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上都建筑遗存的考古学研究
      撰文/魏坚
      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部的金莲川草原上，至今保留着一座雄伟的古城遗址，这就是沉寂了六百余年的草原国际大都会—元上都。
      元上都遗址，位于正蓝旗上都河镇东北20公里处，地处滦河上游闪电河（上都河）北岸水草丰美的金莲川草原上。其地北依龙岗，南临滦河，史籍赞其城“龙岗蟠其阴，滦水迳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每当夏秋季节，闪电河水蜿蜒曲折，金莲花遍野盛开，自然景色十分优美。元代诗人就有“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的生动描写。
      公元1251年，蒙哥汗在漠北即位，命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忽必烈南下驻帐于滦河上游的金莲川地区，广征天下名士，建立了著名的金莲川幕府。公元1256年，命刘秉忠选择桓州东、滦水北建城郭，三年建成，初名开平府。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此登基，继蒙古汗位，建元中统，这里遂成为临时都城。
      公元1260年冬季，在哈剌和林过冬的忽必烈，已经清醒的认识到，通过几千里的草原、戈壁把中原地区的粮食和各种物资运到漠北，以保证庞大的中央机构、军队及迅速增长的都市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实在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同时他也意识到，大蒙古国的统治基础，已经在中原地区奠定，他要做的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正统王朝的皇帝。于是，代表大多数人意见的汉人谋士郝经实行两都制的建议，便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中统四年（1263年）大都（今北京）建成，遂将开平府改名为上都，亦称上京、滦京，这里便成为和元大都并列的草原都城。以大都为正都，是加强蒙古政权在中原的统治，确立正统中原王朝地位并进而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以上都为夏都，则可以北控大漠，南屏燕蓟，通过定期的巡守以联系漠北的蒙古宗王和贵族，稳定内部，保持蒙古旧俗，对蒙古民族的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元上都是北方游牧的蒙古族掌握政权后，在草原上建立的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帝国都城。
      一个在中国北方草原勃然兴起的蒙古大帝国，没有一个固定的都城，这对于习惯于定居生活和王朝统治的中原人士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元上都就是忽必烈在听取众多汉人谋士的建议后，顺应历史的发展而命刘秉忠主持修建的。
      元上都的城垣建筑分为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其中宫城位于皇城正中偏北处，与皇城呈“回”字形。宫城为长方形，南北长605米，东西宽542米，墙两侧均用青砖包砌，四角建有角楼。皇城位于外城的东南部，大致呈方形，每边长1400余米，墙体两侧用自然石块包砌，四角建有高大的角楼，内侧建有斜坡状蹬城的踏道。外城则是在皇城的西、北两面，由皇城的东、南两墙延伸修筑而成，平面呈方形，每边长2200余米，从皇城城墙延筑部分全都用黄土夯筑。
      公元1275年，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来到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皇帝的接见。《马可波罗行记》中，留下了许多关于元上都的记录。书中写道：“内有一大理石宫殿，甚美。其房舍内皆涂金，绘种种鸟兽花木，工巧之极，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人心目。”
      元上都作为元王朝的重要都城，其军事防御体系十分完备，在城外四周的山头上，一般都建有预警的烽火台。外城墙外四周挖有宽约26米的护城河，并筑有石堤护坡，以防坍塌。皇城的墙体外侧用石块筑有凸出于墙体的24个梯形马面。
      元上都现存有13门。其中宫城有东、西、南3门，不设瓮城。皇城东西各2门，南北各1门，共6门；外城4门，其中北墙2门，西、南墙各1门。城门外均建有方形或马蹄形瓮城，现今还保留有城门楼的石柱础。元上都瓮城门的建筑十分有趣，凡东西向的瓮城门均为马蹄形，东西出而折向南开；南北向的瓮城门则略呈方形，并是与城门相对，南北直开。城门虽大部因元末明初的战争而进行过封堵，但原建的迹象仍十分明显。这或许反映了元朝在具有强盛国力的前提下的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亦或是表现了游牧民族跃马驰骋的豪迈气概。
      元上都的外城，分为北部的“北苑”和西部的“西内”两部分，中间从外城西门北侧向东到皇城北门西侧，以一道夯土墙隔开。外城北部位于皇城北门外的高阜之处，地势平坦。在中央部位略偏南处，见有一处大型院落，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墙正中设有院门，院内十分空旷，这也许就是当年栽培奇花异草和驯养珍禽异兽，以供宫廷观赏游玩的皇家园林所在地，即文献所指的御园或“北苑”所在，此外不见其他建筑遗迹。
      外城西部位于皇城西门之外，在靠近外城西门及南端，有纵横的街道和店铺建筑，与外城西关外的街道和店铺似可连成一片。从现今地表仍可见到的纵横的街道和较小的建筑遗迹和院落，我们似乎看到了当年繁华的市井、错落的商号和商贩沿街叫卖的景象。考古调查发现，在外城西部北端的东西隔墙南侧，有一平坦的直径达160余米的圆形高阜之地，与周边的围壕高差约50～80厘米。元代诗人曾经盛赞的棕毛殿，或许就应位于此处。马可•波罗描绘它是用竹子作梁架，以金漆缠龙绕柱，劈竹涂金作瓦，殿内壁画花草百鸟，外用彩绳牵拉固定，高达百尺，广可容数千人同时进餐，故也称作“竹宫”。当时在上都举行的各种宴会中，规模最大，费用最多的“祚马宴”，就在棕毛殿举行。每逢宴会，王公贵族宿卫大臣均要穿皇帝亲赐的“质孙服”赴宴。“质孙服”就是衣冠颜色完全一样的服饰，因而“祚马宴”也称作“质孙宴”，一般要大宴三天，每天换一套服饰。可见当时上都宴会的空前盛况。
      元上都的皇城居于外城的东南部，环绕宫城而建。墙体也用黄土夯筑，但两侧墙表面全部用石块包砌，石灰勾缝，在墙表皮与夯土之间混筑一层厚约1米多的残砖碎石，墙体十分坚固。在墙体表面还砌有流水的沟槽。皇城四角的角楼呈圆台状，高大壮观，高约10米，角楼地表还留有石砌的建筑台基。在皇城四周墙外，每面建有6个梯形马面，东墙马面至今保存完整。皇城东西分别为东门和小东门、西门和小西门。皇城南门为明德门，北门可能为复仁门，与宫城南门御天门同位于南北中轴线上。巍峨耸立的石砌皇城，至今依然可见往日的风采。在元代诗人的笔下，“山拥石城月上迟，大安阁前避暑时”“往来饮马滦河秋，滦水斜抱石城流”就是上都皇城壮观景色的真实写照。
      皇城内街道宽窄相宜，主次分明，以通向六个城门的主街为干道，其他小街在两侧纵横分布。皇城内设有许多官署、寺院和手工业作坊，但多数位置尚难考定。据史载和考古调查，大致可以确定的是位于皇城四角的四大寺庙。位于皇城东北角和西北角的两大佛寺为忽必烈时所建。皇城东北角的是大龙光华严寺，建筑规模宏大，分东、中、西三院。中院为主体，四周建有围墙，内有一周回廊式建筑，南门内侧两边建有对称的碑亭。西北角的乾元寺，分前后两院，前院外围有一周回廊式建筑，现今主体殿基和两处碑亭遗址和后院的一处十字形建筑及东西配殿，依然清晰可辨。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的上都孔子庙，位于皇城东南角，有前后两殿，外有围墙，庙西还建有房舍，以待学习儒教的国子生。表明了元朝对孔子的尊崇。在皇城西南角与孔庙对应的一座寺庙建筑遗址，至今地表仍可见到露出地面的成排木桩，这是因当时建筑基址出水而打下稳固基础的，这处建筑或可能是元代所建开元寺也未可知。此外，皇城内东西两端还分别建有道观和回回寺。
      蒙古族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的对各种宗教的保护政策，在元上都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上都城内自然就有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各宗教并存的局面。各宗教派别为扩大自己的影响，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公元1258年夏，忽必烈受蒙哥汗的委托，在新建的开平城主持了佛道之间的一场辩论。双方辩论至黄昏时分，主持辩论的姚枢宣布道士失败，按照事先的协议，参与辩论的17名道士被送到刚建成的大龙光华严寺脱袍去冠，“削发为僧”，做了和尚。
      元上都的宫城，墙体用黄土夯筑，外层先自地基开始铺四层石条，其上再以青砖平砌，在墙表皮与夯土之间夹砌一层厚约1.4米的残砖。宫城四角也建有角楼。宫城因北墙正中为高大的双阕式建筑，故无北门。元代诗人就有“东华西华南御天，三街相对凤池连”的描述。南墙正中为御天，元人有“御天门前闻诏书，驿马如飞到大都”的诗句。宫城内有40余处宫殿基址，除通向三门的丁字街外，街道布局不太规整。这可能是因为宫城内地势不平，间有水洼，不便对称布局，而是随地势和湖泊沼泽，错落分布；再加宫殿建筑互有先后，每群建筑又各有围墙，形成了一种自成体系、离宫别馆式的建筑特点。
      上都城的宫殿，多见于史载，有名的如大安阁、穆清殿（阁）、水晶殿、洪禧殿、香殿、睿思殿、崇寿殿、仁寿殿、清宁殿、鹿顶殿等。其中大安阁是元军于公元1266年攻陷南宋汴京时，拆熙春阁迁至上都所建，高二百二十尺。元人有“大安御阁势苕亭，华阕中天壮上京”的诗句，描绘了大安阁高入云霄的宏伟气势。元朝大多数皇帝都是在上都的大安阁举行登基仪式的。据《元史》载，阿沙布花曾随从忽必烈到上都，早朝时，因露水多而光着脚行走，忽必烈自大安阁望见，命门卫不许放其入朝，阿沙布花只好从墙下水道钻入。这一方面说明了在大安阁上可以居高远眺，同时也说明元上都有引排水的通道，而且夏季地湿而多露水。据民间传说：刘秉忠建城时，因地有龙池，不能排干积水，于是奏请元世祖与龙借地，当夜三更，雷声大震，龙王飞上了天，第二天便能以土筑城。
      在三街相对的宫城中心发掘出了大安阁旧址。从出土的浮雕汉白玉龙纹角柱和石条地基及阿拉伯文石刻上，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当时宫阁辉煌、飞檐高耸的繁华景象，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
      元上都宫城北墙正中的阕式建筑，现存高大的夯土台基，是宫城中一处最为高大宏伟的建筑，应该就是元代晚期最为重要的穆清殿（阁）的位置。在诸多宫殿基址上，现在仍可看到残存的汉白玉雕花石刻、粗大的石柱础、各色琉璃瓦构件，绿釉的龙纹瓦当、滴水以及砖雕和瓷片等。使我们不难想见元上都当年金碧辉煌的雄姿。据元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的统计，上都路有民4万余户，近12万人，其中应有一半人居住在上都城区内，这在当时的北方地区，特别是草原城市中，应是人口非常集中的地区了。
      元上都的四关范围十分广大，每一关厢地带都如上都城址一般大小。元代诗人有“西关轮舆多似雨，东关帐房乱如云”的生动描述。现今的调查可见，东西两关的街道纵横交错，既有前店后院式临街店铺，也有规模较大的几进式高宅大院，还调查确认了东关的广济仓和西关的万盈仓的位置。北关则是行殿和兵营所在，考古调查发现了成排的营房建筑遗址。在南关明德门外的发掘中，曾经揭露了东西相连的酒肆和客栈的遗址，证明了元代诗人“滦水桥边御道西，酒旗斜挂暮檐低”“滦河美酒斗十斤，下马饮酒不计钱”描述的真实性。
      在元上都城外西北方的龙岗下，有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设计修筑的一道拦河大坝，名为铁幡竿渠。此渠由龙岗东侧山岗下向西至上都城西北方的哈登台敖包山下，南折沿城西关外至闪电河，全长约6公里，这是一项十分宏伟的排水工程。至今哈登台敖包之上仍留有当年的铁幡竿石基座。
      此外，在元上都城东南的砧子山墓地，城北的卧牛石和一棵树墓地，分别发现了成片的元代汉人家族墓地和蒙古人的墓葬。说明当时的汉人和蒙古人是分开埋葬的。在砧子山墓地一座骨灰葬的石刻墓志上，刻有“上都小东关……黄得禄之位……”的字样，表明了此人居住在上都小东关的事实。另在一处葬有7个家族成员的墓地中，还发现了三个白种人个体，似乎反映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繁盛。
      1992年，在距元上都西北约35公里的羊群庙祭祀遗址，发掘出土了四尊比真人略大的汉白玉石雕人像，人像身着龙纹和团花半袖长袍，端座于带扶手的圈椅之上，气度非凡，神态威严。而这一区域正是《元史》所载，元代帝王祭天祭祖的场所，元代诗人就有“祭天马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亦香”的诗句。
      纵观元上都及其周围地区所进行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收获：
      第一、元上都作为元王朝的夏都，是在兼容并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在总体布局上，反映出多元开放，草原气息浓厚的个性，既具备了中原城市的传统模式，又明显地体现了蒙古族游牧生活的特色。上都的宫殿建筑可以分为三组。一组是以大安阁、穆清阁和水晶殿等汉式殿阁为主体的建筑群，主要分布在宫城大内；一组是以棕毛殿为主并包括一些附设帐幕在内的以宫帐建筑为特色的失剌斡耳朵，位置在西内；一组是拥有诸多行殿的伯亦斡耳朵草地行宫，应当在上都城南的南屏山中。此外，还有分布在皇城之内的各类宗教、儒学等不同建筑风格的殿阁庙宇及御花园，在上都城融为一体，相映成趣，构成了上都建筑的特色。
      第二、元上都三重城垣和城内主要建筑的构筑是在不同阶段相继完成的。最早的开平城，可能只是按照内外两重城垣设计和营建的，而且当是先建宫城城垣和宫城内的部分宫殿楼阁，以及宫城外的大龙光华严寺和孔子宣圣庙等寺庙建筑；石块包砌的皇城和外城城垣的最后建成，则可能是开平升作都城和大元王朝建立之后逐步完成的。因此，由于每重城垣功用的不同，皇城成为全城军事防御的重点；宫城中的建筑亦因不是一次性布局，而没有对称的左右配置，中轴线两侧的诸多宫殿建筑，采取了随形就势，自成一体的离宫别馆式的建筑形式。对以万安宫为主要建筑，城市布局较为随意，而辅以四季离宫的蒙古帝国都城哈喇和林城和以三重城垣相套，讲究对称布局，城市功能齐全的元大都来说，元上都是蒙古汗国草原都城向中原王朝完备的帝国都城过渡的重要中间环节。
      第三、元上都面积广大的四关是上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发现的官署、仓址、大型院落、驿馆、店铺、民居和兵营等几类遗存，在每关的分布既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规模较大，布局规整的官署遗址基本位于每关的北部地区；粮仓等重要建筑均建在东、西关的高阜之处；在西关的南部和南关的御道两侧，则主要是商肆店铺和酒店客栈等建筑；东关外是以大型的住宅和官府驿馆为主，东关南部则是范围较大的普通居民的住宅区；北关基本不见商肆和民居建筑，在铁幡竿渠内侧建有规模宏大的兵营、行殿和仓址等建筑基址。元上都的四关与上都城的政治、经济生活息息相关，是上都百年历史最真实的反映。
      第四、元上都周围发现的墓葬表明，元代的蒙古人和汉人是分开埋葬的。墓葬形制的差别和随葬品的多寡，反映出了墓主人身份的贵贱。开平修筑之初，城区周围就聚集了大量的汉人工匠和付出劳役的人群。随着元朝两都制的确立，上都城的增建和维修，就成了这座草原都城每日不可或缺的事情，而固定的两都巡幸制度又使它的经济生活具有鲜明的季节性。上都的汉人大部居住在城关地带，主要是为宫廷付出劳役和当差，还有一部分汉人和色目人应当是在上都城从事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生产。城市周围发达的畜牧业和畜产品的加工，也给城市生活以深刻的影响。带有浓厚游牧射猎文化色彩的蒙古人的墓葬，反映了游牧在上都城区周围和远郊的蒙古人，当是属于不同机构管辖，身份亦有所不同的牧民。
      第五、羊群庙祭祀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是元代考古的重要收获之一。羊群庙地区，应当是元代皇家贵戚祭天、祭祖之地。由椭圆形石筑围墙、方形阶梯状祭台、汉白玉石雕像及亭阁式附属性建筑组成的羊群庙祭祀遗址，反映了元代蒙古上层贵族祖先崇拜的思想。羊群庙的石雕像是属于蒙古民族偶像崇拜的重要内容，应源于蒙古高原历史悠久的“鹿石文化”；其右手握杯于胸前的形态与六至九世纪突厥人的石雕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是蒙古民族万物有灵观念支配下的偶像崇拜，与突厥人“石刻文化”融合与碰撞的产物。依据文献资料分析，羊群庙奎树沟一带发掘的4处大型祭祀遗址，应是元代权臣燕铁木儿三代祖先的宗庙和燕铁木儿本人的生祠所在地。
      在元王朝不足百年的历史上，元上都古城从公元1256年始建，到1368年毁于元末战争，一共存在了112年。至今保存完整的三重城垣和诸多湮没在荒烟蔓草间的建筑遗迹，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物资料。正如法国著名史学家勒内•格鲁塞所言：这是一座拥抱着巨大文明的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