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文工团是个巧合”
      口述/鹏飞
      整理/其力木格
      我是汉族。老家是江苏省的常州市，在天津长大。上学在南开中学。在南开时同学中有人去过解放区，回来后给我们讲诉过那边的情形。受他们的先进思想影响，我也很渴望外面的世界。
      我来内蒙古文工团是个巧合。
      日本投降后，八路军解放了张家口，1946年的张家口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掌控的最大城市，他们还把晋察冀解放区的训练班搬到了张家口，改变过去只办短期政治学习班的方法，成立了华北联合大学。下设政治学院、教育学院、文艺学院等，一批延安“鲁艺”的文艺干部也来到这里。为了扩大招生，吸收更多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华北联大又去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招生。就这样，在天津读书的我被招到了联大文艺学院舞蹈系，成为当时系主任吴晓邦的学生。
      暑假前，我们为了准备一次汇报演出，吴晓邦老师编排了《农作舞》，《劳动舞》、《青年进行曲》和《蒙古舞》，他一招一式地教我们。当时，我们舞蹈系只有六个学生，有谢坤、鹏程、向阳、夏立文、秋农和我，我们编为一个小组，我任组长，管理班中的行政事务。那时候，我们舞蹈系没有服装、没有乐队，就连钢琴、手风琴都没有。为了《蒙古舞》表演得更具有民族特色，老师派我去内蒙古文工团借用服装和乐队，向他们请教蒙古人怎么穿靴子，怎么弄头发。接待我的是文工团的团长周戈，他对我们的汇报演出非常支持，从各方面给予了帮助。使我们在华北联大学校礼堂的那次演出非常成功。演出后，因时局变化，上级决定把联大撤到冀中农村去。学校通知我们做好准备，不允许学生离校单独行动。当时，内蒙古文工团正准备到牧区演出，正为团里缺少女演员而发愁，而我们舞蹈系的六个人里有四个是女生，我们就发现这是个机会。恰好我们都不想去冀中农村，去那里的机会太多了，可内蒙古我们没有去过，我们都想跟文工团一块下乡，去草地转一圈。这样决定同时也解决了内蒙古文工团缺少女演员的问题。于是，我在还服装时就跟周戈团长说了我们的打算。周戈听了非常高兴，并以乌兰夫的名义给学校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明文工团缺人的情况，并恳请借用舞蹈系学生跟文工团一起下乡。华北联合大学考虑到对少数民族工作的支持，最后同意把我们借给文工团。还专门为我们开了一次动员会，要求我们要做好工作，搞好关系，我们表了决心后欢天喜地去内蒙古文工团报了到。过去，文工团全是男演员的没有女演员，来了女演员才能演女戏，吴晓邦和我们四女两男的到来，解决了内蒙古文工团女演员的问题，于是，开始赶排《血案》，这是一个反映穷苦人受压迫最后反抗的戏，主人公设计为蒙古族。到牧区巡演，没有个蒙古族内容的戏是没法演的，周戈赶写了《血案》，后来这个戏又翻译成蒙文，男演员里有可以用蒙语演的，但找不出会说蒙语的女演员，只能到处去借，走到哪都是现排现找现教能用蒙语的年轻姑娘。
      当时吴晓邦刚四十多岁，他带着一岁多的孩子，每到一个地方都得先给孩子找牛奶，工作忙时就由别人帮他带孩子。就是在这样艰苦环境下，他创作编排了舞蹈活报剧《蒙古之路》，这是吴晓邦探寻舞蹈如何为政治服务的一个新尝试，就艺术而言这个舞蹈不是多么成功范例，但在那个战争年代里却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
      以前内蒙没有艺术团体，包括宣传队也没有，是乌兰夫、奎璧等一些老同志，想加强宣传工作才成立的内蒙古文工团。他们过去搞地下工作，知道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成立内蒙文工团是奎璧同志提议的，内蒙古文工团在张家口成立的时候有两个团长，一个叫张凡夫，一个叫周戈。张凡夫是党员，搞政治工作，他是副团长，周戈是正团长，他管业务，他们都是乌兰夫从延安请来的，都在延安工作过。内蒙文工团当时是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就是总部到哪儿，文工团就到哪儿。内蒙自治政府在乌兰浩特成立后，文工团的发展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把内蒙东边的乌兰浩特西边的，绥远张家口全部都汇聚在一起。内蒙文工团就这样成长起来了，人也多起来了，等到到林东汇合的时候已经有上百人。
      文工团是一个综合性的组织，什么都有，而且所有的东西都自己做，那时候没有剧场，演出时就临时搭个架子，把幕布一栓就是舞台了。这些都要我们自己现场制作。至于舞台灯光当时没有电灯，最好设备的就是汽灯了，说汽灯实际上就是煤油灯，也是我们自己做的，就连化妆所需的材料都是我们自己调配的。那时候，我们文工团里有表演天赋的就演戏，有音乐爱好的就去乐队，没有一定之规，全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当时老百姓有的不知道乌兰夫是谁，共产党八路军是支什么样的队伍更是一点也不了解。我们每到一个地方，美术组就把宣传画、标语先张贴出去。文工团就这样一路走一路宣传，走到哪儿住在哪儿也就演到哪儿，我们曾在吴晓邦的指挥下，在牧民群众中演唱义勇军进行曲。
      从张家口出发时，文工团只雇佣两辆胶皮轱辘大车，除了放置演出要用的东西，还有个人的行李，行李底下还有一层布。我们就是靠这些布坚持走下去的。我们靠这些布匹吃饭，拿这些布去换别的东西。那时候，乡下不但物价飞涨，而且还有国民党的钱、蒙江的钱、八路军的钱等很多种币种，非常混乱，老乡们只认银元、“袁大头”，除了这些都不认，再有就是可以以物换物，老乡觉得用实物交换保险。
      那时候文工团没有经费，一离开大部队就吃喝穿全都要自己解决。团里领导真是什么都得管，到哪儿去先得要和当地了解情况，土匪有没有，老百姓生活怎么样……我们从张家口出来后边就有土匪跟着，当时的情况有国民党，也有当地的保安队，贵族王爷们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各式各样的队伍都有，而且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都弄不清，到哪儿都要先弄清楚情况，然后请当地队伍保护着才能顺利往下走。内蒙文工团从张家口出去以后，头一天晚上就在山底下一个不知名的村子停留，当时啥也没有，只有老乡，第二天到了张北以后内蒙的部队，自治运动联合会所属的部队才派了一个排保护着内蒙文工团继续往前走。
      文工团成立后的第一年冬天，这时的我们已经离开联合会，只有那些从张家口出来时候带的布。在察哈尔盟、锡林浩特盟演出后就开始冷了，就要解决棉衣的问题。到林东后，开始做棉衣，就用车底下那些布，还有羊毛，这个羊毛是杂毛，弄来弹一弹，组织领导就把这布和羊毛拿到裁缝铺按照大中小号都给轧出来，完了一个人给你裁好的前身和后背两个片，就这样，我们做出了各式各样的棉衣。解决了棉衣问题还存在棉鞋问题。我们只好各自卖了自己的旧衣服换“毡嘎达”。后来总结发现，经过艰苦的磨练，我们的思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的学习、排练、训练从未间断过。1947年内蒙古文工团来到乌兰浩特后，革命形势开始好转，从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回来的蒙古族青年也参加了文工团，舞蹈组也增加了很多新的成员。内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后，内蒙古文艺工作者的队伍逐渐壮大。文工团编排的《达斡尔舞》《牧马舞》在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演出，后来又去北京参加国庆演出。文工团的成立以及之后的发展一直受到党和领导的重视，乌兰夫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前夕，在介绍内蒙古自治区运动联合会的工作时说：当时主要抓了两项工作，一是办内蒙古实业公司、抓好经济；再一个是办好文工团、抓好宣传。
      第一代内蒙古文艺工作者由此成长起来，内蒙古的不管是文学还是文艺这方面，文工团算是最开始的一颗种子了，可以说这个系统就是由文工团开始的。我们这些人十几岁就参加了文工团从事文艺工作，与文工团共同成长，把毕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内蒙文艺事业上，这是我们用心血浇灌过的地方。在今天，看到自己辛勤创建的内蒙古歌舞团发展的越来越好觉得无比自豪，我也希望并且相信年轻一代的文艺工作者们会把内蒙古的文艺工作做的更好，更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