到飞速的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与此同时,社会的进步带来了各个领域的深层变革。例如:青年一代更喜爱通过电视、因特网接受新的信息,向往都市生活,穿着时尚服装,欣赏新派歌星、影视明星。而传统的草原说唱艺术、民歌以及服饰,正在草原上悄然逝去。通过口传心授而传承的草原民间技艺(如刺绣、制毡、彩绘、雕塑),由于缺少市场,也在人们的感党中模糊,记忆中淡漠;与之相适应,农牧民的活动空间正在扩大,长调式的悠闲生活,正在被快节奏的工作节拍所取代;社交活动带有了愈来愈多的功利色彩,过去被人们盛赞的热情、朴实、宽厚与忠诚的民族性格在年轻一代身上弱化。
生产方式改变带来了文化遗失。受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草原民族沿袭了数千年的生产方式正在产生根本性的变化,游牧经济正在被现代畜牧业替代,以往被忽略的家畜的商品价值,正在成为牧人生产活动的目的,家畜品种的选择往往取决于市场,骆驼、马等商品价值较低的牲畜被人为的淘汰,被称为“马背民族”的草原牧人开始广泛使用上了汽车、摩托等现代交通工具,传统文化中寄予马和骆驼的文化——审美的、语言以及实物——正在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化;由于渐渐远离了游牧生活,实用的蒙古包也逐渐成为历史的记忆,围绕蒙古包所形成的礼仪习俗、空间观念和相应的名词术语也开始消失;森林民族由于放弃了狩猎生活,狩猎文化的很多内容只能在博物馆中了解和感受。操民族语言的人数在减少,尤其是生活在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体,从择业角度考虑,子女就学多选择汉语授课学校,致使很多第二代城市家庭已经忘记了民族语言。
应该说,上述变化是草原民族在社会进步中出现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客观必然性。但是,文化作为一个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文化生态”一旦出现失衡,必然会发生连锁性的反应,一些积极的文化基因也就可能也会随之受到影响。因此,如何在促进草原民族社会进步的同时,保护和传承草原文化的优秀内容,显然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二.草原文化资源
草原文化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文化形态之一。草原文化是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文化。主要是指以中国北方草原为载体,由生息在这里的阿尔泰语系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作为地域文化,草原文化首先是指孕育、成长于这一地域的游牧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形态,包括原生文化、次生文化和共生文化。
中国北方地区从古至今曾经有匈奴、东胡、鲜卑、突厥、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诸多北方民族在此生息繁衍。民族的多元性决定了创造主体的多元性,从而造就了文化的多元性,加之中原文化、西域文化、西亚文化、印藏文化、欧洲文化都曾在这片土地上相互激荡交融,因此,草原文化越发独具特色、丰富多彩,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目前已发现的15万多处文化遗存(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单位35处,全国重点文化保护单位158处,馆藏文物50万件套。大都十分宝贵。有的文化遗产堪称全国或亚洲之最,如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红山文化、大窑文化、河套文化、夏家店文化、朱开沟文化等。像华夏第一村(兴隆洼遗址)、中华第一龙(三星他拉碧玉龙)、中华第一凤(翁牛特旗彩陶凤)、草原第一都(辽上京、辽中京遗址),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长城遗存,其长度和历史年代,均居全国之首;阴山岩石和贺兰山岩画,其数量和艺术价值亦属全国之最;成吉思汗陵祭祀、英雄史诗、长调牧歌、马头琴、祝赞词、民间寓言故事、医学、天文、史学、法律制度、宗教典籍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介于两者之间的饮食、住居、节庆、服饰、婚丧嫁娶礼仪、祭祀、生产方式等文化,这些独特的文化资源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很多都属于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历史文化遗产。
当今社会,草原文化仍为中华民族提供着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陶冶和滋养着人们的情操,提升着人们的精神境界和文化品位。而且,在弥补着人类文明的缺失,生态观念、天人合谐、英雄主义价值等等,如女娲补天,仍在造福着人类社会。
草原文化的人文资源与历史文化资源内涵丰富,潜质巨大。如何将草原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是草原文化资源永续开发与合理利用的关键,也是充分利用文化资源,通过产业化的方式实现文化的价值积累,使其成为文化资本的根本保障。新时期的草原文化,一方面需自觉整合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一方面需选择性吸纳其它民族文化以及外国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开展对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学习与借鉴。
三.草原文化的现代走向
(一)、草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历史上的草原民族的发展演进,是在传统生产方式基础上进行的,是对传统文化的不断扬弃和创造性重组,这个过程既是漫长,又是艰难的。草原文化从形成之日起,传统与创新就相依共存,形成一种彼此影响的关系。事实告诉人们,越是民族传统的东西,其民族文化特征的内在要素就越突出。民族文化一旦失去这种固有的传统性,也就失去了民族文化的根本。所以,不论何种民族文化,都要面对文化传统的衍续传承,草原文化在现代背景下面临的问题,如游牧业、游猎业的消失可能导致草原文化一些传统内容的消失,城市化进程中民族语言的保存延续受到严重影响,民族教育的发展面临困难等等,这些都是需要采取保护性的国家政策措施。作为一种弱势文化,草原文化的建设和创新,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承和延续,而是,借助强势文化保障传统草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型和重塑,是借助外力使内涵到外延的得以传承与创新的过程。
当然,保存民族文化传统不等于民族文化不需要发展。文化是不断发展的,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内在要求,因为任何文化都具有传承性,它不是凭空被创造出来,而是根据一个民族自身发展的需要形成的,它充分反映着该民族的意愿、心理和生活习性等等,包括对社会发展的渴望。民族文化的发展不能也不可脱离自身文化传统,否则,它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发展的根基。因此,辩证地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有利于发展的稳定和和谐。
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传统是指民族文化发展中所继承的大量的传统的东西,而传统文化则是属于过去的文化样式。有些作为民族文化优秀成分被保留了下来,而有些则因为已不适应社会发展而逐渐消失,这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草原文化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在现代背景下也需要对自身发展内容和模式做出自觉的选择,创新是必由之路。草原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就是如何去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需求,以利于草原文化自身的发展和进步。这当中必然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选择:一是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与传承,二是对现代文化的比较与选择。把这两方面的关系处理好,就能保障草原文化的健康发展。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过去时,它满足了一个民族生存的需要,同过去的社会状况是相适应的。例如: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中曾经普遍信仰萨满教,作为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层面,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发挥过重要的影响。这些在今天看来带有浓厚的唯心色彩和非科学成分的思想观念,在特定时代,却具有特定的社会价值与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它从特定的精神领域保证了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并为实现这个需要提供了内在的精神动力,在增强氏族、族群的内部凝聚力、保持生态文化等方面,具有它独有的文化功能。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习惯势力往往在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暴露出它的保守性、落后性和顽固性等文化痼疾,容易构成对社会发展进步的阻碍力量。如恩格斯说的;“传统是一个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隋性力”①。因此,对草原传统文化必须进行扬弃性选择,而这个选择不是根据以往的需要,而是按照当前的现实要求,把真正属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保存下来,剔除那些对社会发展、民族进步起着阻碍作用的落后的习惯势力和观念。应该说,凡是有利于社会发展、民族进步、民族团结的文化传统,都是需要加以继承的。如传统的价值观、伦理道理观中的积极因素、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良好的民族风俗习惯等等。
对那些虽然已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但还有存在土壤的文化传统,如传统的宗教信仰等等,也应当依法保护,使之最大限度地与社会相适应。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不能用强制的方式去进行替代和改造,只能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本民族自身的意愿去不断的建设它、完善它,使一般的民族传统文化变为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草原文化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如何与时俱进地进行科学的传承与创新的问题,这是一个紧迫的时代课题。
要使草原文化传统继续保持强盛的活力,就要对传统加以传承所创新,使传统能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草原文化创新和文化传统的保存是相互联系,并行不悖的。因为这种创新是对传统文化的合理改造和新文化的有效融入,它不是割裂传统、抛弃传统,而是完善传统,发展传统。推动草原文化顺利的实现向现代化的转型,有机的实现新的文化整合。
工业社会作为人类文明的新的形态,自15-16世纪以来,成为现代人类文明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工业文明对草原社会也同样发挥着必然的客观作用,例如,作为草原文化重要承载地的内蒙古,提出了本地区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与规划,这意味着工业文化必然成为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必定是草原文化同现代文明对接的桥梁纽带,草原文化也必将与工业文明交融,飞向辉煌的未来。
草原文化面对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态势,经济的互动与文化的融合导致了东西方文化的重新整合和建构,新质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在逐渐形成,如蒙古文化网站的开通;蒙古文文字系统(WPS)软件的使用;蒙古族文化正在和因特网对接等,就是草原文化与信息文明结合的产物。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有些事物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新的经济生活与文化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使很多传统文化在逐渐消失,这是客观事实。因此,一种文化能否走出地域,走向世界,就在于它本身是否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显然,中国文化中的草原文化不仅极富独特性,而且,在千百年的发展中相继经历了多种文化形态,受到过多种文化的影响,草原文化极具开放性与包容性的特质。也就是说,草原文化绝不仅仅是一种单一民族文化,它所体现的不但包容了中华文明中的优秀传统部分,更融汇了中华文明中的先进因素。中国发展到今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面对未来,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先进方向,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在文化整合的进程中保持区域民族文化的质性与特色。文化潮流,浩浩荡荡,草原文化与当代文明的融合、共存、演进,必然是构建和谐世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随着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草原文化向现代转型与整合是必然的趋势。正如文化学学者吴团英提出的那样,草原文化构建将实践三个统一:(1)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2)草原文化是游牧文化与多种文化的统一。(3)草原文化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他认为:传统与现代即有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借鉴和承继的一面。“传统不走向现代,不吸纳现代性就没有出路;现代性不借鉴、承继传统,就缺失历史和文化的根基。在现代性的冲击和挑战面前,任何有生命力的传统文化,都必须做出自己如何存在与发展的回答。草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最具古老传统的地域文化之一,在吸纳现代文明因素,走向现代文化的历史过程中,为各个地域文化做出新的样式。我们已清楚地看到,在草原文化各个领域,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物质文化形态到精神文化形态,从思维方式到认知体系,从生活习惯到制度规范,传统和现代的东西无不在碰撞,冲突、相互吸纳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统一,使草原文化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的统一的整体。②这是草原文化保持生命力与活力的必然选择,草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与时俱进,在演变中丰富,在丰富中完善,形成为一种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建构完整的文化体系,在整个中华文化历史进程和未来发展中必将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二)、建设草原文化
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旗帜。任何一个进步的国家、民族与政党,都毫无例外地重视文化建设,力求自觉的利用先进文化,团结教育人民,推动社会历史进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大力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草原文化在与国内外文化的广泛深入的交流与整合中,愈加凸显出其独特的文化精神和社会价值,展示出了她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魅力和意义。文化精神是民族的灵魂,是民族繁荣发展的根基,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纽带。世界上每个成熟的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特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个性,这种特有的文化就成为民族魂魄和凝聚人心的重要源泉。文化又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更体现为文化实力和民族精神的竞争。繁荣草原文化与民族文化建设,重在保护、传承、创新、开发。新时期的草原文化建设,应站在全国乃至世界的高度去认识与思考文化发展问题,把文化融于经济建设之中,二者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充分发挥草原文化特色的魅力影响,推进既传承草原文明又体现时代精神的民族文化建设。
21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科学技术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要进一步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认真“实施走出去”战略,就要运用科技手段突出与扩大草原文化特色,打造一批科技含量高的文化精品,推向国内国际文化市场。随着中外文化交往的日益密切,草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必将会得到更多的理解和认知。把文化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以文化促经济、以经济促文化的良性互动,推动经济与文化共同发展,确立草原文化在对外开放中的先行地位,提高草原文化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草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三)、展望草原文化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由诸多部落与民族创造的、具有悠久历史的草原文化,为人类文明建设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在草原文化发祥地的北方草原,从远古开始就有早期人类活动的印迹。进入新石器时期,这里相继产生了拥有“华夏第一村”、“中华第一龙”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许多昭示中华文明起源的结晶,草原文化在新石器早期近千年的历史阶段,一直处于引领文明的前导地位,被誉为“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之后,草原文化虽然“其兴也勃”,不断出现在中国文化进步的前沿,引领中华文明发展,在建立大国政治、沟通在西方交流、奠定祖国版图、繁荣文学艺术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非凡的成就,涌现出了成吉思汗、耶律楚材、明安图、曹雪芹等一批举世闻名、迄今仍有广泛影响力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文学家,为丰富中国文化,推进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草原文化的丰富遗产和文明积淀,不但曾在历史的天空光辉耀眼,而且时至今日,其积极进取、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仍然闪烁着智慧之光。
草原文化在积极面对当今世界的同时,理性的发扬与传承自身文化传统与精髓,这是草原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融入中国文化及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途径。社会的进步、文明的浪潮一次次的唤醒人们,只有不断的弘扬和传承优秀的本土文化和汲取人类文化宝库的营养,才能保持自身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保护自身文化内在的民族精神的永恒活力。改革开放给草原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焕发了缝勃的生机。面对崭新的世界,新兴的科学技术、普及的文化教育,活跃的文学艺术,时尚的衣食住行,无不体现新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以及追求更高文化层次的愿景。
展望草原文化的未来,首先是在西方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挑战面前,采取科学的理性态度,既不盲目崇拜,也不简单排斥,而是要努力寻求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汇点,在新的生长点上发展自身的民族文化。在发展中坚持和而不同,保持特色,吐故纳新,面向未来。
其次,草原是一个生态经济系统,不仅有现实的经济价值,更有潜在的生态价值。保护草原,注重生态平衡,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不仅要进行短期性的生态建设,更要进行长期性的生态修复。从中国北方草原的现实情况看,全面、系统地修复草原生态环境将有助于弘扬和发展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也将有利于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保护原有的文化形态,传承与保护文化并举并重,使其文化得到可持续发展,这是发展草原文化必须要遵循的基本规律。如同其他文化一样,面对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一体化、信息全球化,草原文化也遇到严峻挑战和发展机遇。从历史来看,很多弱势文化和原生态文化趋于消失的现象较为普遍,但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的事例也不罕见。草原文化这一弱势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首先应当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因为它是多元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种文化形态,也是中华文明形态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把草原文化由弱势变为强势文化走,引向市场,走向世界,激活草原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主脉,在实现弱势民族、不发达地区的跨越式发展中,草原文化具有发动机和润滑油的作用。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多元文化主体局面始终处于变局之中,其传统形式与内容必然会发生改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如何使优秀的文化遗产较多的保存不来,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课题。草原文化也面临着文化现代化问题,它既是民族现代化的需要,也是区域社会现代化的需要。草原文化现代化需要批判性地改造传统草原文化,剔除其腐巧落后的糟粕,继承其合理有用的部分,还要向其它先进文化学习,借鉴和吸取其它文明的优秀成果。上述两个方面对于实现草原文化的现代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草原文化本身的特殊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对我国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竞争中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机遇和挑战中,草原文化即要善独其身,不耗损特性,同时要兼容并蓄,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通过科学合理的开发与利用,发挥其作为先进文化所具有的现代性和世界性的文化影响力。
草原民族的历史表明,它所具有的开拓进取精神、英雄乐观精神、自由开放精神、崇信重义精神为草原文化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它的这种生命力和活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不断迎来新的挑战和机遇。它独特的民族风格与区域色彩将给中国经济文化建设、增进各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注入蓬勃向上、生生不息的活力。参考文献:1、《文化研究》,2003年,第7期P33,人大报刊资料。2、《文化研究》,2003年,第7期P51,人大报刊资料。3、陈光林,《论草原文化的现代文明意义》,光明日报,2005年12月14日。4、陈光林,《内蒙古草原文化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内蒙日报2005年12月14日。5、《再铸草原文化新辉煌》,内蒙党委宣传部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6、《论草原文化》第一辑,董恒宇、马永真主编,内蒙教育出版社,2005。7、李登祥著,《对草原文化变革与重塑的探讨》,内蒙古师大学报2006第11期。8、储波,《加快文化发展建设民族文化大区》,《求实》,2004年第10期。9、孙家正,《关于文化创新问题》,2003年8月20日,《光明日报》。10、《文化多样性》、《文化研究》,人大报刊资料,2003年第7期P32。11、花建著,《文化资源》,《经济全球化论丛》,高教出版社,2001。12、唐先田、余秉颐,《先进文化的基本精神》,内蒙古日报,2005年7月12日。13、张文勋等著,《民族文化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4、《草原怒放花千树-全区文化产业发展综述》,内蒙古日报,2006年7月28日。15、《中国•内蒙古第三届草原文化研讨会论文交流村料》,内蒙社科院编,2006。16、《论草原文化》,第二辑,胡匡敬、王学捡、董汉中、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17、邢莉,《游牧文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18、敖仁其等著,《制度变迁与游牧文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19、勃尔只斤•吉日格勒,《游牧文明史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20、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21、林惠祥著,《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6。22、杨富学,《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23、孟弛北,《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24、陈光林,《论草原文明的现代意义》,《光明日报》,2005年6月28日。25、林干著,《内蒙古历史与文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26、高延青,《北方民族文化新论》,哈尔滨出版社,2001。27、《内蒙党委、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文化发展的决定》,内蒙党委宣传部编,2004。28、《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文化大区建设纲要》,内蒙党委宣传部编,2004。29、张晓明,《迎接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社科院报,2002。30、李伯淳主编,《中国文化与21世纪》,言实出版社,2003。31、袭士京等编著,《中国文化史》,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32、梁漱溟著,《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33、蔡俊生等著,《文化论》人民出版社,2003。34、刘仲龄等编,《游牧文明与生态文明》,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35、童恩正著,《人类与文化》,重庆出版社,2004。36、张岱年、方克立著,《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7、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