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征王海荣(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　要：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点，而这一特点我们称之为文化的基本特征。草原文化在其悠久的历史进程中，与草原自然环境相适应，与时代发展相呼应，与周边民族文化相交流，形成了具有自身浓郁特色的、稳定的特征、即历史传承的悠久性、区域分布的广阔性、创造主体的多元性、建构形态的复合性、发展传承的稳定性。关键词：草原文化、基本特征一、历史传承的悠久性　　草原文化同长江黄河文化以及两河流域文化、古埃及文化等古老地域文化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是中国古老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市东北33公里的大窑村，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初期（距今约70—50万年）与“北京人”同属地质年代的大窑石器制造场。（1）被称为萨拉乌素文化的鄂尔多斯“新人”化石，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大约距今五万至三万五千年的人类化石，其体态特征已经很接近现代人，特别是头骨和门齿更为接近现代蒙古人种。（2）　　在北方草原上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址十分丰富。这一时期的内蒙古不仅有与黄河流域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大致相当的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而且，还有与中原仰韶文化并驾齐驱的红山文化，以及与仰韶文化有关的早期原始聚落遗址大量出现，到如海生不浪遗址、阿善遗址、白泥窑子遗址、庙子沟遗址等等。近年来，通过对这些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人们逐步认识到红山文化及其文明成要，表明草原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走在中华文明进程的前列，同时，也为中华文明史的悠久历史提供了更为充分的文化遗存史料依据。　　在距今约8000年的赤峰市兴隆洼聚落遗址中，发现有大型石锄、陶罐以及成排的房屋遗址，说明兴隆洼先民们已经开始栽培农作物，这比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流域开始栽培农作物早了近千年。这里出土的中国最古老的石雕人像被考古界称作“中华老祖母”。在赤峰市发现的距今5000年的石围墙聚落和距今4800年的老虎山石城址聚落群，与郑州西山夯筑土城址为同一时代的遗迹，都是迄今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城址。考古发现表明，以往认为中国同巴比伦、埃及和印度一样，是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观点，按照历史编年，中国只有商周以后4000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而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不仅如此，孕育“红山文化”的北方地区，还是中国传统的“玉文化”、“龙文化”、“礼仪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跨入文明门槛的标志之一。在距今5000—4000年前，北方草原上的先民已经在创制人类最早的文字。赤峰市小河沿文化的先民就已经把原始的象形文字刻画在陶罐上。学者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初出土于翁牛特旗石棚山一件大口深腹陶罐上所刻的象形文字的释读，认为这是关于远古时代一次流星或陨石雨的记录。可见，这里的原始文字较之与它同期或稍晚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的原始文字符号更加进步。考古工作者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发现的祭坛、女神庙、大型方台、金字塔式巨型建筑、积石冢群以及玉质礼器，反映了早期人类祖先崇拜、等级社会的状况。表明早在5000年前，红山文化就已率先由氏族社会跨入“古国”阶段，早期城邦制国家由此诞生。在距今4000年前，中国中原、关中、山东、西南、江南等地区也相继进入古国时代，中国大地逐渐出现了“满天星斗”式的万邦林立的局面。　　夏家店下层与上层文化以及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北方青铜文化，其范围东至辽海，南跨长城、殷墟、渭河和黄河流域，北到南西伯利亚、外贝加尔湖及蒙古，西越吉尔吉斯草原、鄂毕河中游，直达里海。（3）专家根据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区的翁牛特旗出土的一尊青铜上出现的城廓和族徽的铭文，依据商代沿袭下来的彩陶花纹中的饕纹、云雷纹、蟠螭纹和龟蛇纹，将其推断为后来高度发展的商周青铜器的先驱。在西拉木伦河上游还发现了一个夏家店上层文化集露天开采、选矿、冶炼、铸造等全套工序的大规模古铜矿，遗落在炼炉周围的炼渣、铜范和马首鼓风管等，表明当时的草原先民不仅掌握了青铜铸造技术，而且，掌握了青铜开采、选矿和鼓风冶炼技术。（4）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化则至少在夏代中期就产生了，历经商周春秋并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及至战国时代也和中原同步发展到高度完美的境界，最终走向铁器时代。　　考古发现证明，远古时期的中国北方草原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进入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后，大约在公元前6000～公元前2000年，该地域先后孕育了原始农耕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阿善文化、朱开沟下层文化等）和游牧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朱开沟中上层文化等）两个文化系列。丰厚的文化遗存表明，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草原文化发展与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等文化版块发展是同步的，甚至超前。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与中原以及其他区域相比，在文明起源上处于“先走一步”的前驱地位。　　关于草原地区形成游牧文化的时间，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定论，一般认为：根据考古学和气象学的研究，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从距今4300年前后开始，受气候的影响，原始农业开始衰退，大规模的畜牧业——游牧经济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由此开始了从农业文化向牧业文化转变的过程。一种新型文化——游牧文化在草原上衍生并逐渐发展，成为此后北方草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　　文献记载，游牧文化至少在商周时期就已具备基本形态，突出的标志是当时的中原文人观察到北方草原生活着与中原农耕民族生产、生活习俗显著不同的族群。《礼记•王制》曰：“北方曰‘狄’，衣羽毛”；《左传》中记述了一位戎人的话：“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吕氏春秋》曰：“蛮夷反舌殊俗异习之国。其衣服、冠带、宫室居处、舟车、器械、声色、滋味皆异”。《淮南子》曰：“雁门之北，狄不火食”等等。这些记述与评介说明草原民族在上述年代已经形成了与中原农耕民族有显著差异性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政治文化。　　春秋战国时代，北方地区出现了大量以“狄”、“戎”称号闻名的游牧族群，这些族群掌握了先进的驯马技术，通过骑兵的机动优势，活跃于北方草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游牧族群“各不相属”，没有形成统一的区域政权。秦汉以降，见于战国末期并首先融合北狄之众的匈奴，最早建立了北方草原地区统一的“百蛮大国”，在秦汉时期一度称雄中国的北方、辽东和西域。汉末魏晋之时，东胡系统的乌桓、鲜卑及其后的柔然，先后崛起于中国北方草原，建立了柔然汗国和北魏王朝。南北朝时期，大量游牧民族涌入中原，建立了“十六国”。隋唐一统之际，突厥与回纥纵横南北大漠，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剧。宋辽金时期，契丹、女真相继逐鹿中原，扮演了各自时代的英雄角色。　　13—14世纪的蒙元时代，蒙古族统治集团通过统一的战争，建立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国家。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汉、隋唐之后的又一个封建大一统时代，由此奠定了中国版图也是中国北方草原民族和中原民族继魏晋南北朝之后空前融合的时代，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时代。明清时期，蒙古族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大引进藏传佛教，同时与中原保持着经济文化广泛的交流。清朝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草原文化再一次大规模与中原文化交融，制度层面和精神领域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二、区域分布的广阔性　　草地资源分布于世界各大洲，其面积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5以上。其中，世界最大的一片草地资源就是欧亚大草原，它从中国大兴安岭东侧到欧洲多瑙河下游，东西跨110个经度，绵延万里。　　草原文化的分布区域基本同草原地域的分布相一致。中国草原大致分布于400毫米等降水线西北区域，这是一片天然的草原原生态地域，它包括从大兴安岭东麓到帕米尔高原以东，阿尔泰山以南至昆仑山南北的广大区域，涉及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四川、西藏等13个省区。历史上还包括今蒙古国和俄罗斯的部分地区。　　蒙古高原是草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和传承地。蒙古高原位于亚洲的北部，大体上为大兴安岭以西，长城和祁连山以北，阿尔泰山脉以东，西伯利亚大平原以南的广大地区。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不同时代、不同部落民族的各种文化相互激荡交融，其中，游牧民族所创造的文化最具代表性。以皮毛为衣，以肉酪为食，以毡庐为居，以马驼为行，以弓矢为武器，以敖包为祭，以长调为歌，以盅碗为舞，以蓝天为盖，以大地为铺的草原各族人民，繁衍生活在原生态的草原自然环境中，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习俗、礼仪、风情、生产与生活方式，掌握并不断提高着相关的生产技术。特别是在生态保护、畜牧生产、畜产品加工、交通运输与建筑等方面，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与地域特征的技术体系；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在医学、天文、动植物学与地理等方面，还具有系统的理论观点，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草原文化在不同的地域形成了既有差异性、又有同一性，既有时代性、又有继承性的文化，在内蒙古地区目前已经发现了15万多处文化遗存，例如大窑文化、河套文化、红山文化、朱开沟文化等，其中，有的文化遗产堪称全国或亚洲之最，如华夏第一村（兴隆洼遗址）、中华第一龙（红山文化碧玉龙）、草原第一都（北魏盛乐城遗址），内蒙古地区长城遗存的长度和跨越的历史年代，居全国之首；阴山岩画和贺兰山岩画的数量和艺术价值，亦属全国之最。文化遗存的广泛性是草原文化的显着特点。　　以当代蒙古族及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舞蹈、曲艺、文艺作品、绘画、雕刻、民间工艺、体育、服饰以及极具民族特色的民族习俗和风情，传承了草原文化的精髓，与时俱进，发扬光大，使得内蒙古的民族文化在全国乃至世界文化舞台上都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当前草原文化的区域分布大体可分为：呼伦贝尔草原文化区、科尔沁草原文化区、锡林郭勒草原文化区、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区、阿拉善草原文化区以及高原文化区等。各个区域文化是该地区以草原民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以及历史上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先民所共同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称，是以该地区草原民族文化为主体，融合吸收了其他民族文化精华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该地区和民族特色的文化，它是中国草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草原文化的整体。三、创造主体的多元性　　与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相比较，草原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创造主体的多元性，它不是由某一个族群独立创造并传承的，而是由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众多族群共同创造和传承的文化。　　北方草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同繁衍生息的区域，阿尔泰语系各语族成员是主体族群，从远古的猃狁、鬼方到诸狄、诸戎，从匈奴到东胡系列的乌桓、鲜卑、柔然、契丹、室韦，突厥语族的丁零、铁勒、突厥、回鹘、黠戛斯，满通古斯语族的靺鞨、女真，以及属于藏缅语系的羯、羌、氐族群，以及当代的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满等民族，在中国北方草原上文脉相承、经络相袭。　　草原地区民族构成的复杂性，决定了文化相的差异性。这些族群相继活跃于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地域，因而，草原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民族形态和族群文化样式。例如，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在秦汉时期主要表现为匈奴族文化形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表现为鲜卑族文化形态；在隋唐时期，主要表现为突厥族文化形态；在宋、辽、金时代，主要表现为契丹、女真、党项族文化形态；元代前后，主要表现为蒙古族文化形态；进入清代，蒙古高原的文化又体现出蒙古、藏和汉文化的融合形态，不同特色的文化各领风骚千百年。其次，如果从经济构成的角度观察，尽管游牧文化属于区域主导型文化，但一直兼容着采集、狩猎、农业、手工业生产方式，所以，草原文化折射着询丽多彩的光泽。　　从文化地理角度看，既有山脉、草原与沙漠，还有干旱、半干旱与湿地草原之分，不同的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也决定了草原文化的多元性。草原文化始终是在多元地理环境中孕育发展的，每一个族群都为共同的草原文化的传承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每个族群的草原文化中又程度不同地包含着土著的文化特质因素。草原文化是部落联盟、民族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而不是单一民族主创的民族文化。当代蒙古族是中国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主要传承者，是最具草原文化典型特征的民族。　　草原文化的多元性还表现在对其他类型文化的吸收和交流方面。游牧民族由于生产与生活的需求，必须广泛地与周边区域进行经济文化往来。在国内各民族间，由于地缘的、政治经济的密切联系，中原文化对草原文化的影响是首要的，以经济关系互补性为基础，中原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政治制度以及思想观念都对草原地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相对于蒙古高原本土宗教而言，外来的佛教表现出较高的文化势能，以佛教为媒介，梵藏文学和佛教思想传入蒙古高原后，使蒙古草原的风俗习惯和史学、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都深深的打上了佛教的烙印。蒙、印、藏文化的交融，对草原文化特别是蒙古语翻译工作的开展和文学语言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　　历史上的草原民族同域外民族也有着广泛、深入的交往，例如：匈奴文化中含有斯基泰民族文化因素；诺颜乌拉的匈奴墓中曾出土了带有希腊风格的地毯；突厥人为了商业利润，曾经与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形成了长期的交往关系；契丹人曾经是中亚西亚国家最受欢迎的商人；13世纪蒙古的西征打破了东西方之间的壁垒，沟通了亚欧经济文化的渠道。在草原文化的传导中，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为代表的先进中国的科学文化向西方传播，欧洲、阿拉伯国家和西域各国的天文学、医学、地理学、建筑学、历史、音乐等各方面的知识，丰富了中国文化。　　游牧民族西迁和由西征带来的大迁徙运动，促成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开辟和畅通，使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和交融进入互动共渗的状态之中，游牧迁徙打破了中世纪封建公国的堡垒和地区封闭状态，使世界广大区域中的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在互动中显示出多元趋向。互动将不同的血统、语言和文化融入了其它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极大地影响和政变了土著民风与民俗。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是中原夏族向游牧民族学习的典范，也是草原文化对中原文化发展和进步的促进。魏孝文帝改革旧俗，仿效和推行中原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政策，则是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后的一个成功的政治范式。　　动态品质是草原文化的重要物质，主要表现为既善于接受、包容异质文化，又善于以自身的传统文化影响异质文化。它通过移动、变化、主动适应等动态的价值观念使草原文化生生不息。当然，这种动态与开放的品质是有选择性的，有限度的，其开放与吸纳程度与其生产、生活的需求度成正比。所有的游牧民族，由于自然地理、风俗习惯以及生产的单一性等因素使生存需要中蕴含着和中原建立和保持经济、文化沟通交流的客观必然性。草原文化之所以能够在急剧的自然变迁、民族变迁和社会变革中生生不息，得以生存与发展，与草原文化主体的多元性品质密切相关，与各族群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断地为草原文化发展注入新鲜给养和活力有关，多元性品质使草原文化丰富多彩、生机勃勃。四、建构形态的复合性　　特殊的社会发展过程与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使草原文化具有了一种多民族文化要素融之一体的复合性。这种复合性的成因既有复杂的历史因素又有客观的机能因素。历史上多民族文化交流是草原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机制。一般而言，任何民族文化都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继承本民族文化传统及吸收异质文化的基础之上发扬光大的。因此，从广义上讲，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复合性。但是相比之下，草原文化的复合性特征却更加突出。　　草原文化的复合性表现在多方面诸如。使用语言的复合性。中国北方草原民族曾经使用过数十种语言，绝大多数属于阿尔泰语系，这些语言具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也有很多相异之处。语言上的复合性是历史上不同文化间相互交融的结果，当然也与其文化的开放性、流动性密不可分。草原民族的流动性很强，相对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接受其他语言，为己所用。最初使用一种语言，继而转向另一种语言，这也是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发展的特殊表现。宗教信仰的复合性。历史上的草原民族曾信仰过多种宗教，如萨满教、琐里亚士德教、摩尼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等。随宗教而来的异质文化，为草原文化在不同社会时期的存在与发展注入了新鲜内容。进而，其文化构成中就不可避免地复合了许多异质文化因素。例如，随着藏传佛教的涌入，使草原文化的深刻的烙印了许多藏文化因素。　　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5）作为地域文化，草原文化首先是指衍生与发展于草原地域的文化，包括原生文化、次生文化和共生文化。所谓不同的草原文化形态，主要是由于地域差异造成的。以草原地理环境的共性为基础而形成的草原文化的普遍性，以此及由展起来的草原文化的本体精神与价值系统性，是草原文化的本质特征。这里，草原既是一个统一的自然地理、历史地理与文化地理概念，又是一个包含着丰富文化特征的复合型文化概念草原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相对于两河流域文化而言，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它是一种多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化，这不仅表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草原文化是由部落联盟、民族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而不是单一民族主导的民族文化。而且，在实中，文化载体也是多民族构成的。由于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在文化上具有各自的特性，又作为草原历史上的民族主体相继活跃于不同时期，因而，草原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均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形态和族群文化样式。　　草原文化是以游牧文化为主、与多种文化相复合的文化。（6）草原文化是在草原自然生态环境中产生的，在草原自然生态环境中，从古至今相继产生了采集、狩猎、农耕、游牧、工业等多种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为、用不同的势态草原文化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使草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成为以多种生产方式为内容的多种文化集合，即以游牧文化为主体的包含农耕文化及其他文化的集体。其中，建立在游牧生产方式上的游牧文化是草原文化的本体文化，是草原文化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基本标志。　　草原文化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7）草原文化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草原文化虽然经历多种社会形态更替与演化，但其基本脉络没有中断。蒙古高原上虽然先后兴起与雄踞过许多不同的游牧民族，但是，就整个文化传承而言，表现为一个“继往开来”式的衍续过程。这是一个不同于其他游牧文化类型的发展过程，例如在青藏高原，基本上是同一个民族在延续不断地发展，同一文化在同一地区没有出现过中断的现象。而在蒙古高原上，许多民族在该地域活动的社会历史都不太长，随着一个民族的衰落消失，该民族特有的文化记号也就损耗中断了。但是，就整个蒙古高原的文化进程而言，文化记号的产生与消失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即是一种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不同游牧民族的历史共同组成的衍生的文化链条。　　草原文化是现代文明进化的重要资源。（8）集中体现了北方游牧民族性格和气质的草原文化,是现代文明建设的宝贵资源，凝聚了北方游牧民族智慧的草原文化，为现代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养分。例如，在现代社会发展普遍面临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形势面前，草原文化传统的先进生态理念彰显出新的生命力和应用价值，对于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生态社会是取之不尽的源泉。　　草原文化是构建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内容。在中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中,草原文化所蕴含和揭示的和谐社会文明的意义是富有建设性意义的。在当今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突显的时代,草原文化在中国物质文明建设领域的作用也越来越凸现出来,它正在为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草原文化是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形式。在中国民族地区的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借助民族传统认识形式和价值观念开展宣传教育，才能现代文明建设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富有民族。有理由认为，草原文化必将以其独特的风格,为中国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不尽的动力与源泉。草原文化的民族特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以合乎历史进步要求的积极姿态介入现实社会生活,生动的展示出自身具有的时代风貌和精神品质。草原文化以特有的方式吸纳现代文明的成果，以增强自身发展的能力，在与现代文明的融会中不断得到延伸和升华。原有的形式具有了当代品牌价值，实现了文化功能的提升，不断展现着草原文化作为现代文明标识的风貌。　　在中国文化的演进中，草原文化以其丰富的特色内涵不断输送着养分，并作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社会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大力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光荣使命。改革开放以来，草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更广泛、更深刻的交流与整合中,愈加凸显其独特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　　研究草原文化对做好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工作具有重大意义。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必然会对中国的民族关系产生深刻影响。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社会和谐发展,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和地区的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深入进行草原文化研究,认真总结民族文化产生、发展、繁荣的经验和规律,必将对处理好新时期的民族关系,做好党的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草原文化曾经对世界文化进程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草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中传统的地域文化之一，在吸纳现代文明因素、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示范性意义。显然，在草原文化领域，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物质文化形态到精神文化形态，从思维方式到认知体系，从生活习惯到制度规范，传统与现代的因素无不在碰撞、冲突，在相互吸纳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统一，使草原文化不断更生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整体。中国文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展开的民族与区域文化整合，离不开草原文化；人类文明迈入二十一世纪后的文化需求，同样离不开草原文化。文化在互动中生生不息，优秀品质被传承下来，文化糟粕被扬弃出去，具有中国特色的草原文化在吐故纳新中向前延伸着。五、发展传承的稳定性　　动态变异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每一种文化围绕着传统的价值观、审美观等基本内核，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结构，保持着本体特征。草原文化的发展是以游牧文化为主线，兼容多种文化的一种文化形态，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其形式和内容虽然时时刻刻都发生着嬗变，但本体特征、基本形态和核心要素基本保持着稳定性。　　在物质文化层面，以穹庐为住居，以五畜为基本生产生活资料，四季循环利用草场放牧，以家畜毛皮、肉奶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蒙古高原始于戎狄而延续至今。其中，诸如穹庐的建筑理念、生态可持续利用等文化要素，已入现代文明的精髓。　　在精神文化层面，匈奴人以“撑黎”——苍天为核心的宇宙观，是游牧族群诠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逻辑起点。传统草原文化认为：苍天是世界的缔造者，是自然和社会的掌控者，是每个社会成员祸福成败的安排者。每一个游牧王朝的帝王都毫无例外地将自己标榜为“天之子”；匈奴人“俗贵兵死”的习俗，造就了无数草原勇士，突厥人的“杀人石”葬俗，蒙古族的数以百计的英雄史诗，满族对“巴都鲁”——称号的推崇，都清晰地体现了草原民族英雄主义人生观念的绵延。草原民族天人和谐的生态观，不仅融入日常生活的细节，在禁忌和道德领域有生动具体的体现，而且得到了法律的支持；草原文化的包容性，被历史上每一个草原民族所保持，在中国历史上，草原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往往是思想文化最开放的王朝，这一特性，不仅为自身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制，同时，也为民族之间、地区之间文化交流展示了范例。显然，草原文化中的优秀精神品质，诸如英雄主义鼓舞着中华民族与时俱进，奋勇向前。草原民族开拓进取的精神、自由开放的精神、英雄乐观的精神、崇信重义的精神以及和谐共存的自然观、注重实用的经济价值观、崇尚英雄的人生观、注重诚信的道德观，体现在草原民族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已成为草原文化的核心内容。　　在制度文化层面，草原民族先进的制度观念与法制是中国优秀的制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民族的三分制、军政合一、分而治之（因俗而治）与政教并行的政治制度，不仅被历代草原民族所沿用，而且被行之有效的运用于国家政治统治。例如，匈奴的十进位制构建的社会结构，既是生产组织、也是军事组织，被其后的突厥、契丹、蒙古以及满等民族所延用，形成了草原地区特有的“下马则屯聚牧养，上马则备战斗”组织形式；“汗”称号启用于柔然民族，是他们对游牧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称谓，该称号被其后的草原民族政权所沿用。诸如草原文化中的有关生态的法制与观念，更是深深的浸渗于先进的中国制度文化之中。注释：（1）沈起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汪宇平：《呼和浩特市大窑村南山四道沟东区旧石器时代石器制造场1983年发掘报告》，《史前研究》，第二期，1987年（（2）（3）林干：《内蒙古历史与文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4）辽宁省文物工作队：《辽宁省林西县大井古铜矿1976年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总第7期（5）（6）吴团英：《略论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论草原文化》第二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年（7）（8）陈光林：《论草原文化的现代文明意义》，《论草原文化》第二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年参考文献：（1）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2）邢莉易华著：《草原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4）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5）刘钟龄、额尔敦布和主编：《游牧文明与生态文明》，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6）扎格尔主编：《蒙古游牧文化溯源》，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1年（7）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8）勒内•格鲁塞著：《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9）张碧波、董国尧主编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上、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0）张正明：《契丹史略》，中华书局，1979年（11）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任爱君：《契丹史实揭要》，哈尔滨出版社，2001年（13）武沐：《匈奴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14）王钟翰：《中国民族史概要》，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15）孟广耀：《北部边疆民族史研究》（上、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