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金钱无关的青春岁月
      口述/孟玉珍
      整理/黑梅
      我是1946年3月到东北军政大学学习的，那时候八路军进得早，苏联红军一走，日本撤退后八路军就进驻了北安，我是从海拉尔去北安的。当时正好军政学院招生，我寻思大学咋也不错，就报名考了，结果一考就被录取了。可我一到北安才发现，哎呀，这哪是大学啊，就是个日本人留下的大军营，我们就在树林子里上课，没有教室也没有礼堂，有个睡觉的地方就很不错了。到东北军政大学那年我17岁，同学们都唱歌也跳舞，没有什么明确分工。当时也不会跳什么舞蹈，多亏自己在海拉尔中学和小学的时候学过一些。唱歌吧，又不会唱什么革命歌曲，到军大以后都是现学的《国际歌》呀什么的。抗大来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对我们帮助很大，当时我们的校长是林彪，副校长是何长功，我们学校的政委到了49年以后都是担任中央的首长。有一年过春节，是校长的生日，还有炊事员等等都是那个年龄段的，给他们开了个庆祝晚会，张政委就现写台词，他一边写我一边背，准备晚上到时候演出，到了晚上，我们连唱带表扬，还不停往下面扔糖，那个情景我现在还记得，我们大家在一起根本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级别之分。
      当时我个子小，是排头，校长过来也先和我说话，政委过来也先跟我说话，所以我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很深。我过去会跳的舞蹈不大适合时代，张校长看到我就说：你跳的那个舞蹈没有政治内容。当时我还愣了，说：舞蹈还要什么政治啊，那时候我也不懂什么是政治。然后他就说：等过后我找内蒙古文工团的来给你们辅导一下。后来文工团就来了一些人帮我们排练一个叫《我们热爱和平》的舞蹈，每人拿一个五角星，最后一亮相，这我才明白，噢，原来一个五角星就是政治内容啊。
      我是1946年3月到军大的，7月1号开学，到了10月份我们就毕业了，学习还没到三个月就被选进了军大文工团，我在军大文工团里当时是年龄最小的学生。人家预科还三个月呢，可我们是不到四个月大学就毕业了，我们被送到了内蒙古文工团。
      我一到文工团感觉这里的一切都很新奇，也很喜欢。过去在海拉尔我们都穿满洲国的长袍和西服，到乌兰浩特一看老八路穿的都是黄色的很破的军装。文工团给我们每人都发了一套，刚穿上军装的时候，我们把八路军的帽子一带，感觉可美了，觉得自己就是八路了。上衣我穿着很大，系上腰带也还过了膝盖。棉裤是免裆的，后来我给棉裤裤腰穿上了松紧带，这样就既好看也很得劲儿。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免裆裤子，过去我们在海拉尔都是穿欧式服装，连棉裤都没穿过，我们都是都是穿长袍、大衣、毡疙瘩、皮鞋，学校里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我在海拉尔上的是日本中学，所在的日本学校里只有一个汉族、四个达斡尔族、一个蒙族学生、一个布里亚特，其他都是日本小孩。
      我进入内蒙古文工团的具体时间是1947年2月份，文工团最初成立的时候叫“云泽文工团”。好多老同志都是乌兰夫从延安请来的，有周戈，刘培新，陈清璋，张凡夫，沙青，他们有延安鲁艺的，有回民支队的，这些人都是老八路，文工团成立最初，还吸收了一些新蒙学院的学生。我爱人乌恩就是来自新蒙学院，他本来是满族，是个苦出身，最初是替王爷的孩子去上学，后来在文工团美工组学美术，是尹瘦石先生的弟子，也演过《血案》，他蒙汉兼通，两种语言说得非常好，在汉族地区他就用汉语演，在牧区他就用蒙语演。后来在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平反后没多久就去世了。我和格日勒、白岩、王静，是最后一批到达乌兰浩特的军大学生。当时，哈丰阿副主席指示在北安学习的军大学生都要到乌兰浩特去，开始我还因为不想去而哭过鼻子。当时的乌兰浩特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小村庄，比海拉尔差远了，土土霍霍的就一条街道。
      到了乌兰浩特，正遇上召开内蒙自治政府成立筹备大会。我一到文工团就参加了《黄河大合唱》的排练，还跟鹏程跳蒙古舞。那台晚会不错，舞蹈都是吴晓邦编排的，你想啊，那是大师级人物，他是看了蒙古族喇嘛颂经时的一些动作启发的创作灵感，演出时，我们再穿上蒙古袍，背景是蒙古族音乐，那就更漂亮了。这台晚会在乌兰浩特一演就轰动了，很多人看了我们那台晚会，更加坚信和确定了乌兰夫在蒙古人中的领袖地位。那台晚会影响很大，从内蒙演到沈阳、哈尔滨，最后演到北京。
      去哈尔滨演出时路过海拉尔，我回了一次家。当时舅舅占用了一些我母亲的地盖房子，他就补给了我很多钱，我也不知道具体数目，只是看到很大一堆。我当时对钱的概念很模糊，舅舅给我就收下了，他还把母亲留下的一块瑞士金表也交给了我。可钱留下后我就犯愁了，这些钱我放哪儿啊？我赶紧找到我们文工团的协理员，他听了情况后说：你也可以放在团里为你保管。我立刻就同意了。
      在文工团我们吃、穿用度都不太好，很长时间都吃不上一顿大米饭，还经常吃冻土豆。就那样我也从来没觉得苦过，觉得有饭吃，又有那么多同志在一起，还给发衣服，生活多有意思啊。我和格日勒从小在一起，一起到军大，一起到文工团，后来一起工作，一起退休，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一起。
      在乌兰浩特，我们都感觉到这个新世界太好了。那时候我们生活很简单，没有任何压力，大家都是平等的。领导的吃穿也和我们一样，大家都吃苞米茬子，高粱米，小米，一桶大烩菜。哪有什么桌子啊？凳子也没有，我们就一人拿一个碗，围着铁桶蹲在那里吃饭。年纪小也不在乎吃啥，我直到现在也爱吃苞米茬子。多少年以后，我听那个协理员说，当时文工团特别困难，后来的棉衣都是用我的那笔钱买的。当时想不了太多，回家突然拿到很多钱，而自己在文工团公家发衣服、吃食堂，每个月还给发卫生费，要钱也没花销，就觉得那些钱放着反倒是负担。我这个人对钱的概念特别差，第一次领工资时我还问别人这钱咱们干啥啊？有个叫孟和的说，不用就存银行去，他比我强还知道存银行，我连银行是干啥的都不知道。
      那块瑞士金表后来拍戏时弄丢了，现在想想觉得很可惜，并不是因为它有多值钱，而是我现在想起来那是母亲的遗物，舅舅给我是为了让我留个念想。
      过去在家的时候，我们家是壁炉，脚下铺的是木地板，我就没见过家里人扫地。到了文工团，我学会了生炉子，学会扫地，学会生活。
      而且那时候觉得老首长就是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对我真好。我记得一次演出回来，首长让我们几个年纪小的坐到大马车上，他们走路，团长不坐车，让我们几个小的坐，我只是觉得挺奇怪的，别的感觉就没有了。我对革命、对共产党的认识都是一点一点在那些老同志身上感受到的，从延安来的那些老同志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他们都以身作则，把我当孩子看待。
      刚到内蒙古文工团，我就把我们达斡尔民族舞蹈跳给吴晓邦看，他看了以后就编了一个，就这样我们民族的舞蹈就展现在了大家面前。历史上没有蒙古剧，没有蒙古舞，也没有达斡尔舞，都是文工团把这些东西搬上舞台的。
      在文工团，布赫同志对我们很照顾，“三查”时，他都保护了起来。如果在别的单位，我们在“三查”时肯定会被揪出来。但到了文革，我没躲过去，当时布赫也挨批根本保护不了我们。我还记得我和朱兰一起被批斗，一起被剃鬼头，看朱兰被剃的鬼头我想到了自己也是这样子，我吓坏了。借了两个帽子，给她一顶，她说：不戴！珠兰那个人性格特别倔强，也非常聪明，年轻时我们一次去牧区演《小姑贤》，她演妈妈，我演妹妹，台词我记不牢靠，都是珠兰在一边提醒我，她一个人给我们好几个人提台词。
      我第一次去北京是和布赫他们一起去的，去参加文代会的庆祝演出。一到北京，满眼看到的都是瓦房，我还奇怪，这咋到处都是庙啊？人们咋都住在庙里？我们乌兰浩特庙才是瓦房，有那种飞檐，北京全是四合院瓦房。布赫领着我们住进了蒙藏学校，当时云曙碧在蒙藏学校工作，是她给我们安顿的住处。我们几个人在教室里把桌子拼到一起睡在上面，云曙碧还给我们每个人找了一块布单，铺一半盖一半，反正夏天也不冷。我们在蒙藏学校住了十多天，不敢到处走，每次出去都是集体活动，我们都不敢多拐弯，怕找不到家，布赫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他带着我们。
      最有意思的一天是我们听说梅兰芳要在长安大戏院演《霸王别姬》，布赫就说“今天咱们早点吃饭，然后去剧场占座位”。就这样，长安大戏院中间一排最好的座位就被我们十几人给“占领”了。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买票和按号入座这些规矩，就以为像乌兰浩特剧场一样，谁先到了座位就算谁的。后来其他人看到了，也没有把我们撵走，大家默许了，我们就这样稀里糊涂的看了一场演出。第二天是程砚秋的演出，但外面牌子写着票价3元，布赫一看觉得太贵了，结果我们就没去。在北京十多天，我们团只有周戈一人住在会场，他是我们的总带队。周戈是个南方人，他写的《黄花鹿》是很好的神话剧，是写人与鹿的和谐相处，现在剧本早已经遗失了。他很有才华，为我们文工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些都是六十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温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