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见·思》之一城川行（宝日·巴拉嘎苏）
      文、图/席慕蓉（台北）
      （一）
      信仰，到底是什么呢？
      在年幼之时，我的父亲曾经对我解释过，他说，他是相信的。相信天地之间是有一种力量，在主宰着人类的命运。
      他是用孩童能明了的方式来解释。他说，不管众人给这力量取什么不同的名字，立什么不同的规矩，其实都是人类深心里想表达对这种力量的孺慕和敬畏。
      数十年之后，当我独自一人站在辽阔无边的大地之上，抬头仰望那更加辽阔更加深邃的苍穹之时，我整个人也像孩童一样，直觉地感受到了那种对苍天的孺慕和敬畏，一如所有的游牧民族。
      “孟和腾格里”，从匈奴到蒙古，两千多年以来，这就是我们对最高最深的力量的称呼——“永恒的苍天”、“长生天”、“腾格里天神”。
      是的，如今我才明白，这就是北亚许多游牧民族的信仰。
      不过，虽然这以“永恒的苍天”为信仰中心的萨满教是蒙古高原上最早（并且持续到现代）的信仰，但却不是唯一的。
      由于游牧文化的移动特性，各地区不同的宗教因传播而得以深入族群。在蒙古人之中，也有很早就成为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信仰的教徒，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强制的行为或者冲突。
      我想，或者是因为，无论信了什么宗教，在蒙古人仰望之处，总有那高高的腾格里，永恒的苍天在俯视着吧。
      十三世纪，我们的圣祖，自己本身笃信萨满教的成吉思可汗，就曾经向他的广大帝国中所有的臣民宣示：
      “人人均可信仰自己的宗教，遵守自己的教规。”
      他的后代谨遵遗训，也从不去干预那三千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难以计数的不同文化族群中的各种宗教信仰。
      只是，当蒙元帝国衰微之后，藏传佛教的影响逐渐扩大，表面上看来，几乎已经遍及整个蒙古高原了。
      （二）
      二零零七年九月五日近午时分，我走进寂无一人的城川教堂，心中强烈地想念着我的父亲。城川，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高原之上，蒙文名字的字音是“宝日·巴拉嘎苏”，字义是“灰褐色的老城郭”。然而生长在鄂尔多斯如今在日本静冈大学执教的杨海英教授对我说，“巴拉嘎苏”在古蒙文里指的是“城郭”，在近代的蒙文里，他已近乎是“遗址”和“废墟”之意了。鄂尔多斯地区自古即是匈奴、突厥的放牧之地，唐代为了维系与牵制这遥远地域上的异民族，设了不少的“羁縻州”。城川在那时被称为“宥州”，也留下一座废弃的遗址，就在如今的城镇边界之上。
      现今，这个城镇的独特之处，却在于它曾经是天主教再度开始在内蒙古地区传教的一百多年以来，唯一的纯属蒙古信徒的教区。
      不过，我与宝日·巴拉嘎苏之间的连系，是从一九九三年才开始的，之前我是一无所知。
      那年，比利时鲁汶大学内的南怀仁文化协会，预定在八月举行一场蒙古学的学术研讨会，纪念比利时籍的田清波神父（Rev.AntoineMostaert，1881—1971），他就是圣母圣心会的教士，曾在内蒙古传教多年。
      住在德国的我的父亲，也在被邀约之列，他在长途电话里对我说，到了八月我也放暑假了，可以去做他的跟班。
      那时，我的母亲已逝世五年了。父亲在电话里要我帮他找一张照片。他说，那是一张很有纪念性的照片，在北平辅仁大学的毕业典礼上，田清波神父前来向他道贺时，与校长三人的合照。
      父亲说，他记得是带到德国来了，但是那几天怎么找也找不到，他要我试着在妈妈留下的家庭旧照簿里再找找看。
      我记得那张老照片，是一张尺寸放大了一些的，和当年所有的老照片一样，虽然颜色褪的接近褐黄，光影却依旧清晰。画面上不是只有三个人，而是有一群的参与者。不过焦点人物是年轻的身着毕业礼服手拿一卷毕业证书正在发言的父亲，旁边是身材矮胖正微笑着面对镜头的校长，在他身边稍远处，人群之前有位高高瘦瘦的西方人也面带微笑，却是微微侧身专注地看着我的父亲——这一个刚刚从辅仁大学教育系毕业的蒙古青年。
      我记得这张老照片。可是，翻寻了很久也没能找到它。再打电话给父亲的时候，听见他难掩失望的语气，心里有点难过。
      父亲说，田清波神父是位很受蒙古人敬重的人物，曾经长期在鄂尔多斯地区传教，好像还有座教堂在城川。同时，他也是一位深研蒙古语文的学者，出版了很多相关的著作……
      谈着谈着，原本对我是极为遥远的人和事，慢慢就有了一些比较亲切的关联。到了七月，我忽发奇想，为什么不先去城川一趟，也许可以找到那座教堂，拍些照片，再带到欧洲去给父亲看一看，或许他就不会那样失望了吧？
      想到，就出发了。
      先飞到北京，再从北京飞到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找一位朋友，请他带我前往城川。
      行前，早已在长途电话中说明过我的原意。到了呼市，进了旅馆，刚刚在大厅里的沙发上坐定，等着办入住手续之时，朋友就面有难色地对我说：
      “这次恐怕走不成。城川离呼市很远，路又不好，都是沙土路，一旦下雨就不准通行，你停留的时间又短，万一耽搁个三五天，把你回台湾的班机给误了，那可怎么办？”
      从一九八九年开始踏上原乡之后，我可是见识到什么叫“沙土路”了。还拍过几张立在路旁上面写着大大的“雨”字路标的相片，那是警告标示，下面有行小字说明雨天禁止通行。养路的工程队就在不远处，时刻监视，谁要是敢在下雨天的泥土路上开车，毁损了路面，那罪过可真是大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如今恐怕不多见了。）
      怎么办呢？我闷闷地拿着小行李包上楼进入自己的房间，用冷水洗了把脸，忽然就想通了，这么简单的事啊！
      于是奔下大厅，向还坐在那里等我一起去吃晚饭的朋友说：“没关系！我的机票随时可以改，不怕下雨。都已经来了，就算多留个十天八天也没关系，我们还是走一趟吧。”
      朋友坐在黄昏时分还有些玫瑰色光的窗边，沉默地直视着我，我到今天还记得他那突然间变得极为苍白的脸色。
      稍稍沉默了两三秒之后，他说：
      “其实，是不让你去。”
      乍听之际，我非常讶异，应该不过是间陈旧的小教堂罢了，有什么要对我防备的呢？
      想不通，但是不能再为难朋友了。所以，我把疑问都放在心里，那个七月，就改变方向去了乌审旗，停留了几天。
      八月，我空着手到了德国，再跟着父亲去了比利时，参加了会议。
      倒是有两位从中国大陆前来的学者，带了几张他们亲自拍摄的城川教区的相片过来，在这次会议中，给大家传观，并且在会后还慷慨地送了给我。
      其中一位还告诉我说，相片中的这座教堂，已经是第五代的建筑了。
      这些照片不是摄影名家的作品，不讲究构图，人物有时还面目模糊，但是那在旷野里若隐若现的教堂远景，以及会众在室内的朴素衣着，还有教堂近旁空无一物的黄沙大地，却都在吸引着我……
      信仰，到底是什么呢？
      在会议期间，我们还去了田清波神父的故乡布鲁日城（Bruges）。
      这城镇我来过好几次，喜欢她的古朴，喜欢她狭窄的石砌街巷，曾是当年法朗德斯画派里许多作品的背景。几百年了，一切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仿佛是静止的时光肖像。
      在这样如中世纪风景般的小镇上散步，我不禁会揣想，田清波神父，在少年时用着父母给他的名字Antoine，也和同龄的朋友们，互相呼叫着追逐着，在这些街巷里玩耍过吧？
      而他是什么时候下定决心要舍弃这一切？
      书里是这样说的：
      “青年时期，田清波就学于天主教修道院。从十九岁开始，田清波用了五年时间系统地学习了哲学、神学及中国的文言文，同时，他以《新约》蒙文译本和荷兰蒙古学学者史密德编著的《蒙古语法》拉丁文译本作为教科书开始埋头攻读蒙文，从而打下了蒙古语的基础。
      一九零五年九月，年轻的神甫田清波奉命来到中国。“圣母圣心会”的柏米因主教拿起刚收到的杭锦旗王爷寄来的信给田清波看，田清波从未见过蒙古草书，但却准确地翻译了这封信，使得这位主教非常满意。田清波便被派往鄂尔多斯南部的城川，这里已是天主教在“西南蒙古教区”的传教中心，田清波一直在城川待到一九二五年十月。”（《鄂尔多斯史论集》陈育宁著，宁夏人民出版社）
      那天，和父亲一起，漫步在这几百年来似乎没有改变过的布鲁日城中，想着这里就是田清波神父的少年故里。而他，从Antoine改名叫做田清波，果真在遥远的鄂尔多斯高原上住定了之后，偶尔，会不会在梦里梦见这一处美丽古朴的小镇？会不会想念她呢？
      信仰，对于一个单独的生命个体来说，究竟是什么？
      或许，对田清波神父来说，祂是可以超越了自己的生身父母，超越了自己的少年故里，超越了自己在尘世间一切纷杂的牵连。
      可是，对我来说，怎么是恰恰相反？祂却更加强了我对父母的依恋和思念，加强了我对原乡的孺慕，以及因之而起的种种想望和牵连。
      包括对遥远的城川教堂的好奇心。
      一九九三年之后的十几年间，中国大陆的变化与开放尺度不可说不大。许多在文革中被捣毁的寺庙都陆续修缮一新，做为观光景点。北京上海等地的天主教堂更是从内到外，装修得美仑美奂。每次经过这些矗立在市中心，吸引着众多游客目光的老建筑之时，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开始揣想，在鄂尔多斯高原上那座可望而不可及的城川教堂。
      不知道为什么，却总是会这样。
      好奇怪的感觉，就在你身旁与你擦肩而过的行人与你是如此疏远。但是，在那遥远的地方，那些一生未必能见上一面的族人却感觉是这样靠近，近得仿佛能听见他们的低语和他们的叹息……
      十几年就这样过去。二零零七年九月初，我去乌审旗参加“察罕苏力德”的盛会。中间又去了萨拉乌素河，发现已离城川不远，临时起意就求人带路，来到鄂托克前旗最南端的城川。（三）
      二零零七年九月五日近午时分，当我终于站在寂无一人的城川教堂里，我的父亲逝世已经快满九年了。
      当初只是为了要讨父亲的欢心而起念。那么，或许有人会问我：
      “现在，你又是为了什么来的呢？”
      我也不知道。
      如果我回答，潜意识里，我所有的在原乡的行走，还是为了讨父母的欢心，有人会相信吗？相信或者不相信，在此刻已经无所谓了。
      暂时抛开这些问与答，环顾周遭，我还真喜欢眼前这一切。
      教堂里虽然空寂，却整理得极为洁净。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环绕着这个教堂，是一大片的盐碱地，若是起风的日子，那灰沙是挡也挡不住的。
      而现在，日光从一尘不染的玻璃窗上透射进来，让十字架两旁铜质的蒙文对联，底色变得非常明亮。圣堂内该有的陈设一样不缺，简朴，安静，而又看得出来在细节上极为用心……
      这是一座拥有虔诚信众的教堂。
      在我背后，有人打开了圣堂的大门，门外的天色很亮，亮光中，一位身穿黑袍的修女向我走了过来，到了近处，我才将她看清楚。我猜她是那位马修女。我在一九九三年拿到的相片里有她。当然，十几年都过去了
      时光在她此刻的容颜上留下许多风霜的痕迹，她身上的黑袍子材质也很粗陋。可是，那微笑，那凝视着我的眼神为何如此光璨，如此温暖？
      “累了吧？要去喝点水吗？”
      她轻声问我，那汉语带点黄土高原的口音，想是受到从陕西那边过来的汉人的影响吧。
      她带我走出教堂，走进前面那列平房中的第一间，应该像是办公室兼会客室。她给我倒了一杯温开水，又让我和陪我来的朋友们坐下，先道歉说马神父刚巧不在，然后轻声问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虽说大陆已经完全开放了，从前的那些顾忌应该也早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我的回答却是：“我是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的人。”
      我不想在她面前说谎。但是更不想给她多添什么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仓促间我说出了我父亲故乡如今的名字。
      应该不算说谎吧？
      我既不是来采访，也不是来观光。怎么能够让别人相信，我只是想来这座教堂里静静地跪下，祈祷，向父亲说我终于达成这个单纯的愿望了，并且谢谢他的指引。如此而已。
      能够遇见马修女，对我是一种惊喜。
      我问她：“要怎么称呼您呢？”
      她说：“你就叫我马姑姑吧。”
      马姑姑说，她是本堂马仲牧神父的妹妹，今年有七十七岁了。她本来还有一个姐姐，也是修女，不过已经去世了，就葬在教堂的旁边的墓园里。
      现在的这座教堂，是一九八七年盖的，盖了一年才完工，已可算第五代了。第一座在一九零零年的义和团围攻之下被烧掉了，第二座好像是从一九零二年盖到一九零六年？规模很大，在几十年之后也被烧毁了。后来在盐碱滩上盖的比较早的那一座，也破损不堪，都不容易找到了。
      马姑姑说，现在教友并不只是蒙古人了，有许多汉人也信教了，在城川市镇里，还为了他们的便利，另设了一间天主堂。
      我说，我们在来此之前，已经去探看过了，是借一栋旧的砖瓦平房其中的空间布置而成的。外面虽然是杂乱的属于别人的厂房和院子，里面却是一间小小的圣殿，是一种简陋之极却又充满了诚心诚意的拼凑。
      我们就这么随意地聊着，马姑姑坐在我对面，背后是灰白的墙壁，成为最好的背景，使她整个人的轮廓就清清楚楚地显现在我眼前。
      信仰，究竟是什么呢？
      历经了两个世纪，在无穷无尽的纷扰与灾劫中存活了下来的这座教堂里，有这样的一位修女，竟然是以如此安适、从容的生命姿态来接待我。时光可以让人老去，但那充满在她生命里的热情和坚信，却可以让她的轮廓显得如此饱满和美好。
      虽说立意不是要来采访，可是这时候我却忍不住想要拍摄。于是，在征得马姑姑的同意之后，我拿出了相机，拍下了她的肖像。
      马姑姑静静地坐在木板凳上，等我拍了几张之后，她却建议应该去拍一下教堂前方的葡萄架和果园。
      马姑姑很自豪于那些葡萄，她说如今已经可以把每年的收成酿为红酒，在弥撒献祭之时拿来用了。
      真的，和那些在一九九三年拿到的相片做比较，原来教堂旁边空空的土地上，如今栽植了许多植物，除了紫红的葡萄已经成熟之外，西瓜也都圆滚滚的长在藤蔓之间了。在前庭还有一颗桃树此刻也结满了青绿和粉红互相浸染的小桃子，和周围那一大片荒凉的盐碱地相比，这里可说是一座世外桃源了。
      然而，我却难以久留，还必须赶路。
      带我前来的一位教友说：
      “马神父这一阵子身体不好，住在医院里，今天下午应该会回来，你要不要等他一下？”
      马仲牧神父出生于一九一九年，蒙文名字的译音是特古斯毕力格。一九四八到一九五一年在北京的辅仁大学读书。他是深受田清波神父影响和培植的高材生，通晓多种外国语文。一九八六年被晋封为主教。今年的他，应该已经有八十多岁了吧，我多希望可以见到他。
      遗憾的是，我这次的时间却没有一九九三年那次的从容了。答应了太多的事情，必须在当天赶回乌审旗。九月六日要用大半天的时间驱车北上呼和浩特，才赶得及参加九月七日上午举行的内蒙古大学五十周年的校庆典礼。
      虽然，这两地之间的公路再也不是当年的沙土路面，可是，距离依然是无法改变的几百公里，中途，还是有些地方有车速限制。而且，即使此刻赶回乌审旗，也有很长的路程要走，我的确不能等到下午了。
      那位教友看到我无奈的神情，他就微笑着再试着来劝说我：
      “你知道吗？葡萄都已经熟透了，马神父今天赶回来是为着要酿酒呢。多可惜，你不能和他见个面。”
      是的，是真可惜。
      可是，他说了这几句话之后，我心忽觉释然，原来，人生在世，各有各的必须去赶赴的约会啊！
      想像着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主教，原来和他的葡萄架上已经熟透了的葡萄们有个约定，必须准时赴约。那么，我的必须赶路，好像也应该是对许下的诺言守信，就上路吧。
      是怀着这样满足和愉悦的心情，我向马姑姑告别，她一直送我们到大门口，微笑向我说：“有时间的话，常回来看看吧。”
      我说我会努力。在车窗里向她挥手时，真希望这个愿望可以实现。
      然后，我才忽然想到，我最初始的那个愿望不是在今天已经圆满实现了吗？怎么还不知足，又来许一个新的？（四）
      之后，翻读了一些带回来的书，“宗教”、“信仰”、“政治”以及“侵略”这些名词，总是在书中互相纠缠。还包括所有“学术研究”的背后，也带着“侦查”和“汇报”的目的。
      是的，涉及群体，涉及敌我，就一定会有许多心机和冲突，因而造成难以否认的诡谲的史实。但是，我此刻想探问的却是，一个单独的生命个体，究竟是如何与信仰相遇？又是凭藉着什么力量而得以一生一世，此心不渝？
      譬如田清波神父。
      他用自己的一生来证明，他既没有辜负了自己所信仰的天主，也没有辜负他为之投入了一生的鄂尔多斯高原。
      一九零五年，才二十四岁的年轻神父来到了城川。开始确实是为了传教，所以，就以他在动身之前就以修习扎实的蒙文，努力把许多天主教的教义书籍，译成蒙文给蒙古信众阅读。
      在同时，他也开始了对蒙古语言学的研究。在多年辛勤搜寻资料以及研究鄂尔多斯地区从古代到现今各种变化的词语形态之后，编出了三卷本的《鄂尔多斯蒙语词典》。
      在研究和搜寻工作中，他对鄂尔多斯地区的历史、民俗、民间文学等等方面也极感兴趣，还在实地调查里，证明了当地的厄尔呼特人就是鄂尔多斯地区古代基督教徒的后裔。
      他在城川工作了二十年，一九二五年虽然是离开了城川，到北京的辅仁大学工作，然而这工作却是又一个二十年的埋头整理这些资料以及出版研究心得的著作，一直到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八年，在不得不离开中国的政治情况下，田清波神父去了美国，而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他依旧是以对鄂尔多斯的研究为重点，又陆续出版了许多著作。一九七一年，当他以九十高龄在美国去世的时候，已是一位著名的蒙古学学者了。
      可以说，除了以Antoine的名字，在故乡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以外，整整大半生的心力，都奉献给了信仰。而这信仰里，还包括那对“鄂尔多斯学”的孜孜不倦与不离不弃。
      这种对学术的热情，对一块土地的真心诚意，是否就是深藏在信仰里最美好的质素呢？
      在属于Antoine的故乡小镇上，今天，或许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向我们讲述他的少年岁月里的种种了。然而，在鄂尔多斯当地，和他有关联的朋友以及家庭真是数不胜数。他们的记忆虽然各不相同，但有个共通点，就是对这位神父的敬重。书中有言：“田清波神甫的文章不带任何政治色彩，不偏不倚，可知其人格高尚。”（《国外刊行的蒙古族文史资料》杨海英编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是的，在面对鄂尔多斯的历史与文化的种种资料之时，他的认真和谨慎，他的诚恳，从牧民到贵族都能感受得到。十几二十年这样走过来，自然就如杨海英教授书中所说的“在当地蒙古族社会中有很高的信誉”了。
      得到了这样的清誉，拥有了丰富的文史资料，此后，即使人离开，去了他处，他的心却从来也没有离开这片土地。
      或许，也就是这种认真的态度，以及不偏不倚的高尚人格，才可能在同时吸引与温暖了信众的心吧。
      因此，有的时候，在有些人的生命里，“信仰”也有可能只是单纯的信仰而已，别无他想，也别无他求。
      在这个世界上，我相信这样单纯地怀抱着信仰的人，应该也不是少数。（五）
      图娜拉，生长在鄂尔多斯的一位天主教徒，后来出国去蒙古国的国立师范大学历史系做研究生，专攻宗教学。毕业之后，发表了一些关于城川教堂的论文，可惜英年早逝，四十岁不到就辞世了。
      我读到她的一篇《城川纯蒙古天主教区初探》，我想用她文中的一段做为我这篇文字的结束：
      图娜拉认为：“天主教传入中国有服务于侵略者本身利益的目的，但也不能否认对文化交流起过促动作用。尤其第二次传播到普通人民之内，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因为大凡在人民中生存的东西大都是无限的，这就是流传至今的重要因素之一。”
      大凡在人民中生存的东西，大都是无限的。我想，我会一直记得这一句话。
      没有什么人可以否定它吧？（注：本栏目所载席慕蓉《行·见·思》系列作品与台湾《INK》杂志同步，为大陆首发，如需转载需经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