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格赫：
      从《尼玛家的女人》到《穿衣服的羊》
      撰文、供图/赵健雄
      由卓·格赫编剧与执导的《尼玛家的女人》在北京民族电影节与海外一些电影节放映后，颇受关注与欢迎。
      影片情节很简单：
      草原上的尼玛家，三个女人全是寡妇。父亲早年病故，两个女儿，其一失偶，另一离婚。在母亲大寿来临时，她俩决心改变门风，让母亲高兴。事实上这很不容易，甚至根本不可能。
      失偶的小女儿有个情人，却因不忍放弃已成植物人的妻子，无法与她结婚。离婚且在城里下岗的大女儿租了一个男人假扮新婚的丈夫回家，却不知母亲已从外孙女来信中猜出了一切，但老人家不愿点破。彼此小心维持着一种虚假的圆满。这样的关系与格局，自然很容易发生故事，而真相不能不慢慢显露出来。通过剧情发展我们渐渐读出编导的用心，他对善良的推崇与弘扬。最美好的世间无非如此：人与人之间皆心存善意，彼此的冲突与矛盾均来源于误解或某种不得不如此的处境。格赫镜头中的尼玛家是个草原上的乌托邦，它的困境，原因在外部，而所有与之相关者，都有一颗先为他人着想的心。难道这不正是我们梦想中的世界？
      这样的世界，老祖宗梦想过，先辈梦想过，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一代，却成了非分之念？与世俗的观念相反，格赫仍固执地相信，即使今天，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这不止是一种艺术理念，还是他的行为准则。格赫在制片厂，一直被认为是做人最好的导演。他拍影片搭班子，首先得看对了人，其次才考虑才能与本事，这与今天通行的规则大相径庭。
      因为《尼玛家的女人》受欢迎，北京市民委说要给他一笔投资。受此蛊惑，格赫把平生最满意的题材写出来，开始筹拍一部新片，叫《穿衣服的羊》。
      他想听听对剧本的意见，于是邀我一起去看外景和找演员，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彼此沟通和交流。本来今年是我的多事之秋，不想出远门，但格赫说了，怎么也得去。于是7月下旬飞抵呼和浩特，第二天驱车经过整整一日奔波才到达锡林浩特。
      次日就去西乌珠穆沁旗，参加一个叫骆驼挤奶节的聚会。骆驼乃内蒙古西部主要是阿拉善才有的动物，首次成规模引入锡盟。
      很早起来赶过去，照例先入蒙古包喝酒唱歌，然后才看挤骆驼奶。酒后一时兴起，格赫脱下衣服，与嘎查长摔起了跤，同行的哈斯巴特尔也跟着上，不料十分轻易地就摔碎了自己脚跟的骨头。
      此后他只能借居在妹妹家，无法参加选演员的工作。哈斯巴特尔正是西乌人，有地利之便。先期来此的执行导演思潮与制片早就通过相关组织把条件够格的当地牧民梳理了一遍，找出备选者。根据他们的勘查，我们一一寻去。
      第一个本人符合条件的，家境却不符合——太富，这与剧情有距离，只能舍去。我们驱车去当地号称富人的那位牧民之家，领略了几乎不可能的情景：今年雨水多，草原差不多成了湿地。同去的两辆车，其中一辆刚离开大路，就陷入了泥沼。
      继尔才找到第二个备选的，家境倒一般，但不接冬羔——而这是剧情的规定内容，于是想协商能不能改接冬羔？然而提出来的费用太高，剧组承受不起。
      又想了一法，借用本来就接冬羔的牧人家来拍摄。其间经历了不同文化与想法的种种冲撞，一变而再变，弄得格赫很不踏实。此刻他是不是弄踏实了我也不知道，这种不踏实的感觉恐怕得一直延续下去。当地朋友事先就告诫要有思想准备。然而作为现代化产业的电影，如何能够承受得起这样的不确定因素？这里合同等等习用的方法都不能完全起作用。
      《穿衣服的羊》是一部记录风格的艺术片，说的是人的母亲、羊的母亲、狼的母亲彼此间的冲突与帮衬。一些情节有点匪夷所思，却是现实的准确反映。
      格赫近年作品可以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那就是善良。这与他读书时热衷现代派文学从形式到精神的追寻大不一样。如今他相信人可以并且应当是善良的，在世风浮泛且日下的大背景下，执着发掘人内心的力量，这是那些大牌编导不屑为、亦无力做到的，也正是目前中国电影最缺乏的。
      我看好格赫这部影片，这里闪耀的不光是牧人心灵的光辉，也是格赫自己心灵的光辉。本来艺术最高境界就是真善美。
      对早年的格赫，我有过如下文字描写：我与格赫，也不知怎么就成了好朋友。常在一起喝酒，照例两人一斤草原白；常在一起听音乐：拉赫玛尼诺夫、穆索尔斯基等等的曲子；我和他组建过一个唱蒙古摇滚的组合；还试着做过生意——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些活动都有一种游戏的快乐。当然均半途而废，因为真的做下去，也就不好玩了。格赫长得瘦小，却仍能让人感到血液里承袭下来的蒙古贵族的气度，也许和祖先游牧狩猎的生存方式有关吧，他的人生态度就近于游戏。写小说，决不管别人能否读得懂，我怀疑他自己常常也不知道在写什么，但居然就得了这个奖那个奖。他会作曲，摄影的画面感也特别好，所以几乎可以独自拍一部电影——从写剧本、做音乐直至扛机器、导演乃至后期制作。
      格赫后来果然做了导演，我以为是极适合他的职业：每次拍片都是一种人生的创造与游戏，可以不断重新来过。但叫人遗憾与始料未及的是这些年他并没拍出多少好片来，这不能不让我有些失望，曾与别的朋友一起探讨过个中原因，结论之一正是他那种游戏态度。散漫乃导演的大忌：一部电影从筹拍到出品，得经过多少环节！如果每个环节都因为轻漫与不经意而打一点折扣，结果作品就会变得面目全非。格赫做不到严格要求他的演职员，而人是天生容易趋于懒惰的。恐怕他也不能像别的成功导演一样，把这一行当的规则与潜规则拿捏有度和把握得当。因此他的影片虽也得过一些奖，却始终未能引人注目，连我都没看到过一部。也许，有个超级制片能弥补这种缺陷，但又没碰到，真让人为之惋惜。
      这几年偶尔在北京见面，知道他仍喜欢游戏，拍片之余沉迷于网络、飙车。格赫胖了，但很明显话比从前少了，尤其是那些不着边际的话。现在想来，这世上少几部电影是无所谓的，好电影哪里看得过来？但少掉格赫那样好玩的朋友，生活就要无趣许多。
      其实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与能容纳多少游戏精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些发达国家，即使政治这样严肃的事儿，也让人觉得像游戏。譬如瑞士，它的联邦委员会主席，即最高领导每年都要换一次。联邦委员会倒是四年才换届，而去年格劳宾登州的艾维琳·维德默·施伦普夫入选时，竟然要求给予一晚时间让她“仔细考虑并征求家人意见”。这种事情放在我们这儿，不叫视国家大事为儿戏吗？不但她自己，恐怕连所属党派也会受到指责。至于马克思把未来的理想社会建筑在“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上面，首先考虑的并非如今说得最多的经济或社会“效益”，这种“全面发展”以我理解，一定含了许多游戏成分在里面。所以格赫的人生态度无疑是超前的。可惜目下就算娱乐界也不大容得下真正的游戏精神。
      我耽于呼市那些年，任何时候到格赫家去，他都让老婆准备一桌子菜，然后喝酒。后来见他喝得太猛，总要醉了方休，便不常与其对饮了。他自己也终于下决心把酒戒了。而人们在酒中寻求的，不就是放纵自己的游戏心态吗？因为个人原因，我没等格赫完成他的工作就先期离开，离开之后，格赫与他的同人们进展并不顺利。在经历了许多曲折之后，我写这篇文章时，影片已经在隆冬的草原开拍。相信不久就能看到这部反映蒙古人，也反映今天全人类真实处境的新片。与早年相比，如今格赫的游戏心态不能不稍减，因为拍电影是工业化生产，从投资到收回投资，不大容得下闪失。
      《尼玛家的女人》是一部对得起投资人的作品，尽管投资不大，赢利也不算很多。而《穿衣服的羊》，如果能够实现预定目标，无疑会是电影史上的佳作。那仍然是一部展现善良的作品，不止人对人的善良，还有人对动物包括狼的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