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上都——草原文明之都
      魏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所长)
      摘
      要：元上都是北方游牧的蒙古族掌握政权后建立的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帝国都城，是沉寂了六百余年的草原国际大都会。本文作者运用大量的田野资料再现了废墟掩埋下的元上都—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其中着重介绍了地理位置、外部建筑和内街布局等因素及其所蕴含的草原文化内容。关键词：元上都城垣布局草原文化　　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部的金莲川草原上，至今屹立着一座雄伟的古城遗址，这就是沉寂了六百余年的草原国际大都会—元上都。　　元上都遗址，位于正蓝旗上都河镇东北约20公里处，地处滦河上游闪电河（上都河）北岸水草丰美的金莲川草原上。其地北依龙岗，南临滦河，史籍赞其城“龙岗蟠其阴，滦水迳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王恽《中堂事记》，《秋涧集》卷八十）。每当夏秋季节，闪电河水蜿蜒曲折，金莲花遍野盛开，自然景色十分优美。元代诗人就有“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萨都剌《上京即事五首》，《雁门集》卷六）的生动描写。　　公元1251年，蒙哥汗在漠北即位，命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元史》卷四《世祖记》一）。忽必烈南下驻帐于滦河上游的金莲川地区，广征天下名士，建立了著名的金莲川幕府。公元1256年，命刘秉忠选择桓州东、滦水北建城郭，三年建成，初名开平府。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此登基，继蒙古汗位，这里遂成为临时都城。　　公元1260年冬季，在哈剌和林过冬的忽必烈，已经清醒的认识到，通过几千里的草原、戈壁把中原地区的粮食和各种物资运到漠北，以保证庞大的中央机构、军队及迅速增长的都市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实在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同时他也意识到，大蒙古国的统治基础，已经在中原地区奠定，他要做的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正统王朝的皇帝。于是，代表大多数人意见的汉人谋士郝经实行两都制的建议，便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中统四年（1263年）大都（今北京）建成，遂将开平府改名为上都，亦称上京、滦京，这里便成为和元大都并列的草原都城。以大都为正都，是加强蒙古政权在中原的统治，确立正统中原王朝地位并进而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以上都为夏都，则可以北控大漠，南屏燕蓟，通过定期的巡守以联系漠北的蒙古宗王和贵族，稳定内部，保持蒙古旧俗，对蒙古民族的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元上都是北方游牧的蒙古族掌握政权后，建立的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帝国都城。　　蒙古族起源于古老的东胡系蒙兀室韦，在公元7世纪时，其名字已出现于唐代文献，当时活动在额尔古纳河下游的大兴安岭北端，过着半狩猎、半游牧的氏族社会生活。马是他们朝夕与共的伙伴，车帐是他们的居所。　　大约在公元9世纪时，蒙兀室韦离开额尔古纳河西迁，到达斡难河源的不儿罕山一带驻牧。不儿罕山，即在今蒙古国三河河源地的肯特山。唐代以后，蒙兀室韦曾先后受过中原王朝及漠北诸游牧部族的管辖和统治，其语言中夹杂了大量的突厥语汇。辽代时，蒙古部已逐渐强大，分衍出许多部落，其中就有成吉思汗家族的直系祖先——乞颜部勃儿只斤氏族。　　公元十三世纪初，在蒙古草原上除蒙古部外，还有很多较为强大的部族，如塔塔儿部、翁吉剌部、汪古部、克烈部、蔑儿乞部、斡亦剌部和乃蛮部等。其中最有气势的是塔塔儿部，以至于“鞑靼”这个称呼一度成为蒙古草原各部的统称。由于金朝不断挑起蒙古各部的矛盾和仇杀，当时的蒙古草原充满了深重的灾难。　　公元1189年，乞颜部贵族推举铁木真为首领。从此，蒙古部逐渐崛起，经过十八年的激烈战争，终于统一了东部草原上的蒙古各部。公元1206年，在斡难河源召开的呼勒里台大会上，树起了象征威严和圣洁的九旒白旗，铁木真被各部推举为成吉思汗，意为“海洋般的大汗“，创立了声威赫赫的蒙古汗国。　　蒙古汗国的建立，为人类历史谱写了极为辉煌的篇章，世界永远记住了以一位伟人的名字，那就是被尊为“一代天骄“的元太祖成吉思汗。　　蒙古建国前，部落首领的号令被称为“扎撒”。成吉思汗即位后，他的命令被奉为神圣的“扎撒”而记录下来，成为汗国的政治、军事和各项管理制度。成吉思汗虽不曾学习文字，但他并不摒弃文明。公元1202年，他任用畏兀儿人塔塔统阿创制了蒙古文。成吉思汗曾在《大扎撒》法典中留下两句箴言一般的话：“读书的糊涂人，终究要超过生来的聪明人”，“不要用金银珠宝装饰自己，要用道德和才能充实自己”。　　蒙古骑兵在成吉思汗的统率下，对外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在世界史上写下了征服欧亚的伟大壮举。他们精锐无比，行动迅猛，战无不胜，成为了“世界的征服者”。先后大败西夏和金朝，攻灭花剌子模，击败俄罗斯联军。在征服的广阔土地上，建立起了钦察、察合台、窝阔台和伊儿四大汗国。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在第六次攻伐西夏的战争中病逝，结束了他的戎马一生。　　一个在中国北方草原勃然兴起的蒙古大帝国，没有一个固定的都城，这对于习惯于定居生活和王朝统治的中原人士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元上都就是忽必烈在听取众多汉人谋士的建议后，顺应历史的发展而主持修建的。　　元上都分为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其中宫城位于皇城正中偏北处，与皇城呈“回”字形。宫城为长方形，南北长605米，东西宽542米，墙两侧均用青砖包砌，四角建有角楼。皇城位于外城的东南部，大致呈方形，每边长1400余米，墙体两侧用石块包砌，四角建有高大的角楼和蹬城的踏道。外城则是在皇城的西、北两面，由皇城的东、南两墙延伸修筑而成，平面呈方形，周长8800余米，全都用黄土夯筑。　　公元1275年，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来到元上都，受到过忽必烈皇帝的接见。《马可•波罗游记》中，留下了许多关于元上都的记录。书中写道：“内有大理石宫殿，甚美。其宫舍内皆涂金，绘有种种鸟兽花木，工巧之极，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人心目。”　　元上都作为元王朝的重要都城，其军事防御体系十分完备，在城外四周的山头上都建有预警的烽火台，外城墙外四周挖有宽约26米的护城河，并筑有石堤护坡，以防坍塌。皇城的墙体外侧用石块筑有凸出于墙体的24个梯形马面。　　元上都现存有13门。其中宫城3门，不设瓮城；皇城6门，外城4门，城门外均建有方形或马蹄形瓮城，现今还保留有城门楼的石柱础。元上都瓮城门的建筑十分有趣，凡东西向的瓮城门均为马蹄形，东西出而折向南开；南北向的瓮城门则均为方形，并是与城门相对，南北直开。城门虽大部因元末明初的战争而进行过封堵，但原建的迹象仍十分明显。这或许反映了元朝在具有强盛国力的前提下的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亦或是表现了游牧民族跃马驰骋的豪迈气概。　　元上都的外城，北墙开二门，南墙开一门，西墙开一门。外城北部平坦，基本不见建筑遗迹，仅在中部偏南处，建有一处长方形院落，院落围墙的南墙正中设有院门，院内十分空旷，这也许就是当年栽培奇花异草和驯养珍禽异兽，以供宫廷观赏游玩的皇家园林所在地，即文献所指的御园或北苑。外城西部靠近南侧小西门处有街道和店铺建筑。　　经地面调查和查阅史料，马可•波罗和元代诗人曾经盛赞的棕毛殿，位于皇城西门外北端的西侧外城之内。马可•波罗描绘它是用竹子作梁架，以金漆缠龙绕柱，劈竹涂金作瓦，殿内壁画花草百鸟，外用彩绳牵拉固定，高达百尺，广可容数千人同时进餐，故也称作“竹宫”。当时在上都举行的各种宴会中，规模最大，费用最多的“祚马宴”，就在棕毛殿举行。每逢宴会，王公贵族宿卫大臣均要穿皇帝亲赐的“质孙服”赴宴，质孙服就是衣冠颜色完全一样的服饰。因而“祚马宴”也称作“质孙宴”，要大宴三天，每天换一套服饰。可见当时上都宴会的空前盛况。　　据史籍记载和考古调查，元上都外城西门外，是商贾集散之地。而西门内的外城西面，则是百姓杂居，商贾云集，商肆遍布的街区。从现今地表仍可见到的纵横的街道和较小的建筑遗迹和院落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当年繁华的市井、错落的商号和商贩沿街叫卖的景象。　　元上都的皇城居于外城的东南部，环绕宫城而建。墙体也用黄土夯筑，但两侧墙表面全部用石块包砌，石灰勾缝，十分坚固。在墙体表面还砌有流水的石槽。皇城四角的角楼呈圆台状，高大壮观，高约10米，角楼地表还留有石砌的建筑台基。在皇城四周墙外，每面建有6个梯形马面，东墙马面至今保存完整。皇城东西各二门，分别为东门和小东门、西门和小西门，南北各一门，南门为明德门，与宫城南门御天门位于中轴线上。北门据史载，可能为复仁门。巍峨耸立的石砌皇城，至今依然可见往日的风采。在元代诗人的笔下，“山拥石城月上迟，大安阁前避暑时”（王士熙《上京次李学士韵》，《皇元风雅》卷一二。），“往来饮马滦河秋，滦水斜抱石城流”（陈旅《苏伯修往上京，王君实有诗，伯修征和章》，《安雅堂集》卷三），就是上都皇城壮观景色的真实写照。　　皇城内街道宽窄相宜，主次分明，以通向六个城门的主街为主干，两侧对称分布。皇城内设有许多官署、寺院和手工业作坊，但多数位置尚难考定。据史载和考古调查，大致可以确定的是位于皇城四角的四大寺庙。位于皇城西北角和东北角的两大佛寺为忽必烈所建。西北角的乾元寺，分前后两院，前院外围有一周回廊式建筑，现今主体殿基和两处碑亭遗址和后院的一处十字形建筑及东西配殿，依然清晰可辨。东北角的是大龙光华严寺，建筑规模宏大，分东、中、西三院。中院为主体，四周建有围墙，内有一周回廊式建筑，南门内侧两边建有对称的碑亭。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的上都孔子庙，位于皇城东南角，有前后两殿，外有围墙，庙西还建有房舍，以待学习儒教的国子生。表明了元朝对孔子的尊崇。在皇城西南角与孔庙对应的一座寺庙建筑遗址，至今地表仍可见到露出地面的，当时因基础出水而打下的成排的木桩，这是研究元代应用建筑力学方面的实物资料。此外，皇城内东西两端还分别建有道观和回回寺。　　蒙古族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的对各种宗教的保护政策，在元上都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上都城内自然就有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各宗教并存的局面。各宗教派别为扩大自己的影响，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公元1258年夏，忽必烈受蒙哥汗的委托，在新建的开平府主持了佛道的一场辩论。双方辩论至黄昏时分，忽必烈宣布道士失败，按照事先的协议，参与辩论的17名道士被送到刚建成的大龙光华严寺脱袍去冠，“削发为僧”，做了和尚。　　元上都的宫城，墙体用黄土夯筑，外层是先自地基开始铺四层石条，其上再以青砖平砌，在墙表皮与夯土之间夹砌一层厚约1.4米的残砖。宫城四角也建有角楼。宫城建有三门，北墙正中为高大的双阕式建筑，故无北门。元代诗人就有“东华西华南御天，三街相对凤池连”（周伯琦《近光集》卷一）的描述。南墙御天门外，有两排建筑基址，很可能是文武百官上朝或候旨时的停留之所。元人有“御天门前闻诏书，驿马如飞到大都”（胡助《纯白斋类稿》）的咏叹。宫城内有30余处宫殿基址，除通向三门的丁字街外，街道布局不太规整。这是因为宫城的建筑，并不具有依一条中轴线，前后呼应和左右对称的建筑配置。而是每群建筑各有围墙，随地势和湖泊沼泽，自成体系的错落分布。体现了一种离宫别馆式的建筑特点。　　上都城的宫殿，多见于史载，有名的如穆清阁、大安阁、鸿禧殿、鹿顶殿、水晶宫等。其中大安阁是元军于1266年攻陷南宋汴京时，拆熙春阁迁至上都所建，高二百二十尺。元人有“大安御阁势苕亭，华阕中天壮上京”（周伯琦《近光集》卷一）的诗句，描绘了大安阁高入云霄的宏伟气势。元朝大多数皇帝都是在上都的大安阁举行登基仪式的。据《元史》载，阿沙布花曾随从忽必烈到上都，早朝时，因露水多而光着脚行走，忽必烈自大安阁望见，命门卫不许放其入朝，阿沙布花只好从墙下水道钻入。这一方面说明了在大安阁上可以居高远眺，同时也说明元上都有引排水的通道，而且夏季地湿而多露水。传说，元上都所在地原为海，海中有龙。在民间留下了忽必烈向龙借地的传说：刘秉忠建城时，因地有龙池，不能排干积水，于是奏请元世祖与龙借地，当夜三更，雷声大震，龙王飞上了天，第二天便能以土筑城。　　在三街相对的宫城中心发掘出了大安阁旧址。从阁前东、西两角出土的汉白玉雕龙角柱建筑构件和刻有燕尾槽的石条地基，以及浮雕动物、花卉和刻有古兰经的阿拉伯文石刻上，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当时宫阁辉煌、飞檐高耸的都市繁华景象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　　元上都宫城北墙正中的阕式建筑，现存高大的夯土台基，建筑规模宏大，有学者认为应该是穆清阁的位置，也有人称其为司天台，孰是孰非，尚不得而知，但这一建筑基址是宫城中一处最为高大宏伟的建筑，则是不容置疑的。在诸多宫殿基址上，现在仍可看到残存的汉白玉雕花石刻、粗大的石柱础、各色琉璃瓦构件，绿釉的龙纹瓦当、滴水以及砖雕和瓷片等。使我们不难想见元上都当年金碧辉煌的雄姿。据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的统计，上都路有民4万余户，近12万人，其中应有一半人居住在上都城区内，这在当时的北方地区，特别是草原城市中，应是人口非常集中的地区了。　　元上都的四关范围十分广大，每一关厢地带都如上都城址一般大小。元代诗人就有“西关轮舆多似雨，东关帐房乱如云”（宋本《上京杂诗》，《永乐大典》卷七七○二。）的生动描述。现今的调查可见，东西两关的街道纵横交错，既有前店后院式临街店铺，也有规模较大的几进式高宅大院。北关则是行殿和兵营所在，考古调查发现了成排的营房建筑遗址。在南关明德门外的发掘中，曾经揭露了东西相连的酒肆和客栈的遗址，证明了元代诗人“滦水桥边御道西，酒旗斜挂暮檐低”（张昱《塞上曲》，《张光弼文集》卷三）、“滦河美酒斗十斤，下马饮酒不计钱”（马祖常《车簇簇行》，《石田文集》卷五）描述的真实性。　　在元上都的北门外的龙岗下，有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设计修筑的一道拦河大坝，名为铁幡竿渠。此渠由龙岗东侧山岗下向西至上都城西北方的哈登台敖包山下，南折沿城西关外至闪电河。这是一项十分宏伟的排水工程。至今哈登台敖包之上仍留有当年的铁幡竿石基座。　　此外，在元上都城东南的砧子山墓地，城北的卧牛石和一棵树墓地，分别发现了成片的元代汉人家族墓地和蒙古人的墓葬。说明当时的汉人和蒙古人是分开埋葬的。在砧子山墓地一座骨灰葬的石刻墓志上，刻有“上都小东关……黄得禄之位……”的字样，表明了此人居住在上都小东关的事实。另在一处葬有7个家族成员的墓地中，还发现了三个白种人个体，似乎反映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繁盛。　　1992年，考古工作者在距元上都西北约35公里的羊群庙祭祀遗址，发掘出土了四尊比真人略大的汉白玉石雕人像，人像身着龙纹半袖长袍，端座于带扶手的圈椅之上，神态威严，气度非凡，足显皇家威仪。而这一区域正是《元史》所载，元代帝王祭祖祭天的场所，元代诗人就有“祭天马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亦香（萨都剌《上京即事》，《萨天锡诗集》前集）的诗句。　　忽必烈是一个伟大的君主，他力图把蒙古文化和汉文化融合起来，汲取精华，把草原文明进一步融会贯通，发扬光大。蒙古文字的创新，史学巨著的编撰，天文历法、印刷术的精进，以及戏曲杂剧的兴盛，都极大的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和元代社会的发展。　　蒙古民族在其创造世界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了优秀的民族文化。茫茫草原，蓝天白云，成群的牛羊，飞驰的骏马，如白莲花般的蒙古包，是这一文化的真实体现；而骑马、摔跤、射箭则是这一文化的精髓所在，至今仍是草原上盛大节日的传统竞技项目。今天的锡林郭勒草原，社会生活虽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草原上的人们，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好客礼仪和淳朴的民风。　　历史上多少曾经的辉煌与繁华，在人去楼空、风烟散尽之后，留下的往往是累累的废墟。废墟是颓败的、甚而至于悲壮，但在它的积尘深处，往往淹埋着富于生命力的文明，那是一些碾成了碎片而依然光亮的文明，一些让人神往而缅怀的文明。　　上都城在元末农民起义的战火中毁灭了，而它的遗址则一直保存下来，上都的名字也长久地在草原上留传。这座曾经对世界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都城，也永远地留在了马可•波罗及许多西方人的记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