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部族史话
      撰文/班布尔汗
      公元1368年，明军攻陷大都，元惠宗北走上都，元王朝灭亡，而北元朝廷随之建立。1388年，明将蓝玉率15万大军攻破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的北元汗廷，北元益宗脱古思帖木儿在逃亡途中与太子一起被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儿所杀，蒙古高原从此陷入群雄逐鹿的乱世。
      在长达九十一年的时光中，北元蒙古经历了无数的混乱、杀戮与黑暗，直到公元1479年，才迎来了重新安定的曙光。这一年，巾帼英雄满都海皇后立忽必烈家族最后一位男性后裔巴图孟克为北元可汗，汗号达延汗，并下嫁于他。这对夫妻先后用了三十七年时间，重新统一了除卫拉特之外的蒙古各部，实现了北元的“中兴”。
      实现中兴后，达延汗将从前各小领地合并为六个万户，仍分左、右两翼。左翼三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兀良哈万户、喀尔喀万户；右翼三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蒙郭勒津万户、永邵布万户。这六万户除兀良哈万户以外，达延汗把其余五个万户都封给自己的儿子领有，而汗廷设置在察哈尔境内，从达延汗开始，其长子一脉既是蒙古大汗，又是察哈尔万户之长。
      “察哈尔”是古突厥语，意为“汗之宫殿的侍卫”，起源于成吉思汗幼子拖雷及妻唆鲁禾帖尼的属民，其部民主体始于成吉思汗创立怯薛军，也就是常备的御林军。因为是保卫可汗及其家族安全的卫士，怯薛军可以说是蒙古人的精华所聚，是由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和自由人的儿子中挑选的品行端正、武艺高强、相貌端庄的人组成的。到达延汗时代，察哈尔也是汗廷的直属部落，兵强马壮，是可汗得以号令全蒙古的根基。
      察哈尔属于六万户的左翼，而按照蒙古的传统，其部自己也分为左右两翼，左翼被称为“山阳察哈尔”，由阿喇克卓特、敖汉、奈曼、主亦惕四大部组成，右翼被称为“山阴察哈尔”，由浩齐特、乌珠穆沁、苏尼特、克什克腾四大部组成。这八大部被称为察哈尔八部，也称为“察哈尔八大营”。
      1516年，蒙古中兴之主达延汗病逝，因为达延汗的长子图鲁博罗特早逝，按照达延汗的遗嘱，其嫡孙，图鲁博罗特长子博迪继承了蒙古大汗汗位，同时也是察哈尔万户之长。可此时博迪年纪幼小，右翼三万户济农、达延汗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凭借自己长辈的身份以及掌控右翼三万户的强大实力，逼迫博迪让位，自任可汗，号“赛因阿拉克汗”。这是一次没有流血的政变，如果人们都承认了既定事实，蒙古的历史便会向另一个方向演进，今后百余年也不会发生众多大事。可是，达延汗订立的法统早已深入人心，各部贵族和大臣都反对巴尔斯博罗特的篡位，只是因为博迪年幼而暂时隐忍。
      三年后，博迪已经成年，在众多大臣的簇拥下祭拜八白室，并对巴尔斯博罗特说道：“你当年趁我幼小之际，非礼地窃据可汗之位，而今你若肯向我朝拜，我便宽恕你！”巴尔斯博罗特知道自己如今已经没有了占据汗位的理由，如果动兵也没有取胜的把握，只好向侄子跪拜，取消汗号，归政于博迪。
      蒙古大汗汗位仅在右翼停留了三年，便又回到了察哈尔手中，从此延续一百一十六年之久。博迪正式成为蒙古大汗后，汗号“阿剌克汗”，是达延汗后又一位雄主。在他亲政后，曾经篡位的巴尔斯博罗特便一病不起，因为有被夺走汗位的宿怨，又想借机扩大汗廷的直属属民，博迪便想借机吞并右翼三万户。
      正在博迪汗紧锣密鼓的安排攻打右翼之时，他的母亲安桑太后阻拦了他，向他提出达延汗对蒙古各部自相残杀的深恶痛绝，希望他能够团结兄弟，不要祸起萧墙。博迪汗听了母亲的劝告，停止了行动，开始主动加强与右翼众堂兄弟的联系，免除猜忌，保持了达延汗时代的团结。从1521年开始，博迪汗多次率领各万户军进攻明边，1523年甚至攻打到北京密云附近，虽然未能对明朝造成实际威胁，但也让大明皇帝吃足了苦头。
      但是，正当博迪汗乐此不疲的骚扰明边时，后院突然起火，由大汗直辖的左翼三万户之一的兀良哈万户扯旗造反了。兀良哈万户是达延汗所封六万户中唯一一个没有由其儿子管辖的万户。这首先是因为兀良哈是世代守护历任蒙古大汗灵柩的部落，而且在达延汗统一蒙古本部时立下过显赫战功。但兀良哈众首领借此居功自傲，屡屡不服汗廷管束，不断地与其他万户发生摩擦。1524年，兀良哈万户的诺颜突畦、格儿博罗特起兵攻打喀尔喀万户，汗廷派使者调解也完全不理。这样的行为，已经是公然叛乱。
      颇有乃祖之风的博迪汗立即采取行动，亲自率各万户人马前去平定，兀良哈万户以一敌五，自然无法取胜，在1524年、1531年、1533年三次战争中屡战屡败，部众牛羊损失惨重。到1538年，博迪汗几乎调集各万户所有精兵第四次征讨，已经残破不堪的兀良哈再也无法抵挡，突畦、格儿博罗特等诺颜率部投降。
      博迪汗显示了一个君王的韬略和阴狠，为了避免自己遭受更大损失，他接受了兀良哈的投降，并为此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宴会，召集所有贵族参加。兀良哈诸首领以为可以捐弃前嫌，也全部与会。然而，等所有人都酒足饭饱后，博迪汗便立即翻了脸，下令将兀良哈大小首领全部就地处死。然后与其他万户的堂兄弟们彻底将兀良哈万户拆分，所有属民化整为零并入其他五万户。
      这次拆分重组，博迪汗直属的察哈尔万户获得了大量属民财货，实力更为壮大，其他各万户更对汗廷俯首帖耳。但是，在这次消灭兀良哈万户的战争中，右翼三万户济农衮必力克以及其二弟阿拉坦、四弟伯斯哈尔均立有大功，而他们掌握的右翼三万户又有着强大的实力，为了筹功，也是为了安抚，博迪汗将大量属民财物分给他们，并赐予他们汗号，衮必力克为“默尔根汗”，阿拉坦为“索多汗”，伯斯哈尔为“昆杜伦汗”。
      这样分产封汗，虽然有利于右翼三万户对汗廷的效忠，但也埋下了其日后尾大不掉的隐患，博迪汗没有想到，右翼会从此逐渐坐大，并一度威胁到汗廷的安危。尤其是被封为索多汗的阿拉坦，会在日后数十年的时光中，几乎取代了汗廷蒙古共主的地位。受封后不久，阿拉坦汗便兼并了其四叔阿尔苏博罗特的土默特部，仅留了一个鄂托克给他的儿子。土默特部占了蒙郭勒津万户的大半，俺答控制了土默特部，也就间接控制了蒙郭勒津万户。在这之后，右翼三万户中便出现了土默特万户，而蒙郭勒津万户则不再为人们提起。1542年，右翼三万户济农、“默尔根汗”衮必力克去世，虽然他的儿子继承了济农职位，但在强大的阿拉坦汗面前只有俯首帖耳的份。阿拉坦汗遂成为右翼三万户实际上的首脑。
      1543年，阿拉坦汗率领土默特、鄂尔多斯两万户远征青海，将河西走廊、青海大部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经此远征，右翼三万户，尤其是土默特部，实力已经隐隐超过了察哈尔为首的左翼三万户，仅仅因为博迪汗的在位，才勉强保持了平衡。而博迪汗也感到了阿拉坦汗的威胁，为了安抚，又赐予其“土谢图汗”汗号，这已经是仅次于蒙古大汗的尊贵的汗号了。
      1547年，“阿剌克汗”博迪去世，他的长子达赉逊继位，号“库腾汗”。
      博迪汗是汗廷唯一能够压制右翼万户和阿拉坦汗的人，他一去世，汗廷便处在右翼强大实力的威胁之下，有朝不保夕之感。年轻的达赉逊汗知道自己无法与叔叔阿拉坦汗较量，于是率领汗廷及左翼诸万户东迁，到辽东一带驻牧，以求离开这个危险越远越好。
      达赉逊汗完全没有继承曾祖达延汗和父亲博迪汗的勇武大略，他的主动东迁，虽然远离了右翼的威胁，却造成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原左翼各部及察哈尔的牧场土地，被右翼尤其是阿拉坦汗吞并，这使得其实力更为壮大；其二，东迁后，汗廷的威望直线下降，又远离了蒙古的中心地带，无力再对其他万户进行控制。从此以后的近三十年中，汗廷几乎与其他万户之长处于平等位置，其诏令也仅能行使于察哈尔内部，统御全蒙古的蒙古大汗已经成为了“察哈尔汗”。
      不过，达赉逊汗在位期间，吞并了原东北地区朵颜三卫的福余、泰宁两卫，并迫使东北地区的女真各部落称臣纳贡，为日后重振汗廷声威奠定了基础。
      1558年，“库腾汗”达赉逊病逝，其子图门即位，号“札萨克图汗”。年轻的大汗一登基便开始了加强汗权的种种举措，对辽东一带的女真、达斡尔、鄂温克等部族进行征服，扩大汗廷实力，逐渐恢复了对左翼各万户的控制，并加强了与右翼各万户的联系。而相对的，右翼三万户的首脑阿拉坦汗已经年老，又经过与明朝的封贡，成为明朝臣属，已不复当年的强劲势头。汗廷重振的希望来临了。
      经过多年努力，1576年，图门汗召开“库里台大会”，颁布了《图门汗法典》，对汗廷制度进行改革，将重要职务委任于其他各万户实权人物，辅佐大汗处理重大政务，以巩固汗权。察哈尔万户的阿穆岱洪台吉、喀尔喀万户的卫征苏巴海台吉、鄂尔多斯万户的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永邵布万户的诺木达喇古拉齐等大首领先后到任。面对众望所归的局面，阿拉坦汗也不得不派自己的长孙扯力克前去任职。
      这五大臣辅政的格局，使得图门汗的谕旨可以在所有万户发生效力，虽然无法如达延汗时代一般如臂使指，但从大体上，蒙古本部恢复了表面的统一。图门汗在位三十四年，除了恢复了蒙古本部的统一，颁布了法典，还在阿拉坦汗皈依藏传佛教格鲁派之后，也紧跟其后开始皈依，派遣自己的辅政官之一，察哈尔万户的阿穆岱洪台吉邀请三世达赖前去汗帐，并以蒙古大汗的名义推动佛教的传播，为佛教成为全蒙古的信仰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看到右翼蒙古与明朝广泛进行贸易，带来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图门汗一方面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一方面也为了压制右翼，也要求明朝与之封开市，但明朝为达到扶此抑彼、加剧蒙古分裂以求坐收渔人之利目的，一直予以拒绝。因此，图门汗与明朝的战争在他的执政期一直持续，给明朝的东部边防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1592年，“札萨克图汗”图门去世，其子布延即位，号“彻辰汗”。图门汗是最后一个可以维持蒙古统一的大汗，他去世后，五大臣辅政的体制崩坏，各万户首脑除察哈尔之外，都不再到汗廷任职，布延汗所能控制的，仅剩下察哈尔万户。布延汗在位十二年，也窝囊了十二年，虽有心恢复父亲的事业，但能力不足，想不出重振声威的办法，只能将元朝传国玉玺四处昭示，让大家承认自己的大汗身份。
      元朝玉玺虽然是传国之宝，被看作“天命所归”的证明，当年朱元璋也对其念念不忘，认为天下一家后仍不能安心的有三件事：“一少传国玺，一王保保未擒，一元太子无音问。”可一个国家的首脑需要用打招牌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希望靠玉玺来让大家朝拜，除了成为笑柄，只能让人感到可悲了。1604年，“彻辰汗”布延病逝，因为长子莽古斯早逝，长孙林丹巴图尔继位，年仅十三岁，汗号“呼图克图汗”，也就是明史上音译出来的“虎墩兔汗”。
      林丹汗是最后一位蒙古大汗，虽是末代君主，却是博迪汗之后，历任大汗中追求蒙古统一，恢复祖先霸业最积极的一个。刚即位时，察哈尔本部衰弱不振，为各部轻视，无人拿这位正统大汗当回事，连明朝君臣都认为他是“穷饿之虏也”，“幼憨嗣立,懦弱未威”。年仅十三岁的林丹汗卧薪尝胆，用十年的时间积蓄力量，联络各部，修建都城，繁衍部众。到1615年，认为自己力量已经足够的林丹汗开始发威，猛攻明朝边镇，让一向瞧不起他的明朝军民大吃苦头。这一鸣惊人，让大明朝廷不得不承认他是“虏中名王,尤称桀骜”，并与之联合，一起对付在东北崛起的后金政权。而林丹汗也明白，自己最大的敌人并不是明朝，而是在白山黑水间已经越来越强大的后金，也决定联明抗金。
      然而，相对于老谋深算的后金可汗努尔哈赤，林丹汗还是太过稚嫩。当时，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在蒙古各部影响巨大，也造成各部贵族都以格鲁派作为自己的合法性依据，纷纷在达赖喇嘛的册封下称汗。一向认为“南朝止有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何得处处称王?我当先处里,后处外”的林丹汗于是决定抛弃格鲁派，于1618年改宗宁玛派。林丹汗的改宗带来了巨大波澜，信奉格鲁派的蒙古各部都对林丹汗逐渐疏远，而格鲁派的僧侣们，也把林丹汗统一蒙古的战争看作是宗教战争，开始支持他的反对者。
      这直接导致了林丹汗抗金战争的屡屡失败，1619年、1621年和1622年，林丹汗联合内喀尔喀五部援助明朝抵御后金军对铁岭、沈阳、广宁的进攻，但都遭惨败。1625年，林丹汗东征已经倒向后金的科尔沁部，但因为后金的援助，这场战争也无果而终。战争的失败使得他改宗的负面效应被放大了，原本就反对信仰红教的众多重臣，如管理左翼三万户的特命大臣锡尔呼纳克杜棱等人纷纷率领所部归顺了努尔哈赤。而相对的，后金对于蒙古的征服则频频得手。
      1626年，努尔哈赤猛攻林丹汗重要的盟友。内喀尔喀五部，诸部纷纷溃灭。在这个关键时刻，林丹汗却没有予以援助，反而出兵将喀尔喀残部收归自己管辖，“服从者收之，拒敌者被杀”，给喀尔喀诸部最后一击。林丹汗的短视，可以说让蒙古各部寒透了心。
      努尔哈赤死后，继承其位的皇太极趁机展开政治攻势，对察哈尔八大营中的奈曼、敖汉两部进行拉拢，用反间计让林丹汗怀疑两部首领暗通后金，林丹汗坠入彀中，举兵攻掠敖汉、奈曼等部。这莽撞的举动让两部心灰意冷，于是彻底投降后金，此事件使得察哈尔本部动摇，林丹汗的统治基础开始崩坏。
      一连串的失败与背叛，使得林丹汗感到无力再面对后金的步步进逼，于是决定西迁。1627年，林丹汗率众西迁，先后击溃了土默特、永邵布和鄂尔多斯诸部，夺得了蒙古右翼的领地。但这暂时的胜利，获得的却是一个残破的局面，被迫归附的诸部部众与之离心离德，原本的富庶之地也因为战争“畜牧匮乏”,加上“塞外霜早,颗粒无收兼厉疫盛行”，各部流离失所。而各部的抵抗也大大削弱了察哈尔本身的力量：“插之疲甚、饿甚、穷甚”，其兵员严重减耗,“插有马约备仅收四万,插众不满五万”。同时，为了躲避灾荒和瘟疫，林丹汗属部的乌珠穆沁、苏尼特、浩齐特等部纷纷离开了他，投奔了漠北喀尔喀。
      而当林丹汗血战宣大塞外的时候，后金的皇太极却在蚕食林丹汗在故地的领土，对察哈尔部众“抗拒者杀之，其降者编户”，不到一年，林丹汗留守故地的人马全军覆没，辽东一带完全划归后金版图。
      林丹汗每况愈下，故土丢失，新地纷乱，已经到了土崩瓦解的边缘。1632年4月，后金起兵十万远征林丹汗。大兵压境，察哈尔部根本没有抵抗意志，所部解体。无奈中，林丹汗率众渡黄河西撤，人马辎重遗弃遍地，待渡过黄河时已“沿途离散十之七八”。
      林丹汗的主力无存，率残部退入毛乌素沙漠。在沙漠中，林丹汗所剩的部众开始“杀人易食”，凄惨之状，无以复加。一些部众忍受不了这样的苦楚，纷纷东归投奔后金。林丹汗苦苦支撑，于1634年与统治西藏的藏巴汗、游牧青海的绰克图台吉以及控制康区的白利土司结成了“反黄教联盟”，以图东山再起。然而，就是当年，年仅43岁的林丹汗因天花病死于甘肃大草滩。
      林丹汗的儿子额哲带着最后数千部众困守在大漠，一年后，便被后金军包围，大势已去之下，“遂归降后金”。429年的蒙古帝国，364年的元朝，267年的北元，至此终结。
      额哲投降后被封为亲王，“位冠四十九旗贝勒之上”，1661年病死，其弟阿布奈袭爵。其人对于清朝甚为轻视，长达八年“不一朝请”，对于清朝公主为自己所生的儿子也不亲自抚养，连皇帝赏赐礼物时都“不亲身一问”。这种无视皇权的行为，终于让康熙皇帝不能容忍，1669年将他拘押于盛京沈阳。其长子布尔尼袭位，年方十六岁，认为自己“即大元之后也，虽附于大国，由有帝号”，但表面上对清帝仍很恭顺，避免重蹈父亲覆辙。
      1673年12月，“三藩之乱”爆发，天下大乱。一直在暗中训练兵马的布尔尼与其弟罗布藏等察哈尔贵族看到有机可乘，于1675年起兵反清。康熙以信君王鄂扎为抚远大将军，大学士图海为副将军率军镇压。鄂扎放纵部下抢掠，使得清军人人踊跃，战力大增。而布尔尼原以为自己高举大旗，蒙古各部都会望风而来，岂料各部归顺清朝四十余年，无人前来响应。终于寡不敌众，布尔尼兄弟败死。
      康熙皇帝平定布尔尼之后，将拘押在盛京的阿布奈绞杀，察哈尔汗室所有男性成员都被处死。同时命令“移其部众游牧于宣化、大同边外”，分八旗为东西两翼（今之左翼右翼），规定“此八旗在蒙古四十九旗外。官不得世袭，事不得自专”，与各旗子民不同，成为蒙古各部中的二等公民。察哈尔八旗西迁后区域，大体在张家口、乌兰察布、锡林郭勒相邻地域。1914年，察哈尔地区设为特别行政区。1928年，绥远、察哈尔划为行省，察哈尔蒙古人分属两省。1952年，察哈尔省辖区并入河北、山西二省。1954年，绥远省与内蒙古自治区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