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感谢会议的主办方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刚才听到专家、学者们的发言启发很深。　　我是搞经济学的。经济学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哈亦可为首开始研究人类合作秩序问题，到七、八十年代进入高峰状态。在经济学上，我们研究稀缺资源条件下如何创造最大价值以外，还研究人与人的组织关系如何影响这个效率。这样就涉及到人类的行为及其宗教观、审美去向，这是一个文化话题。在这里我想探讨三个问题，也是想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的。　　第一个问题：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从十三世纪开始，建立了含概匈牙利、俄罗斯南，包括蒙古草原的蒙古帝国。这个帝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推进全球化的尝试，是一个陆地帝国。我看过比较早的一些蒙古史著作，正如兹威妮所说，也是很多蒙古史专家、学者耳熟能详的，即额德拉城的一个逃亡者遇到了他，他问怎么样？他说：他们到来、他们破坏、他们杀掠、他们抢劫、他们放火。就是说，对蒙古帝国的印象只是杀掠和征战。这样的文献史料非常多，可是从经济史的角度、合作的次序理解，实际上这是蒙古人与其他民族互相沟通与合作的技巧。但这方面的研究，我感觉还是稍微薄弱的。据我所知，在蒙古帝国的版图上阿拉伯商人的交易关税很低，甚至没有。可以说没有蒙古帝国，伊斯兰教今天的影响力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样的合作是全面的，有军事、商业，还涉及到宗教和文化方面。至于合作的影响，感觉我们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尤其和欧美国家相比更逊色。　　第二个问题：上午有专家、学者提出，如扎拉嘎老师的一个问题我非常欣赏：“中国是谁？”、“中国从哪里来？”。我认为我们的学者对元史或者蒙古史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不一定准确）：第一，对蒙古史的研究更偏重元史；第二，即使元史，也以汉民族文化为背景。那么所谓的“汉民族”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不单是一个血缘上的概念，还是自秦汉抵制以来的文化概念。吉林大学一位搞人类考古学的博士认为，中国汉人基本上主要由两大类人种组成：蒙古亚族和马来亚族。淮河以北主要是蒙古亚族，蒙古人、朝鲜人和日本人，包括中国的北方人都是这样的。他们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男婴出生时臀部一定有青迹；二是小脚指头是分瓣的。我儿子出生时我检查过，我很自豪，我是蒙古亚种的汉人。所以说“汉民族“是一个多元文化组成的概念。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本质上的问题，我们中华文化的内涵和边界是什么？在一定意义上可能还尚未搞清楚，这点我们应该向日本人学习。我们研究蒙古史时，也许会过多地偏重西征，实际上蒙古人13世纪末期的两次攻打日本，对日本的武家政治、社会的形成、佛教调和色彩的影响，以及对后来的丰臣秀吉的统一、德川幕府三百年封建统治，直到最后1868年明治维新的影响是一系列的关联效应。我们不应当只看到1853年说赔里的四艘黑船迫使日本开放，实际上明治维新是之前四、五百年间的历史积淀所造成的。在其渐进的变化过程中，蒙古袭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日本学者的研究更侧重于日本社会率先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以及对亚洲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力。而我们总是强调汉文化，其他的文化是“北获、南蛮、东龙、西夷”等等，总是从童话角度去理解。实际上汉族本身也是由世界最大杂种文化所形成的，所以在中华文化的内涵和边界中草原文化的影响问题是徝得我们思考的。　　第三个问题：在现代化文明的、以西方现代化为主潮流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草原文化应当有什么样的定位。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经济学向分工、文化不断转向有形成期，也有衰落期，我们应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研究。草原是无国界的，所以说草原文化研究也应该是世界性的、多学科综合的研究。通过这样一个研究，给它一个很好的价值判断，才能形成对其未来发展趋向的一种认同，才能对这种文化施与更好的保护和发展。　　还有最后一点，也是跟这个相关的，就是内蒙古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问题。我们的比较优势是丰富的矿产资源，还有草原。最近哈佛大学几位经济学教授发表的论文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我讲出来供大家参考。他们认为近代经济史上，所有的、只靠生产挖掘和出口资源的国家，全部都衰落了，特别是社会形态比较低的国家。而所有的、靠大规模进口、消耗资源的国家都成为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所以如何使资源在本地提高附加价值，而不只是出口转卖，这个应该是引起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还有草原文化如何采取观才学摩的方式，如何利用草原文化这个长期的资源，政府要有耐心，不要只看短期的效应，要有更加长期的考验，需要一届届地观才学摩，共同合作，才能把草原文化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