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都——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融合的典范
      朱耀廷(北京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文化史研究所所长)
      摘　要：北京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交界处，是华夏族、汉族和北方少数部族共同生活的地区。从蓟城到幽州，这里是北方民族融合的中心；从辽南京到金中都，这一地区成为从民族冲突走向局部统一的都城；自从元世祖忽必烈从开平迁都元大都，北京才成为全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首都。其城建规划体现了象天法地、和谐统一的原则；其民俗风情则反映了交流融合、优势互补的特点；其文学艺术，无论从创作队伍、文章体裁，还是从使用的语言及反映的民风民俗看，都是典型的带有多民族特征的京味儿文学。正是从以上意义上，我们说元大都是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融合的典范。关键词：元大都农业文化草原文化交流融合　　人所共知,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数百座都城，其中名闻天下者也有所谓“六大古都”、“七大古都”之说。如果按民族划分首都的性质则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农业民族的首都:安阳、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等；　　草原民族的首都:平城,和林,开平等；　　东北民族的首都:会宁府,辽阳,沈阳等；　　西北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首都:兴庆,大理,拉萨等；　　多民族融合的首都:北魏的洛阳,元大都,明清北京；　　实际上,真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首都只有北京。　　自从1153年金朝海陵王完颜亮定都中都之后，北京就成为中国北方乃至全国的首都，历经元、明、清850余年的风雨沧桑，再没有第二座城市可以与之比肩抗衡。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北京地区是沟通我国三大地理单元的中间站，是自古以来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地方，也是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交融的前沿。正由于此,北京地区才有可能逐步从北方民族融合的中心发展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首都。一、从蓟城到幽州----北方民族融合的中心　　北京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交界处，是华夏族、汉族和北方少数部族共同生活的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0000—9500），门头沟区东胡林人遗址出土项链、骨镯，其项链由50枚蜒螺组成，每个螺壳的顶部都有磨穿的小孔以穿连绳索。蜒螺产于海滨，说明东胡林人与沿海地区存在联系。　　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8500—7000），房山区镇江营遗址出土的文物虽然具有明显的中原文化特征，但也有少量北方文化的影响。此后发现的上宅文化也是一种既受北方文化影响，又有地方特色的文化。　　当历史刚刚跨入文明时代时，传说中的黄帝曾联合炎帝与九黎族进行了涿鹿之战；后来又与炎帝进行了阪泉之战，战胜了炎帝。从此炎黄二族融为一体，组成了华夏族，占据了中原一带；夷、狄、苗、蛮等少数民族则被迫居于祖国的边疆。自夏代开始，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这一时期的北京地区居住着多个族群，呈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中原农业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代表性器物共存，构成了三千多年前北京地区青铜文化的特色。周朝时，北京地区得到一定的开发，燕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但多民族和平共居，则是这一地区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在燕山地区发掘的春秋战国墓葬数百座，尤其是北京延庆县军都山墓地，出土了成批具有北方少数部族特征的器物。　　春秋时期，燕并蓟，移治蓟城。秦始皇统一中国，蓟为广阳郡治所。为防御北方匈奴人南侵，秦朝修建了万里长城，蓟成为北方的军事重镇。自汉至隋，此地或为燕王、广阳王封地，或为幽州，但其治所均在蓟城。隋朝时曾改名为涿郡，隋炀帝修通大运河，涿郡成为运河的北端，从此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发展。　　自秦汉到隋唐前后的一千多年间，每当中原的汉族统治者政权稳固，势力强大的时候，必定会以蓟城作为经略东北的基地；反之，每当中原的汉族统治者内部争斗剧烈，游牧民族往往乘机内侵，于是蓟城又成为汉族统治者军事防守的重镇；而一旦防守失效，东北地区游牧部族侵入之后，蓟城遂成为双方的必争之地，甚至成为入侵者进一步南下的前沿阵地。隋炀帝三侵高丽，蓟成为兵马粮饷集结之地。唐太宗东征，也是在蓟城南郊誓师。后来安禄山出任范阳（即幽州）节度使，正是依靠这一地区的经济、军事实力发动了安史之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和北京地区的历史进程。而在这种冲突与争斗中也会出现一些比较安定的局面，于是蓟城又成为中国北部的一个经济贸易中心，促进了汉族与北方游牧部族之间的物资文化交流。此后，这一地区成为汉族、突厥、契丹、奚、靺鞨、室韦、高丽、回纥、吐谷浑等各族人民生活和劳动的地方。二、辽南京、金中都----从民族冲突走向局部统一的都城　　1、辽南京的民族冲突与融合　　自五代、宋朝时起，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中原王朝势力衰弱。与此相反，北方、东北方的少数民族却相继发展壮大起来。后唐的节度使石敬瑭甘心充当儿皇帝，将包括北京地区在内的燕云十六州献给了契丹，从此中原王朝失去了北方的凭障，辽朝成为中国北方强大的政权。于是辽以幽州为其南京，改称析津府。《契丹国志》记载：“南京户口三十万，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膏腴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既筑城后，远望千里间，宛然如常，回环缭绕，形势雄杰，其用武之国也。”（1）南京道是辽朝人口最多的地区，计有24.7万户，人口约有100多万。南京城郊人口约30万。从其民族成份来看有汉、契丹、奚、渤海、室韦、女真等，但仍以汉族为主，契丹人次之。　　辽南京城的位置在今北京市广安门以南，沿袭幽州旧城。其城建规划因袭了隋唐旧制，继承了《周礼．考工记》的原则：前朝后市，中轴布局，封闭式管理。当时虽然坊市分离，但商贸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店铺和集市集中在北市与六街，特别是六街，每当节日之夜，灯火通明，游人如织。各族人民衣着多样，男女老幼东来西往，车辆、驼马络绎不绝，给出使辽朝的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路振在《乘轺录》中说：“（燕京）居民棋布，巷端直，列肆者百室，俗皆汉服，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2）甚至辽朝皇帝也经常“微行观之”。　　总之，南京析津府在当时已经算得上辽朝的首善之区了。方圆36里，人口30万，居民区26坊，佛寺36座。在辽朝五京中(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南京析津府)，可以说南京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其生产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契丹本部，实际上已经成为辽朝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实为辽朝五京之首。而以南京为代表的燕云农耕区，不仅是契丹“番汉分治”的统治中心和贸易中心，也是契丹人汲取汉族文化，南下逐鹿中原的基地。契丹兼并燕云十六州后，设南面官与北面官，“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3）。北面官负责契丹、奚族等事务，南面官（以其官衙在皇帝殿帐南面得名）分管汉族事务，并在南京设置留守作为当地最高行政长官。随着南京在契丹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逐步提高，作用与影响也由地区性的行政首府逐步向全国性的政治中心过渡。从而为金朝迁都燕京打下了基础。　　2．金朝改革中的冲突与融合　　金灭北宋后，北部中国形成了三个地区，实行的是三种制度：第一是东北地区，包括金朝的龙兴之地和金朝建国前后占领的地区，主要居民是女真各部以及辽朝统治下的契丹、奚、渤海和其他少数部族。在这里，基本上是推行女真的奴隶制，包括经济上的受田制，军事上的猛安谋克制和中央政权中具有古老议事传统的勃极烈制。第二是自辽朝上京临潢府（今辽宁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以南，直到今河北、山西即燕云十六州地区。这里的居民主要是汉族，基本上继承了辽朝的生产关系，政治上也采用汉官制度。第三是原来北宋统治下的淮河以北，包括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苏、陕西在内的汉族地区。在这里，北宋更为发展的经济关系基本上延续下来。几种不同的政治制度虽然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并存于一个国家之中，但却不可能长期并存，长期相互平行地发展，而必然引起冲突与斗争。于是导致了金朝历史上三次著名的改革，即金熙宗、海陵王和金世宗的改革，海陵王完颜亮的政变与改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海陵王完颜亮通过九人政变夺取了金朝中央政权。但他上台之后并没有中止金熙宗已经开始的改革，而是实行了一系列更为激进的改革措施。他根据改善吏制、加强皇权、进一步促进汉化改革的原则，调整与加强了朝廷的决策与执政机构。起用了一批熟悉封建典章制度、了解汉地情况、对其政权未形成威胁的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借以充实中央和地方的各级行政机关。从此，中央的人事、行政、礼仪以及财政经济大权有相当一部分掌握在女真贵族以外的封建士大夫手里，在中央组成了一个多民族的最高统治集团，扭转了保守派和完颜宗弼掌权时排斥打击辽、宋降臣的局面。所有这些措施在金朝的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促进了女真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将女真保守势力与革新势力的斗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3．海陵王定都中都城　　在海陵王之前，金朝统治集团对待燕京地区的争论，只是依照什么制度、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海陵王在镇压女真反对派，巩固了皇位后，开始考虑燕京的地位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内侍梁汉臣向海陵王提出了迁都燕京的建议，他说：“燕京自古霸国，虎视中原，为万世之基。陛下宜修燕京，时复巡幸。”（4）天德二年（1150年），海陵王颁布求言诏，多数朝臣和市民都主张迁都，认为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地处偏远，“官艰于转漕，民难于赴诉，不若徙燕，以应天下之中。”（5）海陵王采纳了这一意见，并于天德三年四月正式颁发诏书迁都燕京，其中说：由于国土已经扩大，目前仍以会宁府为都城，以致“人拘道路之遥，事有岁时之滞。凡申款而待报，乃欲速而愈迟。”“又以京师粤在一隅，而方疆广于万里，以北则民清而事简，以南则地远而事繁。深虑州县申陈，或至半年而往复；闾阎疾苦，何由期月而周知？供馈困于转输，使命苦于驿顿，未可时巡于四表。”（6）以上议论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当时金朝迁都的原因：其一是当时“方疆”已经“广于万里”，而京师还远在东北“一隅”，于是导致了物资供应的极端困难—“官艰于转漕”，“供馈困于转输”；其二是说，这种状况也不利于对全国实行有效的政治统治，不利于下情上达和上情下达：州县的上报材料，半年左右才能往复；民间的疾苦，过了几个月也不能周知；使臣驿马劳顿，皇上也难于及时巡视四方；其三是说，东北地区“民清而事简”，而新占领的南部地区却“地远而事繁”，即不利于对新占领区的统治。　　海陵王决定迁都，辽、宋降臣成为这一主张的积极支持者与实行者：熟悉汉文化的渤海人尚书右丞张浩主持修建燕京城，三年完工。海陵王特意派工匠至汴京，将汴京宫城图绘制下来，交给张浩令其按图修建。并从汴京征集了大量工匠，将汴京宫殿中的可用部件都拆下来，运至中都，用于宫殿的修建。皇城位于全城中央的南部，南为宣阳门，北为拱辰门。主要宫殿建在从外城南门丰宜门至宣阳门、应天门、拱辰门的中轴线上。在建筑风格上也承袭了北宋末年奢华纤巧的风气。汴京的正北门为通天门，中都的正北门为通玄门；汴京宫城的北门为拱辰门，金中都宫城北门亦称拱辰门；宫城的东华门、西华门等也是仿照宋宫城命名。宫城的正南门为应天门，宫城殿阁九重，共36所。前殿为大安殿，后殿为仁政殿。东有东宫，为太子所居；寿康宫为母后住所；西有十六凉位，为嫔妃居住之地。“其宫阙壮丽，延亘阡陌，上切宵汉，虽秦阿房，汉建章不过如是。”（7）　　张浩因修建中都城有功，受到海陵王的信任，被提拔为右丞相兼中书令。贞元元年（1153年），金朝正式迁都燕京。海陵王认为“燕乃列国之名，不当为京师号，遂改为中都。”（8）原辽朝析津府改名为大兴府。海陵王以一万四千人的仪仗队，浩浩荡荡地进入中都，俨然汉家天子，表明他进一步接受了汉文化。　　为了使宗室贵族不再留恋东北的龙兴之地，海陵王下诏将太祖太宗的棺木从上京迁到大房山安葬，负责“大房山诸陵工作”的是契丹人耶律安礼，因其修陵有功，海陵王封他为潭国公。与此同时，海陵王又下令“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宫，仍夷其址而耕种之。”（9）即将上京会宁府的旧宫殿和贵族住宅平为耕地。既迁走了祖宗的老坟，又平毁了贵族的安乐窝，以后即使有人想迁回故地也基本上没有可能了。正是海陵王这种激进措施，巩固了中都在金朝的首都地位。　　海陵王迁都中都促进了中都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就在金朝迁都不久，张浩向海陵王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请凡四方之民欲居中都者，给复十年，以实京师。”（10）即采取优惠措施，鼓励全国各地人民迁入首都地区。结果使中都地区的人口迅速增加，几年之后“殆逾于百万”，成为一座人口超过百万的古代城市。从此之后，中都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而女真人进入中都后，与汉民杂处，逐步学习并接受了汉族先进的科学文化、风俗习惯，其中多数人“浸忘旧风”（11），“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真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12）它说明，居住在中都的女真人已经逐步与汉族融合，被汉族同化。由此可见，海陵王迁都中都促进了当时的改革，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从而为北京成为全国的首都奠定了基础。三、从和林、开平到元大都----全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都城　　成吉思汗的根本之地在三河源头，即今蒙古国的大肯特山一带。当时他们逐水草而居，还没有首都可言。据蒙古国学者考证，大概在1220年左右，西征路上的成吉思汗曾经谈到：想在克烈部活动的区域建立一座首都。但和林作为蒙古汗廷，是直到窝阔台称汗之后的1235年才确立的。从此之后直到忽必烈称汗之前，这里一直是蒙古国的大本营和首都。　　1．忽必烈开府金莲川，修建开平城　　元宪宗蒙哥元年（1251年），忽必烈的长兄蒙哥继位为蒙古国的大汗，忽必烈受命统领漠南汉地军民事，并允许他在金莲川开府建衙。金莲川即金世宗的离宫所在地，当年梁襄曾极力反对金世宗到这里巡幸，但对于来自大漠以北的忽必烈来说，这里却是一个水草丰美的风水宝地。此地原名曷里浒东川，位于桓州之东，滦河北岸，北依南屏山，即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兰旗闪电河一带。其南面及东、西两面都是辽阔的草原，地势平坦，气候温和。由于此地盛产金莲花，金世宗说：“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之义。”（13）故改名为金莲川。　　经过忽必烈及其幕僚几年的努力，中国北方及金莲川一带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忽必烈以周公、唐太宗、金世宗为榜样，广召天下贤才，在其金莲川幕府中，不仅有满腹经纶、名闻天下的学者，而且有精通兵法战策、治国之道的谋士；不仅有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而且有能征善战的军事统帅。它初步奠定了蒙古贵族革新派与汉人儒士及军阀之间的政治联盟。实际上，当时的金莲川幕府已经变成了忽必烈研究帝王之道的讲习所，从而为忽必烈建立元朝、统一中国准备了指导性理论和一批名臣与名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元宪宗六年（1256年），忽必烈根据其谋臣的建议，由刘秉忠设计，建造了一座草原城市——开平府。由于它位于草原、大漠与华北平原的交接处，地处南北交通要道，既便于忽必烈会朝展亲，奉贡述职，便于与和林汗廷的联系；也有利于与燕、赵、中原的来往，正好符合了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民事的需要。就在开平城落成的当年夏天，忽必烈将其金莲川幕府迁移到这里，使开平成为忽必烈的一个参谋本部。修建开平城，这在忽必烈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件大事：它不仅标志着蒙古族从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化，而且使开平成为忽必烈统治汉地的政治中心。它对于忽必烈在夺权斗争中取得胜利，对于元朝的建立、中国的统一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正是在开平举行了库里台选汗大会，在部分蒙古宗王贵族和汉族文臣武将的推举下继位为蒙古国的大汗。究竟定都何处？成为忽必烈君臣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当时，蒙古汗国的首都和林在忽必烈同母弟阿里不哥的控制之下，那里有一批守旧的诸王贵族拥护阿里不哥，并于忽必烈称汗之后的第二个月在和林举行库里台推举阿里不哥为大汗。一个国家内同时出现了两位大汗，这自然会导致一场争夺汗位的战争。正由于此，忽必烈不可能将和林定为自己政权的首都。忽必烈的志向是“大有为于天下”，统一全中国，建立一个符合中原士人愿望的正统王朝。全中国统一之后，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和林自然就会失去全国中心的地位。如果那时还以和林为首都，自然难以控制全国，那不仅会失去支持他的中原汉人的民心，也会影响蒙汉统治阶级的进一步联合，影响对中原和南方的管理。已经逐步汉化，并被汉人尊为“儒教大宗师”的忽必烈，清楚地认识到定都和林的弊端，果断地放弃了大蒙古国的首都和林，决定另选新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选择了地处蒙古草原和中原汉地结合部的开平作为自己政权的首都。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他正式颁发诏书，“升开平府为上都”。从此，上都正式取代了和林的地位，成为忽必烈掌权的蒙古国的新首都。正如忽必烈的重臣廉希宪所说：“上都，圣上龙飞之地，天下视为根本。”（14）这是忽必烈适应当时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政治斗争的需要所做的选择，是蒙古国统治中心的第二次南移。历史证明，这个决策是英明正确的。　　3.忽必烈迁都大都　　早在元宪宗二年（1252年）七月，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之孙霸都鲁就曾向忽必烈建议说：“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15）忽必烈受到很大启发，从此萌发了以燕京为都城的想法。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不断有人建议建都燕京，其理由是：燕京东控辽碣，西连三晋，背负燕山，左拥太行，右濒渤海，挟五关之险而凭临中夏，自古以来就是中原通往东北和漠北的交通要道，是中原和北方王朝的重镇。辽朝以此为南京，金海陵王从会宁府迁都于此，修建宫阙，建立宗庙，改名为中都，使之成为一代王朝的都会。于是有人建议：可以参考唐朝的两都制，辽朝、金朝的陪都制，以燕京为国都，以开平为陪都。也就是建立一种“以燕京君临天下，以开平驾驭漠北”的政治格局。　　中统五年（1264年）二月，忽必烈下令成立修内司和祗应司，派谢仲温和回回人也黑迭儿修复琼华岛。广寒殿很快修复一新，忽必烈以此作为驻跸燕京的行宫。同年八月，忽必烈颁发了《建国都诏》，其大意说：经中书省臣议，开平府阙廷所在，加号上都。并可在燕京修复宫室，分立省部，作为四方会同的另一个中心，“可称中都路，其府号大兴。布告中外，咸使闻知。”（16）　　这年下半年，忽必烈下令成立提点宫城所。刘秉忠、谢仲温等负责新城址的选定，城池、宫阙的规划，包括祖社朝市之位，经营制作之方等；张柔、张弘略父子、段天佑、也黑迭儿等行工部事，领导宫城的修建工作；郭守敬负责新都的水利建设。至元二年（1265年）正月，筑城工作正式开始。　　正是在忽必烈、刘秉忠君臣的共同努力下，元大都成为一座规模宏大、辉煌壮丽的世界性大都市。黄仲文在《大都赋》中写道：这座都城“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歌棚舞榭，选九州之芬秾。”“奴隶杂处而无辩，王侯并驱而不分。”“复有降蛇捕虎之技，扰鹰藏马之戏，驱鬼役神之术，谈天论地之艺，皆能以蛊人之心而荡人之魄。是故猛虎烈山，车之轰也；怒风捕潮，市之声也；长云偃道，马之尘也；衅雷动地，鼓之鸣也。繁庶之极，莫得而名也。若乃城阙之外，则文明为轴舻之津，丽正为衣冠之海，顺则为商旅之薮，平则为西贾之派。天生地产，鬼宝神爱，人造物化，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17）意大利施行家马可波罗在《大汗之宫迁》一文中说：忽必烈居住在名为“汗八里之契丹都城”，“在此城中有其大宫殿”，“此宫之大，向所末见”。“大殿宽广，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余，房屋之多，可谓奇观。此宫壮丽富赡，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此者。”（18）另一篇文章名为《汗八里之贸易发达户口繁盛》，其中说：“汗八里城内外人户繁多，有若干城门即有若干附郭。”“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进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室，而数众之显贵邸舍，尚未计焉。”“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计有千车。”（19）　　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忽必烈下令改中都为大都，定为全国首都，将上都降为陪都。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月，大都宫阙峻工，忽必烈御正殿大明殿接受百官朝贺。同年四月开始修建太子宫——东宫。十一月建成延春阁。至元十三年（1276年）即南宋皇室投降的那一年，新的首都大都城大体建成。二十四年（1287年），筑城工程全部完工。从此，元大都成为中国第四次统一之后中华民族的伟大都城，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一座首屈一指的或并不多见的国际性大都市。　　忽必烈以大都为首都，以上都为陪都，并确立了上都巡幸制度。同金代不同，金朝虽然仿照辽朝实行五京制，但并不再实行四时按钵制度，其统治中心完全迁移到关内的中都。而元朝这种两都制，却是具有草原游牧民族特色的“以大都君临中原，以上都笼络草原”的制度——这是忽必烈实行两都制的真正目的。正因为如此，几乎每年的四、五、六、七、八几个月，忽必烈都要在气候凉爽的大都度过。往往农历三月、有时二月就从大都起程，一边打猎一边北上，大概用一个月左右时间方能到达上都。巡幸上都，名为避暑，但忽必烈照样上朝，处理军国大事。朝廷主要机构包括中书省、枢密院等也都迁来上都，在大都只有少数官员留守。八、九月，蒙古草原气候转凉，忽必烈再率群臣回到大都。从元朝建立之时起，这种两都巡幸制就成为元朝的固定制度一直延续下来，直到元朝灭亡。忽必烈一方面依靠大都有效地控制中原和南方各族，实现了蒙汉联盟，巩固了对全国的统治；另一方面又通过上都，笼络和控制了蒙古草原的贵族诸王，加强了蒙古草原与中原地区以及南方的政治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对保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四、元大都城建规划特色——象天法地，和谐统一　　元大都的城建规划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最后经典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并为世界所少见。作为一位精通儒学和佛教的著名学者，刘秉忠对元大都的总体设计基本上遵循了《周礼．考工记》的规定和《周易》中阴阳八卦的原则，而明清北京城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1．辩方正位，为天下本　　“君人南面以治天下”，帝王坐北朝南治理天下万民，在《周礼》看来这叫作居于天下之正位。因此在都城建设中，也强调“惟王建国，辨方正位。”（20）据《析津志辑佚》记载，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命令刘秉忠，“于燕京东北隅辨方位，设邦建国，以为天下本。”（21）从大的地理格局上看，元大都背靠高山，南控中原，东临辽碣，西依太行，北连朔漠，居于当时的天下之中，正是“设邦建国”的最为理想的地区；从城市的整体形状看，大都城基本上符合“匠人营国，方九里”的原则，虽然南北略长，但基本上还是属于一个方方正正的都城，其宫城处于全城的中心，外为皇城，再外为都城，体现的正是皇帝居于天下的正位，南面而治天下；城内东西南北各有9条大街，其中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胡同宽6步，也符合“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的说法；太庙位于齐化门内，社稷坛位于平则门内，一东一西，一左一右，也体现了《考工记》“左祖右社”的原则；朝廷及官署在南，市场则集中在积水坛北岸的日中坊，体现的正是“面朝后市”、“日中而市”的原则。从总体上看，元大都的设计规划应该说是《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城建规划的具体落实，在中国的七大古都中保存至今的这种都城规划应该说是绝无仅有的。　　2．中轴布局，左右对称　　“中轴布局，左右对称”也是北京城和皇宫规划设计的一个重要原则，它体现了唯我独尊、皇权至上和“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封建皇家思想。整个北京城的部署都是围绕皇宫这个中心展开的，其中有一条贯通南北的中轴线。元大都是沿丽正门、灵星门、崇天门、宫城的大明门、延春阁出厚载门；明清时是从外城最南端的永定门北行，依次通过大明门（清改称大清门）、承天门（清改称天安门）、端门、午门、皇极门（清改称太和门）、抵达皇极殿（清改称太和殿），再往北穿越景山中峰，最后至于鼓楼、钟楼。这是世界上一条最长、最伟大的中轴线，它体现了故宫“中”与“正”的尊贵位置。而北京城前后起伏、左右对称、气象万千、恢宏壮美的建筑格局也正是由这条中轴线而产生的。有些专家学者曾经做过实地测量，他们发现，从大明门到景山内万岁山距离为2500米，而从大明门到太和殿庭院中心的距离是1545米。二者相比，其比值正好是黄金分割率的0．618。古代的设计师将太和殿放在这个最佳位置上，如果不是偶然的巧合，真可谓是匠心独具了。　　3．象天法地，敬天法祖　　元大都和明、清时北京城的规划和皇宫的建筑设计都蕴含着象天法地、敬天法祖的传统文化的内涵。元明清的皇宫都坐落于北京城的中心，象征的正是三垣中的中垣——紫微垣高居中天，永恒不变，体现帝王的至尊、皇权的至重；中垣受众星躬围，皇宫受天下朝贡，体现的则是万众所归，人心所向；皇城之内旧有积水潭，皇宫附近有北海、中海、南海，则取象于紫微宫后的天河银汉；三海之上建有琼华岛、广寒殿，又有瀛洲、太液池之称，象征的则是神话传说中的东海三神山——蓬莱、方壶、瀛洲；紫禁城中内廷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正应三垣之数，而东西六宫则象征周围的12颗星辰；紫禁城中的乾清宫为皇帝所居，此地位于宫城之中，又属禁地，即禁止平民接近，故而称为禁中、禁内或禁城，这就是紫禁城的来历；而天市垣在紫微垣之北，因此元代建城时市场设在紫禁城北面。　　4．阴阳八卦，天地相合　　元代大都城的规划布局，紫禁城的设计建筑，乃至此后三山五园等皇家园林的建设等，无不体现《易经》的阴阳八卦思想。比如，刘秉忠建造大都城时设计了11座城门，有的学者认为刘秉忠出身于佛门，当过和尚，认为北京地区原来是一片苦海，苦海中有孽龙存在。要镇住孽龙的唯一办法只有请托塔天王的三太子哪咤。他有三头六臂，北京城的南三门相当于哪咤的三头，东西城的六个门相当于他的六臂，而北城的两个门则相当于他的两只脚。《可闲老人集》有诗云：“大都周遭十一门，草苫土筑哪咤城。谶言若以砖石裹，长似天王衣甲兵。”（22）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但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如元代黄文仲在《大都赋》中说：“辟十一门，四达幢幢。盖体元而立像，允合乎五、六天地之中。”《周易》中“天地之数，阳奇阴偶”，即天数1、3、5、7、9和地数2、4、6、8、10，取“天地之中和”，即将天数的中位数“5”与地数中位数“6”相加，合为“11”。因此，北京城11座城门的设计含有天地相合之意（23）。　　从地理方位上看，南方为阳为天，故而南面城门为三，取象阳数；北方为阴为地，故而北门为二，取象阴数。其意也是与天地相合。　　5．阴阳五行，象形化生　　阴阳五行是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的合称，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阴阳最初的含义是指日光的向背，后引申为矛盾对立的双方。《易传》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24）。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阴阳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五行，最初称五材，是指木、火、土、金、水5种物质，后引申为一切事物都是由五行的运动变化生成的，各种事物都具有五行的属性，五行之间则是相互联系，相生相克。阴阳五行学说在北京城和紫禁城宫殿的设计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如紫禁城宫殿整体上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外朝为阳，在布局上有三朝五门，多用奇数；内廷为阴，在布局上有两宫六寝，多用偶数。两宫为乾清宫和坤宁宫（交泰殿为之后增建），六寝为东西六宫。外朝中路的三大殿坐落于土字形的汉白玉台基之上，土为阴阳五行之一，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中说：“中央土者，君宫也。”唐孔颍达疏中说，“土为五行之生，尊之故称大……”（25）根据阴阳五行学说，在金、木、水、火、土中，土居于中央，把三台建成土字形，表示这里是天下的中央，同时，土也代表江山社稷，表明希望江山永固，社稷安定。　　而后宫中的太后、太妃的生化过程属于“收”，从五行上说，属于金，方位在西，所以太后的宫室如慈宁宫、寿安宫、寿康宫都分布在西路。文渊阁作为紫禁城内的书库,专用于收藏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考证》及《古今图书集成》。书库最忌火，所以文渊阁用黑色琉璃瓦绿剪边屋面。黑色在五行中属"水",用黑色琉璃瓦含有以水压火之意。屋脊用绿、紫、白色琉璃浮雕波涛、游龙。阁前凿长方形水池,池上架有臼石拱桥,围以白石栏杆,栏板雕有海水及各种水族图案，以示厌火之意（26）。　　6．城门宫殿，取意乾坤　　《日下旧闻考》记载说：“元建国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意也。建元曰至元，取至哉坤元之意也。殿曰大明、曰咸宁。门曰文明，曰健德，曰云从，曰顺承，曰厚载，皆取诸乾坤二卦之辞也。”（27）元朝皇宫中的主殿为大明殿，正门为大明门，皆取意于《易》经乾卦“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28）之意。太子东宫的光天殿，在《易经》中“光天”代表东方，《易》象说“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29）告诫太子要认清时事、注意时机、与时协行，既不可冒进，又要切记时不可失，失不再来。大都城南端的正门原来称为“丽正门”，合于“离”卦的卦辞“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30）意思是双重光明附丽于正道，以此教化天下，达到文明之意。北面的东门称为安贞门，则合于坤卦的卦辞“安贞之吉，应地无疆。”（31）意为安定守正才能吉祥，这是与无边无际的地道相应的。北面的西门称为健德门，取意于“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哉乾乎，刚健中正。”（32）厚载门，则取意于“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33）正东门称为“崇仁门”，正西门称为“和义门”，则是体现了“立天道曰阴曰阳，立地道曰柔曰刚，立仁道曰仁曰义”（34）的说法，含有“东仁”、“西义”之意。　　综合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中国古都建设的规划虽然曾经经历了不同的阶段，而强调和突出皇权一直是都城规划设计的最高原则；规划的指导思想是遵循儒家和佛教的基本理念，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规划以礼，象天法地，维护皇权，和谐统一”这是元都城建规划的主要特色。五、元朝统治下的宗教信仰　　蒙古国横跨欧亚两洲，当时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在蒙古国几乎是应有尽有。　　其中包括蒙古人原来信奉的萨满教，西藏、西夏和汉人信奉的佛教，金和南宋的道教，畏兀儿和西方各国信奉的伊斯兰教（回回教、答失蛮），蒙古高原一些部落乃至钦察、斡罗思各国信奉的基督教（包括景教，即聂斯托里派；也里可温，罗马派）等等。蒙古贵族征服天下，基本上是采取屠杀和掠夺政策，但其宗教政策却比较开明，并不强迫被征服者改信蒙古人的宗教，而是宣布信教自由，允许各个教派存在，而且允许蒙古人自由参加各种教派，对教徒基本上免除赋税和徭役。实行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被征服者的反抗，对蒙古贵族的得天下和治天下都曾发挥过不小的作用。　　萨满教是蒙古人的原始宗教，据史料记载：鞑靼民族“崇拜日月山河五行之属”（35），“敬天畏雷，尚巫信鬼”（36），“有拜天之礼”（37），“祭祀祖先”（38）。萨满则是这种原始宗教的具体体现，他们“兼幻人、解梦人、卜人、星者、医师于一身”（39），也就是一种巫师，蒙古人相信他们能与鬼神“共话”。成吉思汗利用这种宗教竭力宣扬天命论，自称是“有天命的”（40），“天命众百姓都归我管”（41）。并依靠萨满首领通天巫阔阔出等人的支持登上了汗位，宣称天神命铁木真“为普世之君主”（42）它说明这时的萨满教已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已经成为成吉思汗等蒙古贵族欺骗人民、进行统治的工具。　　但萨满教毕竟是比较原始、比较落后的宗教，用这种宗教欺骗比较落后的人们还能发挥一定作用，但却难以用它来统治其他先进民族。因此在成吉思汗西征的路上，就千方百计地将中国北方的道教首领丘处机召至身边，向他询问统治汉人的办法，并大力扶植道教，借以加强对汉人的思想统治。邱处机倍受成吉思汗赏识，雪山归后，赐居燕京太极宫，即今白云观内的邱祖殿。东岳庙是道教正一派在华北地区的第一座大型道观。　　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无论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大都皆可自由活动，并广建寺观、教堂，促进了宗教文化的繁荣。　　自忽必烈以后，元朝统治者主要提倡喇嘛教，西藏人八思巴被尊为“大宝法王”、“大元帝师”。以后每一帝师死，必自西藏取一人为嗣，一直到元朝灭亡。蒙古统治者如此重视佛教，也是出于统治天下的需要，据《元史》记载：“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且险远，俗犷好斗，思有以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尽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帅臣以下，亦僧俗并用，军民尽属统理。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西土。”（43）从此佛教掌握了西藏地方的政权，并将教义传入了蒙古地区。中国内地自东汉以来佛教就已经传入，唐、宋时期曾出现不少教派。蒙古统治者提倡佛教，对统治中国内地也很有利。　　在提倡佛教、道教的同时，他们还把儒家提高到宗教的地位，大力提倡。在元代的庙宇中，一般都供奉三个塑像，中间是释迦牟尼，右边是老子，左边是孔子。元朝人尚右，佛、道、儒依次排列，佛教最尊，道教其次，儒教虽然排在第三，但毕竟进入了元朝的庙堂。主张佛道儒三教合流,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应该是元朝政治统一、社会曾一度安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基督教的聂思脱里派早在唐初就传入中国，取了一个汉名叫景教。元代称为也里可温（阿拉伯语，修士），或称聂思脱里。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之前，汪古、乃蛮、克烈等部就信奉景教。窝阔台的妻子脱列哥那（蔑儿乞人），拖雷的妻子唆鲁禾帖妮（克烈部），汪古部驸马，以及蒙哥朝的大必者赤（副丞相）孛鲁合等，都是景教徒。因此景教在蒙古汗廷中也有强有力的靠山。房山十字寺遗址，此遗址位于房山区周口店地区，是目前中国现存的唯一景教寺院遗址。　　早在成吉思汗建国之前，回教商人就在蒙古各部落中活动，回教徒札八儿火者曾参与了钦班朱尼河水，成为成吉思汗的开国功臣，后来被任命为镇守中原汉地的第一个大达鲁花赤。随着中亚、波斯等地的被征服，来到东方的回回人空前增加。蒙古贵族利用回回上层分子和富商大贾作为压迫与剥削中原汉民的帮手，如花剌子模人牙剌瓦赤，不花剌贵族赛典赤赡思丁，富商奥都剌合蛮等，都在统治机构中担任很高的职务。移居漠北与中原各地的回回人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其聚居地建立清真寺，牛街礼拜寺为元代伊斯兰教在大都活动的中心，也是北京目前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清真寺。回教教师答失蛮、苦行者迭里威失，享受与僧道、也里可温同样的免税待遇。但一般的回教徒——木速鲁蛮则同于编民，一样要交纳赋税，负担差发。六、元大都的民俗风情：交流融合，优势互补　　从语言文字到生活方式,从日常礼仪到婚葬嫁娶,从民俗信仰到年节礼俗,北京地区一直经历着矛盾与冲突,交融与改变。进入北京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面临的是汉族长期生活和统治的汪洋大海,一般都像女真人那样“浸忘旧风”，“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真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军事力量强大的征服者最后被农业文化,儒家文化所征服。但同时也吸收了大量新鲜血液,使汉文化发生变异。　　有的学者认为，北京民俗是多民族长期融合、凝聚的结果，它包含着丰富的民族内涵，这是北京民俗的第一特色；民族、信仰的多元化和社会结构的多层次，形成了雅俗共赏的多元化、多层次的风俗民情，这是北京民俗的第二个特色；北京民俗作为民族文化的根与魂，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随着社会政治的变革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其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变化、充实和更新，这是北京民俗的第三个特色；北京民俗文化，大多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其中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影响比较突出，这是北京民俗的第四个特色；北京是我国近千年来的首都，是历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人文荟萃，故而民俗风情的整体水平较高，这是北京民俗的第五个特色。七、古都北京的文学艺术　　中国不仅是一个诗的大国、散文的大国，而且是一个小说的大国、戏剧的大国。北京的文学艺术始终处于我国文学艺术发展的北方重镇和文化中心的地位。与其他地区的文学艺术相比，人们习惯上将它称之为京味儿文学，这正是北京文学不同于其他地区文学的突出特色。从北京文学的发展沿革看，北京地区的文学开始是由侯国文学发展为边塞文学；但自从辽朝将幽州改为南京之后，从文学创作主体看，北京文学的作家队伍一直是一支多民族的创作队伍；而从文学体裁和代表作来看，北京文学则体现了多样化和典型性；从文学作品使用的语言及反映的民风民俗看，更是典型的京腔京味儿。　　北京的文学从最早的神话传说到最早的文学记录《燕丹子》，唐人《玉集》中关于孟姜女哭长城的记载，《山海经》中的文学描写，《史记》中关于幽州、长城沿线的文学描写包括“李将军射虎”等，建安文学时期关于蓟城的文学艺术如曹操的《苦寒行》、《观沧海》、曹丕的《燕歌行》、陆云的《北游幽朔城》，唐代的幽州文学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蓟丘览古》、高适的《蓟门行》等，无不体现了祖国的北国风光，反映了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发展到辽、金、元时期，这种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因素就进一步明显和加强了，比如辽代的幽州文学，苏辙的《游桑干》《眉山集》，金代的诗词、诸宫调、著名诗人元好问的诗词、以及书法、绘画、歌舞、佛道诗文等，元代的名诗《黄金台》、元代著名诗人刘因、王冕、萨都剌、虞集等人的作品，元大都绘画、小说、讲史以及宗教作品等。明清则形成了带有北京地方特色和民族融合特色的京味文学，包括《金瓶梅》中的北京语、《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中的京味、京腔，子弟书，京味小说《镜花缘》以及说唱艺术等。　　北京的戏剧从元杂剧的辉煌、明清传奇的鼎盛、以京剧为代表的花部地方戏的五彩缤纷，分别代表着中国戏剧史上三个黄金时期。北京地区戏剧的发展则与这三个黄金时期息息相关。比如宏大壮美的元杂剧，从元曲第一家关汉卿的《窦娥冤》，到《西厢记》，马致远、纪君祥等人的剧作，昆曲艺术扎根北京，盛世元音，南洪北孔，花部的地方戏，徽班进京，京剧的形成等，无不反映北京地区戏剧的特色，同时在全国各地又起到了引领潮流的作用。八、几点体会　　古人云：“天下之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一个人所共见的历史现象，但古人并未揭示产生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我认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处理好农业民族与草原民族的关系。历代统治者企图用征服与战争，或者隔离与分裂的办法解决这种民族的矛盾与冲突，结果都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比如,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城曾经是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分界线.但作为农业民族防止草原民族南下的军事防线，并没有能够阻止草原民族的南下，也没有能够阻止农业民族向草原地区的迁徙与北上，没有能够阻止农业民族与草原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各族人民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了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才是社会安定、生活幸福的前提。而以北京为首都则形成了几大优势：　　一是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的结合：这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结合，形成了优势互补的格局：从边疆互市变成了全面合作；从连年战争变成了峰火无警；从互相敌对变成了内外一家；从势不两立变成了同舟共济。于是出现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商贸繁荣、交通通畅的局面，促进了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元初国力的强大，清代康雍乾盛世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第二，从文化宗教上看：以儒学治国，以佛教治心，以道教治身，逐步形成了三教合流，并允许其他宗教文化自由传播。这对当时来说也是采用了多数人能够接受的文化信仰，有利于政治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　　第三，从地理环境上看，则是华北、华南大平原与蒙古高原、东北平原的结合；从民族成份上看，则是汉、满、蒙、回、藏等中国主体民族的结合。也就是说这种结合符合当时中华民族多数人的利益。　　西方有人主张建立民族国家。从这一主张出发，中国将会出现56个、甚至更多的国家。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适合诸侯分立、三国并存，也不适合建立南北朝，更不能建立若干个民族国家。诸侯并立、三国并存导致的都是连年的战争，十几个、几十个国家同时并存会出现什么局面更是可想而知。合则互利，分则俱伤；合则发展，分则破坏；合则安定，分则天下大乱。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规律。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才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人民的选择。进一步将北京建成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华之都，是全国56个兄弟民族的共同愿望和利益所在。注释：（1）时隆礼，《契丹国志》（2）［宋］路振在《乘轺录》（3）（明）宋濂，《辽史》卷45《百官志一》，北京中化书局，1974年，685页（4）［元］脱脱等，金史，卷2，补艺文志，台湾版（5）［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1，北京中华书局（6）［清］张金吾，金文最，卷4，议迁都燕京诏，雅堂刻本（7）［宋］范成大，《揽辔录》（8）［元］脱脱等，金史，卷24，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72页（9）［元］脱脱等，金史，卷5，海陵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108页（10）［元］脱脱等，金史，卷83，张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1863页（11）（12）［元］脱脱等，金史，卷７，世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158-159页（13）［元］脱脱等，金史，卷２４，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66页（14）［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７，平章廉文正王，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140页（15）［明］宋廉等，元史，卷119，木华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2942页（16）海王古籍丛刊，元典章，卷１，诏令卷之一，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34页（17）［明］沈榜，宛署杂记上，民风一，北京北京出版社，1961年（18）［意大利］马可波罗，冯承钧译，党宝海新注，马可波罗行纪，第84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309-310页（19）［意大利］马可波罗，冯承钧译，党宝海新注，马可波罗行纪，第84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358页（20）《十三经注疏》，《周礼》，卷1，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21）（元）熊梦祥著，《析津志辑佚．朝堂公宇》，第8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22）（明）张昱，《可闲老人集》，《四颤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23）沈榜，《宛署杂记上》，黄文仲“大都赋”，北京出版社，1961年（24）《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卷8，《系辞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25）（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26）参见本人主编精品教材立项项目《中华文物古迹旅游》第二章《古代宫殿坛庙》，作者张连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页（27）（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30《宫室》，第430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28）（32）《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卷1，乾卦，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29）《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卷5，艮卦，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30）《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卷3，离卦，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31）（33）《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卷1，坤卦，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34）《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卷9，《说卦》，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35）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3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36）《元史译文证补》卷29，1页（37）脱脱，《元史》卷72，17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38）《元朝秘史》卷2，2页（39）《元史译文证补》卷29，1页（40）《元朝秘史》卷8，23页（41）《元朝秘史》卷9，35页（42）（波斯）拉施特，《史集》卷1，16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43）脱脱，《元史》卷202《八思巴传》，45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