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铁时代的青铜叙事
      撰文/立山
      根据古希腊第一位个体作家赫西俄德那卓越的叙述，当青铜时代凄惨地终结，万能的宙斯在富有果实的大地上又先后创造了“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
      “恶”成为黑铁时代的主题——生活在公元前八世纪的赫西俄德愤恨地说，他自己就是这个时代可悲的一员，如果可能，他宁愿在此之前死去，或者在此之后降生。
      公元前八世纪，正值中国历史上的大时代——春秋时期，如果把赫西俄德隐喻性的时代划分换算成考古学的时间表，此时已近中国青铜时代的晚期，铁器，一种被称为“恶金”但却更加坚韧的金属物质开始悄悄夺取“美金”青铜的地盘。到战国时期，外表不美观的铁器大行其道，不仅成为锐利的农具，还成为各种手工业包括青铜冶铸业的得力工具。
      在金属相撞的清脆声响中，这看似蜜月的一段美好时光，实际上却演奏着青铜的挽歌。一个生产力更加发达的时代不可阻遏地来临，长达两千多年的青铜时代进入尾声。中国迎来了最广泛意义上的黑铁时代，或者说是后青铜时代。
      诸神的黄昏与汉朝的晚上
      从战国的纷乱到汉代大一统之间，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乱世，英雄们的征战和杀伐，成为此一时段的核心主题——因此，隐约可以称之为黑铁时代的前奏，即英雄时代。
      作为人的英雄大行其道，意味着诸神的黄昏已然降临。
      在青铜文明最为辉煌的商周二代，殷商尊神，两周崇礼，肃穆庄严难见人的身影。但到了战国后期，人性的光芒终于轻灵地一闪，世俗化的趋势开始显现。此时儒、墨没落，庄子大力改造老子的理论，在看似消极避世的养生、保身理论之中，完成了对人性的深刻回归。不仅如此，庄子更在嬉笑怒骂中，瓦解了古圣先贤的神话，儒家至为推崇的尧、舜、禹、汤、文、武乃至孔子，统统被庄子拉下神坛，并加以一通臭骂：“皆以利惑其真而反其性情，其行为甚可羞也。”
      思想潮流的转变，传统礼仪制度的崩解，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变迁，缓慢但却坚决地将青铜礼器推出历史轨道，取而代之的是铜镜、带钩、玺印、符节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日常生活用品——一个世俗化的魔盒被打开了。
      可惜，武功赫赫的秦始皇帝嬴政建立的是一个短命王朝。他不懂得重视文化，而且还采取了“焚书坑儒”的极端政治措施，因此在儒家十分推崇的青铜铸造方面，有秦一代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有创意和独具特色的青铜器。后人只在1980年冬天，从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中发现了巨大的彩绘青铜车马（大约为实物的1/2），可视做中国历史上这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青铜器典范。自战国后期始露萌芽的“人性解放”，也把芽缩了回去。
      青铜器大规模进入世俗生活的春天在汉朝出现。
      任何一个真正的盛世都是崇尚自由开放的时代，对内对外都是如此，张骞“凿空”通西域的壮举只在这样的时代才能实现。与时代大背景相因应，追求人的价值、享受人生乐趣逐渐成为汉代的潮流。“为神”的青铜器在此时基本完成大转型，开始为人民服务，表现出的两大特点即是世俗化与商品化。
      汉代依然有庄严肃穆的青铜礼器——器物的形制演化非常缓慢，它们本身的惯性十分强大——但已不居于主流地位，而且也逐渐摆脱滞重，向轻盈飘逸的风格转变（想想著名的“马踏飞燕”吧）。涌现在汉朝人面前的，是一堆名字千奇百怪的饮食器、水器、乐器、杂器等：洗、钫、釜、盂、捐、勺、铎、钲、铃、鼓、研盒……青铜器彻底进入汉代日常生活，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世俗化。
      世俗化催生了青铜器的商品化，商品化又反过来为世俗化推波助澜。汉代出现了专门的铜器冶铸作坊，他们批量生产各种青铜器具。商周之时，青铜器是权力、地位的标志，贵重无比，如今却被商贾们在市场上公开叫卖，而且价格也不算太高——《盐铁论·散不足篇》中说：“夫一文杯得铜杯十，贾贱而用不殊。”十个青铜杯才能换一个当时流行的漆木杯，身价看来降了不少。
      一个重大的事件出现在汉朝的晚上——民间商业的发展壮大，使得以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单调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夜市出现了。夜市产生夜生活，夜生活需要照明——最早出现于战国时代的青铜灯在汉代被发扬光大，它们被用来为王公贵族的夜宴享乐提供光亮，也为底层小民打破夜市上空沉寂的黑暗。朱雀灯、羊灯、当卢灯、凤鸟灯、十二连枝灯、雁衔鱼灯、错银饰牛灯……灯，在汉代改变了世人对漫漫长夜的理解。
      汉朝的夜生活虽然十分初级，但却是后世唐宋夜生活发达的先声。从世俗人生的角度来讲，人们汉唐并举，是有其道理的。
      宋代知名的理学家朱熹曾经满腹怨恨地评价说：“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在朱熹眼中，三代以上，天理流行，王道伸张；三代以下，人欲横流，霸道盛行；因此必须“存天理，灭人欲”。可惜，三代的美好世界不过是儒生们的想象，其中隐藏着不可告人的政治意图，对此，庄子早已在《盗跖》篇骂了个痛快。
      人性的坚韧和强大远超朱熹们的想象。
      隐喻的镜子
      东汉末期，青铜器遭遇到了一个远比漆器强大的对手：瓷器。这种原材料丰富、工艺简单的器物在此时臻于成熟，然后干脆利落地把青铜器从日常生活中排挤了出去。
      但有一个领域，瓷器无能为力，那就是镜子。
      镜子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物品，它不仅能让人看到自己的容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它还具有各自不同的复杂含义。在西方，镜子往往和神秘、魔法之类的词语联系在一起；在南美，阿根廷的作家博尔赫斯常常为镜子感到恐惧，因为它像生殖一样增加事物的数量……而在农业为本的古代中国，以青铜为材料制成的镜子常常与帝王统治术联系在一起——唐太宗李世民为镜子的这种功能做了最经典的表达：“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在所有青铜器中，镜子被使用的历史大概最为久远。据说中华人文始祖黄帝就曾铸过宝镜，地点是今江西鄱阳县附近，还在那里留下了一块“轩辕磨镜石”。传说自然不可信，但镜子的产生，却似乎恰巧在那个时代——20世纪70年代，青海省贵阳县的齐家文化墓中出土了两个小铜镜，距今约4000多年，与传说中黄帝的时代接近。
      当商人把大型青铜器铸造得美轮美奂的时候，铜镜却不仅粗糙，而且数量少之又少，可见那时铜镜还不流行，商人大概还在以铜盆盛水当镜子照。精美的铜镜大规模进入世俗生活，是在战国时代，几乎成为贵族之家的必备品。列国之中，楚国产的铜镜最为流行。铜镜起源于黄河流域，而楚国远居荆湘，似乎不应该成为潮流的引导者。但当时楚国经过几代国君的努力，蔚然已成大国，吸纳中原文化的雄心和能力大大提高。于是，铜镜从北方南下长江流域之后，迅速被楚人发扬光大，无论数量和铸造工艺，都超越了此前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国家，“楚式时尚”风靡一时。
      史书上第一个因照镜子而知名的人，大概是战国时代齐国人邹忌。此人是一位十分自恋的美男子，每天揽镜自照，思忖自己与另一位闻名国际的大帅哥“城北徐公”谁更帅。邹忌问自己的妻、妾和客人：我和徐公谁帅？结果三人都说邹忌帅。后来，邹忌亲眼看到了徐公，自叹弗如，终于悟出：妻、妾与客人之所以说自己帅，是因为妻子偏袒自己，妾怕自己，而客人是有求于自己。邹忌由此联想到治国之策，遂向齐威王进谏，劝其少听美言，多听批评。结果齐国国威又整，四方来朝。
      这个故事中铜镜虽然不过是个小小的配角，但却已经具有象征的意味：对于齐威王来说，邹忌就是一面镜子，只不过齐威王没有像后世的唐太宗李世民一样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
      在政治家眼中具有“借鉴”意义的铜镜，在世俗大众的梳妆台上，则往往蕴含着某种朴素的精神寄托。当铜镜进入它的第二个大流行时代汉代，其背面不仅纹饰多变，而且大量出现铭文。这些铭文是作坊主为迎合市场而刻，因此，看这些文字就可大致理出当时人们的思想与情感脉络：“愁思曾，愿见忠，君不悦，相似愿毋绝”，说的是男女之情；“君宜官秩”，与今天的“步步高升、飞黄腾达”相似；“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羽化成仙，这是道家的追求；“内清以昭明，光象夫日月”，无疑是标榜高风亮节……
      铜镜的第三个大流行时代就是被朱熹痛斥的唐朝。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美好时代，尽管断断续续，不完整，也不够长。当唐太宗李世民把魏征视为自己的一面镜子时，他是真诚的。他明白这隐喻的镜子远比“可以正衣冠”的镜子珍贵得多。
      与盛世气象相匹配，唐代铸造过很大的铜镜。当时的铜镜制造业中心在扬州，唐中宗李显曾“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不知这位窝窝囊囊的皇帝在骑马照镜子时，是否能依稀想起自己的祖上曾说过一段关于铜镜与治国的名言。
      唐代令人扼腕地结束后，又经历了一段极其黑暗的分裂期，中国破碎的版图重新被宋代拼贴起来。历史真是一面镜子啊，司马光一边主持编撰《资治通鉴》，一边叹息。这套书是献给“天子”的，告诉他前人犯过的错误，陛下千万不可再犯了。然而“臣光”又怎能知道，这个以权力为核心的专制怪圈，是没人能钻出来的。
      收藏家和仿造者的美好时代
      宋代据说是中国最有文化的一个朝代，不仅文人辈出，而且连皇帝都有不少是才子。可惜，会当皇帝的没几个。
      宋徽宗赵佶皇帝就当得不怎么样，最后还被金军掳走，死在遥远荒寒的黑龙江。但赵佶是个不折不扣的艺术家——他填得一手好词，辑有《宋徽宗词》一卷；工绘画，尤其花鸟成就颇高；擅书法，创“瘦金体”……除此之外，赵佶还是一位青铜器收藏家。
      北宋王朝初期在修订礼仪制度时，采取了“复古”的态度，一切向先秦看齐。到了赵佶在位时，更进一步设置议礼局，诏求天下古器。这一“诏求”产生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全国各地立时盗墓成风，大量古代青铜器被疯狂地挖了出来。此时已和汉朝不同，汉代人将出土的青铜器物视为“祥瑞”与“神物”，要郑重其事地请进皇家的宗庙之中。但在宋人眼中，它们不过是些器物，可以玩赏、研究，当然也可以作为古董收藏起来。最大的青铜器收藏家是当朝皇帝赵佶，他收藏的古青铜器据说有2.5万件。为了存放这数量巨大的青铜器，赵佶专门建造了一座宣和殿——这大概是世界上年代最早、藏品数量最大的一座青铜器博物馆。
      但还不算完，在诏求天下古器的同时，宋朝政府下诏要仿制“尊、爵、鼎、彝之属”。以国家名义大规模仿制古代青铜器，这在青铜器仿制的历史上，可谓罕见。
      仿制青铜器，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韩非子﹒说林》记载，当时齐伐鲁，“索谗鼎”；鲁国弱小，不愿给又不能不给，于是就送了个仿制品过去，结果被齐人一眼看了出来。汉代初期，寻找周鼎风行一时，找到者自然大富大贵，于是有人冒险使诈——术士新垣平谎称他能找到，结果被人检举，遭汉元帝刘奭诛杀。有人说新垣平仿造了一个鼎，也有人说仿造的也没有，他根本就是个骗子。
      宋代之所以大规模仿古，有其独特的历史大背景。当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代终于结束，所有人都期盼赵匡胤能带来一个繁荣和平的盛世，赵本人也不愿再见到武人夺权的历史重演。于是，“杯酒释兵权”，政治权力掌握在了儒生士大夫的文官系统手中，重文轻武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常态（元代除外）。
      大量人文知识分子如过江之鲫涌入宫廷，进入国家权力的中心地带，他们最着急要干的，就是恢复先秦的礼乐制度。订立制度并不难，《周礼》有成规，搬来即可。但与此配套的礼器怎么办？恰在此时，宋代兴起金石学，对先秦青铜器的研究和认识已经达到相当深度，再加之龙椅上的艺术家赵佶本身就是个好古之人，于是大规模仿制青铜器很快就提上了日程。
      几乎所有著名的古青铜器都被仿制了，这个浩大的工程导致我们今天所见的古青铜器，多半都是仿制品。与此同时，出于牟利之目的而进行的青铜器伪造也在暗暗进行，自宋代至民国，代代无穷已。无论仿制还是伪造，这些在宋代以后大量出现的青铜器给后世学者带来了很大麻烦，因为有些青铜器仿制技术高超，根本就辨认不出来。清乾隆时期曾经编著有《西清古鉴》《西清续鉴（甲、乙）》《宁寿鉴古》四部书，著录铭文铜器1176件，著名学者容庚、张维持指出，其中至少有近500件系仿制或伪造。
      与后世相比，宋代仿制的青铜器一般器型较大，技艺也十分高超，其中最著名者，当属“政和鼎”与“大晟钟”。其中大晟钟作于1105年（宋徽宗崇宁四年），其原型是春秋时代的宋成公鎛。这是中国宋代铸就的难得一见的一套青铜乐器，据说其质极纯，声韵清越，而且地位极高，只在皇帝祭天时演奏。
      可惜这纯美的音乐更像是北宋的丧钟，仅仅20多年后的1127年（宋钦宗靖康二年），金兵攻取东京汴梁，徽、钦二帝，连同大晟钟在内的无数文物一起被掳往北方。凄苦北行途中，赵佶，这位历代帝王中罕见的艺术家，见那杏花凋零，不由悲从中来：“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
      赵佶和他的祖上曾经天真地寄望，通过复古，来达到社会的和谐与国家强盛，但世易时移，泥古不化的文治终被金人强盛的武功摧毁。对此，赵佶至死都没能弄明白。
      玻璃镜子、宣德炉与大钟寺的钟声
      约在明末清初之际，一种由玻璃制成的镜子出现在早已习惯了铜镜的传统中国。第一次使用玻璃镜子的中国人，一定在里面看到了自己震惊不已的神情，因为镜中人实在是太清晰了，简直分毫不差。
      玻璃镜子能在明代来到中国，一定颇费周折，因为那不是一个开放的时代。
      当年北宋灭亡之后，南宋又在江南过起了偏安的日子。青铜器的仿制还在继续，中国的大地上却难得安宁。辽、西夏、金、元，前前后后，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不断惊扰着杭州的迷梦。对马背民族强大武力的恐惧和亡国的羞辱长久地积压在汉人心头，直到朱元璋从元人手中重新收拾起旧山河，建立了明朝，这种感觉才稍有舒缓。但朱元璋似乎觉得宋代的统治太宽松了，于是废除宰相，独揽皇权于一身，成为绝对专制的典范。政治高压之下，中国文化和社会一步步滑向僵化的深渊。
      那时的世界，正在步入所谓“地理大发现”的迷狂之中，世界大洋航道的开拓，第一次让人感到世界已经联接为一体。而在迪亚士、达伽马和哥伦布之前，中国的郑和早已完成七下西洋的壮举。但此后由于诸种原因，明政府却实行了闭关锁国之策，白白葬送了自己参与海上竞争的机会。
      然而长远来看，中国终归要不可避免地进入世界体系。借助波涛汹涌的大海，第一波欧洲文化的冲击在16世纪涌向中国，天主教教士带来的不仅有福音，还有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文化。那昂贵的玻璃镜子，大概就在这一波浪潮中来到了中国。
      玻璃镜子的出现，意味着青铜镜的历史已经接近终结。
      还有什么是属于青铜的领地呢？钱币、佛像……以及墨盒、镊子、钩子、手炉、盆、盆架等一些很小的生活用品。据说洒金、嵌金、錾金等工艺技法被广泛运用，有些青铜器外表金光闪闪，因为它们要么鎏金了，要么就镶嵌着宝石和水晶。
      像宋代和元代一样，明朝也设立了官办的手工业作坊，专门仿制古器，名字叫“御用监”。但明代并未像宋代一样，只是仿古，少有新创——明代出现了一种新的铜器，宣德炉。这是一种用于郊坛太庙的供炉，被誉为有明一代最精美的艺术品类之一，明代人项子京在《宣炉博论》中称“其款式之雅，铜质之精粹，如良玉之百炼，宝色内涵，珠光外现……迥非它物可以比方也。”
      然而，宣德炉已不能再归入青铜器，因为其主要材料是红铜，并在其中加入了金、银等几十种贵重金属。它像珠宝，像金银，像名贵的瓷，唯独不像青铜器。时代已被翻进新的篇章，世人的审美也已发生巨大变化，很难想象，如果这批宣德炉造成先秦青铜器的模样，是否还能如此被人珍视，以至本朝就出现仿制品，并且经久不衰，多如牛毛。
      宣德炉就像青铜器的一则寓言。
      同样可以被视为寓言的，是1420年（明成祖永乐八年）铸成的永乐大钟。此钟号称“中国钟王”，通高6.75米，重量达46.5吨。钟体内外铸有佛教经典17种，总计约23万字，书法精美，据说是明代书法家沈度的手笔。
      如今，国宝永乐大钟依然悬挂在大钟寺，宏伟、孤绝而高傲。每到除夕之夜，新旧交替之际，大钟寺都要敲钟108下，迎接旧历新年的到来。在北方寒冷的冬夜，那雄浑激越的钟声会穿越层层阻隔，一直传到几十里之外，由高亢到低沉，从震撼到悠然，余音不绝，仿佛穿透了亘古的时空。
      正如青铜文化在中国绵延几千年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