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文集对忽必烈的记述
      文、图/陈庆英
      忽必烈扶植藏传佛教萨迦派掌握西藏地方的行政权力，封萨迦派首领为帝师、国师等，与萨迦派建立起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在萨迦派的藏文史料中出现了关于忽必烈的许多记载。
      元世祖忽必烈在十三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上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历史人物，他是中国少数民族帝王中统一全中国的第一人。他1251年受蒙哥汗之命统领漠南汉地军民事务，1260年登位为蒙古汗国的大汗，到1274年征服南宋，统一中国，成为元朝的皇帝。他在位三十五年，是元朝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忽必烈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的历史进程所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他继承和发展了阔端、蒙哥对藏族地区的政策，和西藏的僧俗领袖建立了更加紧密的政治和宗教关系，建立和完善了中央王朝对西藏实行行政管理的一套体制。忽必烈扶植藏传佛教萨迦掌握西藏地方的行政权力，封萨迦派首领为帝师、国师等，与萨迦派建立起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在萨迦派的藏文史料中出现了关于忽必烈的许多记载。
      萨迦派的藏文史籍中对忽必烈的记载，最早和最为重要的当属和忽必烈关系最为密切的八思巴的文集。本文拟对八思巴文集中对忽必烈的一些记述，做一简要的介绍。
      元代随着国家的统一和西藏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管理之下，西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八思巴作为忽必烈的国师和帝师，掌管西藏的行政事务和全国的佛教事务，具有宗教领袖和行政官员的双重身份。八思巴在一生中，不但把西藏的建筑技巧、雕塑艺术和大量的梵藏经典传播到内地、蒙古地区，还把内地的印刷术、戏剧艺术传到西藏，促进了民族间、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八思巴仿照蒙古王室的怯薛制度，设立了自己的十三种侍从官员，其中就有为他掌管文书事务的官员_yi-ge-ba，掌管书写和保存文书资料。这一做法后来被西藏的许多政教首领效仿，使得西藏的文献极大地丰富起来。还在元代，萨迦派出现了为宗教领袖人物编辑个人文集的习惯，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萨迦五祖文集》。该书是公元15世纪时由萨迦派俄尔支派的创始人俄尔钦·贡噶桑布(公元1382—1456年)指示比丘扎西伦珠根据元代流传下来的文书编集的，公元1736年(火龙年)由德格第四十二代土司却吉登巴泽仁主持在德格印经院完成刻版刊印。德格版《萨迦五祖全集》共分十五函，收入了萨迦派早期的五位重要祖师萨钦·贡噶宁布、索南孜摩、扎巴坚赞、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八思巴·洛追坚赞的著作和书信等，是研究萨迦派历史的重要资料。该书的顺序按人排列，八思巴的著作为第十三函至第十五函，共计三函，包括八思巴的宗教论述和来往书信等。这些文字是在当时保存，在明初编辑的，因而具有档案文书的性质，为反映当时历史面貌的可信的资料。
      八思巴文集中记述忽必烈的著作首推《彰所知论》。八思巴在1274年由忽必烈之子真金太子护送下返回西藏的途中多次为真金太子讲学传法，后来应太子数次请求，将所讲的内容和萨迦历代祖师所积累的著述和个人心得综合于一起，在1275年返回萨迦寺后就开始动笔，到1278年（阳土虎年）在八思巴去世的前一年写出具有开蒙启悟式的教本《彰所知论》。这部著作共分两卷，有五品：第一是器世间品；第二是情世间品；第三是道法品；第四是果法品；第五是无为法品。其有关世界境域地理和历史的叙述主要在前两品中。后三品则是对宗教修行与实践的叙述。器世间品部分主要采用佛经论著《阿毗达磨俱舍论》（世亲著）、《阿毗达磨集论》、《大乘五蕴论》的说法，主要讲述佛教的宇宙观，包括世界的成因、须弥山、四大部洲的结构等有关理论。情世间品部分主要叙述六道轮回的理论和传说中的转轮王的起源、印度佛教兴盛情况、释迦牟尼家谱世系情况、吐蕃王统世系、蒙古王统世系情况等。《彰所知论》是藏文史料中最早叙述蒙古王统源流的著作，对蒙古王统的记述是：“北蒙古国。先福果熟，生王名曰成吉思(二合)。始成吉思从北方王多音国。如铁轮王。彼子名曰斡果戴时称可罕。绍帝王位。疆界益前。有子名曰古伟。绍帝王位。成吉思皇帝次子名朵罗。朵罗长子。名曰蒙哥。亦绍王位。王弟名曰忽必烈。绍帝王位。降诸国土疆界丰广归佛教法依化民。佛教倍前光明炽盛。帝有三子。长曰真金丰足。如天法宝庄严。二曰厖各刺。三曰纳麻贺。各具本德系嗣亦尔。”尽管它的文字比较简单，仅从成吉思汗叙述到真金太子三兄弟，但是它正确记述了成吉思汗以后窝阔台和托雷两系继承汗位的情况，并把他们的蒙古名字翻译成藏文，其中的一些思想、名称、术语对后世藏族和蒙古族的史学思想却影响很大。《彰所知论》后来由八思巴的弟子沙罗巴译成汉文，收入汉文大藏经中。
      八思巴文集中有关忽必烈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八思巴致元世祖忽必烈的新年吉祥祝辞》，载德格木刻版《萨迦五祖文集》第十五函的三百八十九叶正面第五行至四百零九叶正面第三行。该书的编者在书末的总目录中记有：“为忽必烈皇帝及其皇子后妃赞颂平安吉祥之祝辞，有木兔年具吉祥篇、火龙年福德篇、火蛇年福源篇、土马年吉祥篇、中缺羊年猴年二篇、铁鸡年寿量智慧篇、水狗年众生篇、水猪年平安篇、木鼠年喜乐篇、木牛年菩萨篇、火虎年吉祥胜乐金刚篇、火兔年幡幢顶饰篇、土龙年尽所有篇、土蛇年佛陀篇、铁马年吉祥篇、铁羊年法性篇。水猴年救护篇、水鸡年成就篇、木狗年国主篇、木猪年无上篇、火鼠年成就篇、火牛年义成篇、土虎年普瑞篇、土兔年普德篇、铁龙年佛陀法王篇，总计新年之际所制吉祥祝辞23篇。”实际按此处所列篇名及集中所收文书，八思巴致元世祖忽必烈的新年吉祥祝辞应为现存24篇，目录中所说23篇之数或者是笔误或错刻，或者是因第三篇文内未记年代，目录中的火蛇年福源篇之名乃编者所加，而未计算在内。所传萨迦寺收藏23封八思巴的信件，大约即是由目录中所说的篇数而来，而实际已收入文集中的八思巴的新年吉祥祝辞应是24篇。
      这些新年吉祥祝辞是八思巴仿照汉族地区的习俗，在新年到来时向帝王进献祝福的“贺表”，从写作年代上，我们可将这24篇吉祥祝辞分为两部分，即忽必烈继帝位并封八思巴为国师的公元1260年以前的4篇和这以后的20篇。
      1260年以前的4篇，正是这一时期八思巴与忽必烈交往的真实记录。当时忽必烈的身份是皇弟，是开府漠南的亲王，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不少儒人谋臣和汉人世侯，吸收了不少汉族封建统治者治理国政的经验，是蒙古皇室中主张推行汉法以治理汉地、统一天下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心怀大志，“思大有为于天下”，但是在当时蒙古皇室中他处于颇为艰难的境地，由于近臣的鼓动，蒙哥汗将他从征云南军中召回，实际解除了他的兵权，接着蒙哥汗又派人到他的属地会计财赋，大加钩考，使他们兄弟间关系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除依靠谋臣的策划争取与蒙哥汗搞好关系外，精神上也寄托于宗教的护佑。八思巴在这种情况下投奔忽必烈，以萨迦教主的身份为他灌顶、祈祷，实际是以佛教的名义对忽必烈表示支持，自然会得到忽必烈的赏识和信奉。正因为如此，忽必烈不惜降下王者尊严，在听法时甘居下座，向年仅二十出头的八思巴顶礼膜拜。八思巴以卓越的才识，也很能了解和迎合忽必烈的心理，他在吉祥祝辞中一再称忽必烈为“人主”，“皇子菩萨”，祈愿他的权势如大海，如须弥山，祈愿他胜于各方，像毗沙门一样富足，像转轮王一样战胜各方，祈愿佛、菩萨、护法神等保佑忽必烈诸事成功。这种宗教上的鼓励和慰藉，正是忽必烈所需要的，同时由于八思巴的忠实追随和广博的学识，使得他受到忽必烈的极大信任和尊崇。1260年4月忽必烈在开平宣布即蒙古大汗位，建元中统，同月，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宣布即蒙古大汗位，兄弟间发生汗位之争。八思巴在这场斗争中自然是支持忽必烈的，当年12月，忽必烈在击溃阿里不哥的主力后返回燕京近郊，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予玉印，统释教。在1261年和1262年的新年祝辞中，八思巴把忽必烈称为“人主”，既不是蒙古的称呼“大汗”，也不是汉地的称呼“皇帝”。这反映了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进行时，忽必烈的称谓还比较模糊。1263年的新年祝辞是在忽必烈的胜局已定的情况下，八思巴第一次在新年祝辞中称忽必烈为“皇帝”。而且这一篇被称为“吉祥海聚”的祝辞可能是受到忽必烈的特别的重视，在北京白石桥附近的五塔寺五塔金刚座的塔基上，就刻有八思巴的这篇新年吉祥祝辞的藏文和梵文全文，所以这应该是留存至今的与忽必烈和八思巴有关的珍贵文物之一。其文为：“祝愿吉祥！顶礼上师及三宝！向功德如海之佛法三宝，以大海般虔敬之心顶礼，为海洋一般众生之福乐，颂读如吉祥大海之祝辞！福乐大海为功德宝藏，佛法之海将智慧集摄，僧众聚集为成就之海，愿吉祥之海赐给当今吉祥！二部资粮由大海福德生出，智慧如大海深广无际，遍通加大海包纳无遗，愿吉祥之海赐给当今吉祥！经典为大海殊胜见证，珍宝为大海无尽宝藏，佛法如大海容纳一切，愿吉祥之海赐给当今吉祥！僧伽之海为戒律根基，功德之海将众生护持，比丘之海将一切汇聚，愿吉祥之海赐给当今吉祥！吉祥如海涛之声传扬，寿量如大海一般永固，受用如大海一般广大，愿佛法如大海一样增盛愿学识深达大海海底，听闻像大海一样富足，智慧成为大海幡幢。吉祥像大海包纳一切！以上篇名吉祥之海，亦名赞颂之海，能使贤者之海为之喜悦，故又名为诗词之海，为皇帝及社稷俱得吉祥之故，于阴水猪年(公元1263年)新年之时写成此吉祥海聚之篇进献。”1264年的新年祝辞，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篇，当时，阿里不哥已经战败屈服，忽必烈坐稳了大汗汗位，并宣布改年号为“至元”，八思巴以该年为藏历的木鼠年，鼠是十二生肖之首，所以在新年祝辞中强调“按诸历法，阳木鼠年为诸年之首，为人主及皇子、后妃自此年起历年吉祥之故，颂此吉祥祝辞！为大皇帝及皇子、后妃、诸王、社稷俱享吉祥之故，为使阳木鼠年(公元1264年)新年之时喜庆宴会满布吉祥之声，八思巴撰此祝辞遥寄。”这篇祝辞又把忽必烈称为“福德之主”，说：“顶礼上师妙宝！欢乐之中请佛欢乐，诸佛喜乐生诸成就，愿尊胜上师及其传承，赐给你福德之主吉祥！明见法性由世间解脱，生大慈悲又离净土，十方佛陀如海汇聚，赐给你福德之主吉祥！离弃贪恋而修佛法，唯行正道而获深密，愿佛法海中所有上师，赐给你福德之主吉祥！依律闻思及修持，集聚佛陀海之智慧，愿殊胜之诸部僧伽，赐给你福德之主吉祥！天神及成就持明仙人，龙王非天乾达婆，愿所有善趣之主，赐给你福德之主吉祥！土水火风以及日月珍宝，宝瓶如意宝树以及药物等，愿一切物质及其所生，护佑你福德之主吉祥！最为尊胜吉祥美妙，心地慈悲口颂吉祥，愿诸佛及所有佛子，同样为你赞颂吉祥！”这就明白无误地代表上师、佛法僧三宝、仙人鬼神以及世间一切生灵赐予和护佑忽必烈吉祥，也即是以佛教的名义为忽必烈赞颂吉祥。在以后的各年，八思巴都要向忽必烈献新年祝辞，不论他是在西藏还是在大都。
      1264年夏天，八思巴与受封为白兰王的同母弟恰那多吉离大都返回萨迦，于年底到达拉萨，故有在拉萨大昭寺撰写1265年的新年吉祥祝辞寄送忽必烈之事。1267年夏天，忽必烈召请八思巴回朝的使者到达萨迦，八思巴即于6月动身。1269年年底，八思巴到达大都，忽必烈派皇太子真金率后妃、大臣等以安设珠宝璎珞装饰的宝座的印度大象和伞盖、经幢、鼓乐等接入宫中。八思巴献上奉命制作的蒙古新字，即后世所说的八思巴字，忽必烈立即下诏颁行于天下，升号八思巴为帝师。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三月，八思巴在皇太子真金率军护送下离临洮动身回萨迦，《元史·释老传》说：“十一年，请告西还，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怜真嗣焉。十六年，八思巴卒，讣闻，赙赠有加”。其他汉文史料对八思巴离大都后的情形很少记载，《八思巴行状》中只是说。“时则天兵飞渡长江，竟成一统，虽主圣臣贤所致，亦师阴相之力也”。实际八思巴虽然离开朝廷，仍与忽必烈保持密切联系。1275年8月，八思巴行至马尔康地方的卓木多寺，听到元军渡江顺利，临安不日可下的消息，专门写了《贺平江南表》向忽必烈祝贺完成统一大业。这一贺表的藏文收入《萨迦五祖文集》第十五函三百五十八叶，题目为《赞颂应赞颂之圣事》其全文为：“顶礼上师三宝！向一切福德之源、三界之依怙、殊胜之佛陀虔诚顶礼！皇帝陛下仗先世所积善业海之福德，安定各方及于边土之众生。陛下之国政不劳而自成．以—身之福德神威，任运治理．令人叹为神奇。陛下亲属王族中，或有受他人欺惑而反叛者，复迷途而知返，前来归顺，此亦应届神奇。较之先世众多帝王亲率大军讨伐不臣，陛下未曾亲征，亦未劳神费力，而竟治理各地。以此福德，施政于各方，臻于安乐。如此威德，大地之上先前无人有过，故陛下声名遍及三界，己之国政修明昌盛，异邦莫不闻风而丧胆。陛下—人之福德，世上实无匹敌。亲见陛下之福德受用者，莫不眼迷神离，以为所见俱是幻化之神功，不敢置信；听闻陛下之威力者，莫不心摇魂动，犹如受干渴煎逼之人，闻山雨欲来之风响。陛下之福德使社稷安宁、江山统一，奋转轮之威，合四洲为一。圣山之上所居众神睹此，亦当疑惑浊世何以竟有如此之伟业。如此福业之果已成，众生惟愿享陛下之福荫，具足圆满。能使天下众生享受如此安乐者，先前之帝王中未曾有过，故颂扬陛下子育黎民亘古所无之欢悦声，犹如铙钹击响。伏愿陛下圣心喜乐，众生亦得欢欣。陛下除以法度治理臣民，复播教法之种，施以水肥，使安乐之幼芽生，解脱之果实熟，自他俱享各种欢乐。犹如福德黄金大地，吉祥之水绕流，无论自他，无论何时，播富足自在之种。陛下洞悉诸种教法，于诸物无不察，于诸教无不通。陛下英明天纵，非言语所能说明。闻陛下之声名．吾心即得康乐，犹如莲花之香，因轻风而传至偏远，弱小蜜蜂觉之，亦振翅而作响。逢此应赞颂之圣事，吾亦寄此以示贺。所有十方佛陀，亦为此赞颂吉祥。愿陛下圣体坚如须弥，福德广如大海，常以如意之宝，满足众生之愿!因蒙古第五传大皇帝忽必烈之福德，所有国土终成一统．尤以立国已久、王统未尝断绝、国政稳固、疆土广大之蛮子国归降于人主脚下之莲台，使皇帝福德之光遍照于直抵大海之大地坛城。为赞颂此圣业，比丘八思巴阴木猪年（1275年）秋二十二日吉时写于马尔康地方之赞多新寺。”这封贺表，用了许多佛教典故来称颂忽必烈，甚至说：“闻陛下之声名，吾心即得康乐，犹如莲花之香，因轻风而传至偏远，弱小蜜蜂觉之，亦振翅而作响”。八思巴称忽必烈为“蒙古第五传大皇帝”，“皇帝福德之光遍照于直抵大海之大地坛城”，表现了八思巴代表的藏传佛教和西藏僧俗首领对忽必烈攻灭南宋统一中国的拥护和支持。
      八思巴文集中还有一些篇目也对于了解忽必烈和藏传佛教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例如在宗教方面有八思巴给忽必烈传授的教诫，分详略两种。还有八思巴给忽必烈的儿子真金太子、云南王忽哥赤、西平王奥鲁赤、皇子茫噶那、北平王那木罕的教诫和书信等。甚至有回答真金皇太子关于佛教纪年的问题的篇章。八思巴还为忽必烈及其儿子们写造佛经题写的赞颂和题记等。例如八思巴为忽必烈出资写造广中略三种《般若经》（即般若十万颂、般若二万五千颂和般若八千颂）而题写的赞颂，为皇子奥鲁赤出资写造《般若十万颂》题写的赞颂等。还有八思巴为忽必烈建造佛塔所写的赞颂诗等。八思巴的这些赞颂文和赞颂诗，被萨迦派的僧人视作藏文佛教赞颂文的精品和范本，对元代藏族文学和蒙古族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作者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