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生态环境的恶化直接导致了草原文化的衰落。本文以额济纳旗为个案叙述生态危机与草原文化变迁的关系，并如何保护草原文化等问题提出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　　翻开中国地图，内蒙古自治区的西北角上有一个叫额济纳旗的地方。额济纳，古称居延。近年来“风从西伯利亚吹，沙从额济纳起”的说法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我想关注沙尘暴和荒漠化的人对“额济纳”这一蒙古语地名恐怕并不陌生。因为，近年来华北地区连续遭受大规模沙尘暴袭击后，各个媒体恐怕都不止一次地提到了额济纳这个本不起眼的小地名。来自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的权威报告中说，起自额济纳的沙尘暴是影响北京地区天气的主要来源之一。记得，2000年5月中旬，正当北京人捂着嘴巴谈论沙尘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沙起额济纳》的新闻专题片。　　额济纳旗在地理上属于内蒙古高原的一部分(也称阿拉善高原)，西部与东部多低山丘陵，中部为高原盆地，巴丹吉林沙漠北麓是古日乃和温图高勒两大沼泽地。地形总势南高北低，其地貌由沙漠戈壁、低山丘陵、湖泊沼泽和弱水绿洲等类型组成。额济纳绿洲地处内蒙古自治区最西端，属黑河下游沿岸、三角洲及尾闾湖泊居延海周边之绿洲，主要由来自甘肃河西走廊黑河水的浸润与灌溉而形成。该绿洲地势低平，海拔不足1000m。黑河流入内蒙古境内后称额济纳河，在内蒙古境内全长270km。狼心山以北分为两支：东支称鄂木纳河，俗称东河；西支称木仁河，俗称西河。鄂木纳河入苏古淖尔，木仁河入嘎顺诺尔。　　近年来由于研究额济纳绿洲生态危机的课题需要，我考察了一些绿洲和荒漠地区，并查阅了一些文献资料。额济纳绿洲是一个有着繁荣历史的古老绿洲。据考古资料，弱水下游有一古三角洲，虽现今已荒漠化，成为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部分，但坐落在古三角洲上不同时期的居延城、黑城、绿城及其他遗址说明，这一地区曾有一个漫长的大规模的农业开垦与繁荣时期。　　2000多年前的居延地区，不仅有生产水平较高的开垦农业，而且因当地自然条件优越，农业、渔业甚至手工业都已兴起。弱水下游水草条件好，胡杨要茂盛，为牧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牧民多采取游牧方式放牧，牲畜以骆驼、山羊、马、牛等为主。　　据说，土尔扈特蒙古族人约在三百多年前从准噶尔、从科布克赛尔来到此地，当时还无人涉足的额济纳河两岸长满了很难通行的密林。他们来到后的头三年里，大量烧毁森林，以便形成一个广阔的牧场。　　然而，土尔扈特蒙古人的每一页历史都富有悲壮色彩。历史上飘落异域，又趟过血河东归祖国的土尔扈特人民如今却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作为土尔扈特蒙古牧民生活基础的畜牧业首先出现了凋敝迹象。历史上，蒙古人在马背上打天下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因而包括土尔扈特部落在内的蒙古民族以马背民族著称于世。远的不说，清王朝时期，旧土尔扈特部落游牧于额济纳河流域，旗民骑乘之一就是马。出于热爱马的感情，在土尔扈特蒙古族中流传着许多骏马的故事传说和民间歌谣。　　如今，额济纳旗境内骑马的人比白天的星星还稀少。这不怪土尔扈特人与老祖宗背道而驰，应该归罪于生态环境的恶化。由于极度缺水，马匹赖以生存的牧草大片消亡，在加上养马的经济成本越来越高，大多数牧民已养不起马。据1998年出版的《额济纳旗志》记载，1955年全旗共有马1331匹，到1959年已达到2337匹，1965年达到2363匹，此后由于草场退化，马的数量随之逐年减少。1979年降至2000匹，1983年下降到896匹，1990年全旗马匹仅为361匹。当2002年6月中旬笔者到巴音宝格达苏木采访70多岁的格日勒老人时，她伤感地说：过去在巴音宝格达敖包祭祀上举行那达慕时赛马是最热闹的一个项目，而如今参赛的马每年只有六、七匹，与过去相比实在没有看头！马背民族离开了马，应该叫什么民族好呢？我实在想不出合适的新名称来代替我的同胞们引以为豪的“马背民族”这一名称。尽管我在额济纳看到了不少骑驴的蒙古人，但我实在是不想用“驴背民族”这样的游牧民族的后裔们听起来感到耻辱的字眼来形容我的同胞们。我记得美国人摩耳在《蛮性的遗留》一书中说过：驴是马的表亲，它是属于马族的。此时此刻，我只好引用这一句话来安慰我的受委屈的土尔扈特同胞们，同时也安慰我自己心灵深处的伤痛。　　据统计，额济纳旗牛的发展高峰为1959年，达到过3044头，而到了1990年却下降到584头。近年我穿越了大半个额济纳旗只看到两头牛，我担心下次去的时候还能不能看到两头牛。　　目前额济纳土尔扈特牧民的生计主要靠养羊和骆驼来维持。然而近年来骆驼的数量也开始急剧下降。1983年的时候，全旗骆驼为38813峰，到1990年已经减少到26158峰。最近我在《文明》杂志上读到题为“哭泣的骆驼”的文章，该文中说：包括额济纳旗在内的整个阿拉善盟地区的骆驼近年来以每年1万峰的速度剧减。　　从统计数字来看羊的数量倒是没有明显下降，然而牢牢掌握着话语权的一些人士认为，把额济纳旗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归罪于不会说话的山羊身上。于是从上到下提倡“舍饲半舍饲”，整个牧区和半牧地区刮起了“圈养”风，其结果那些无辜的山羊们被剥夺在草地上自由生存的权利，统统被赶进据说是条件不错的“家畜集中营”中去。而那些山羊的主人们也将背井离乡以“生态移民”的名义被搬进所谓的“移民村”。这一举措将对牧民生活带来哪些影响目前还不明朗，反正我觉得其结果不容乐观。　　其实，额济纳旗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主要是近几十年的事情。20世纪初，当俄罗斯人科兹洛夫带领的探险考察队到达额济纳时，苏古诺尔和嘎顺诺尔的面积仍然较大。科兹洛夫的《死城之旅》一书中说:苏古诺尔的周长达十五公里。1908年3月，科兹洛夫带领的探险考察队的成员们穿过戈壁沙漠，沿着额济纳河，直奔哈拉浩特而去。当他们来到苏古诺尔的东南部，看到它那已经解冻的深蓝色的湖面、高高的芦苇丛、被芦苇丛遮住的较小的湖泊、一群一群飞翔着的大量鸟类以及它们起飞时在蓝色的地平扬起的烟尘后，为鸟儿带来的生机勃勃的热闹场面而震惊。科兹洛夫出于个人爱好，整小时整小时地观察鸟类，看见一群群的大雁、野鸭、天鹅、鸬鹚、海番鸭、鹭和许多其它鸟在那儿无忧无虑地游水、嬉戏，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的美好景象。　　可见，当时的额济纳是个水草丰美、百鸟飞翔的美丽的地方。对此，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徐旭生的《西游日记》中也写道：郝默尔同哈士纶从嘎顺诺尔回来。据说来去沿河风景甚好。笔者近年走访额济纳的牧民时从他们的谈吐中也证实了这一点。据一些岁数大一些的老牧民们讲，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额济纳河沿岸以及苏泊诺尔周围，都是茂密的芦苇丛，一群一群鸟类在芦苇滩上空飞翔。而如今河湖干枯，植被减少，不见鸟儿的踪影了。　　额济纳河水量减少是导致额济纳绿洲生态危机的根源。额济纳河是额济纳绿洲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泉，没有额济纳河、没有额济纳河源源不断的河水的滋润，也就没有额济纳绿洲。然而严酷的现实是，千万年来一直养育这一片广阔土地的额济纳河，在近代以来却因上游黑河流域用水过多而流量急剧减少。据有关专家研究，20世纪40年代黑河流入额济纳河的水量有10.57亿m3，60年代平均流量已减少到8亿m3左右，70年代年均流量迅速减少到仅有4亿m3，90年代初只剩下2.5亿m3，现在每年流入额济纳河的水量已不足2亿m3。河流长年断流，额济纳河尾闾湖泊居延海逐渐干涸。上世纪40年代西居延海水深可达2.9m，水域面积190km2。东居延海水深达4.1m，水域面积35.5km2；至80年代初，湖面迅速缩小到仅有23.6km2，水深只有1.8m；现在则已完全干涸，湖底变成了盐碱滩与戈壁滩。这样，额济纳河沿岸及居延海湖滨绿洲就不得不面临空前的生态灾难，一个在历史上曾闪耀过光辉的巨大绿洲就不得不面临空前的生态灾难，一个在历史上曾闪耀过光辉的巨大绿洲正变得暗淡，失去了光彩，甚至有可能完全从大地上消失。　　由于额济纳河水量锐减，地表土层得不到不源滋润，地下水位下降，大量胡杨林、沙枣林和柽柳林衰退、老化、死亡。据申元村等学者所著《中国绿洲》一书，1982年调查时仍有胡杨、沙枣林107.6万亩，现在不足50万亩；1982年柽柳林仍有523万亩，现在不足150万亩。　　额济纳河水量的减少给整个流域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生态灾难。几千年来这一养育了不同朝代先民的绿洲，正在遭受荒漠化的侵袭，绿洲面积正在不断缩小。关于额济纳河绿洲的面积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数据。在一些有关资料中，出现过31947.5km2；也有20000km2(其中居延绿洲8000km2，古日乃一拐子湖9000km2，古居延盆地3000km2)，约占整个额济纳下游三角洲总面积的56%；也有人认为仅有6900km2，约占整个额济纳旗总土地面积的5.6%。　　全面系统地分析和介绍我国绿洲现状的《中国绿洲》一书指出，以上绿洲面积，无疑都估计过大。可以认为，额济纳河下游三角洲形成的历史时期，黑河上游几乎还没有开垦，祁连山冰雪融化的水流除沿途渗漏、蒸发消耗外，基本上都流向居延泽或居延海，因此能形成一个面积超过3万km2的三角洲。这时的三角洲，水源充沛，土体湿润，林草繁茂，是一个生机盎然的天然绿洲。但几千年来时过境迁，以整个三角洲的面积来套现代绿洲的面积显然是欠妥当的。一个无可争辩的痛苦的荒漠化过程正从根本上摧毁额济纳绿洲。也许不需要多久，在辽阔的居延故地上就再也寻觅不到这一片为中华民族的兴起建立过不朽功勋的绿洲了。也许那些光辉的往事，都将被无情地埋入那些荒凉和单调的沙丘之下。　　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式，有关专家学者和民间环保组织正在呼吁：现在该是到了拯救这一片绿洲的最后时刻了！　　
      为了从环境社会学角度研究位于黑河下游的额济纳旗之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笔者几年来查阅了不少有关黑河流域的统计资料，并四访黑河中下游地区，亲眼目睹了在黑河下游——额济纳地区所发生的生态危机。　　据黑河流域管理局的一份调查材料，黑河发源于祁连山北麓，干流全长821km。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60年代中期以来，黑河中游地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水资源开发利用步伐加快。目前全流域有水库58座，总库容2.55亿m3，引水工程66处；配套机井3770眼，年提水量3.02亿m3；农田灌溉面积306.5万亩，其中万亩以上灌区24处，灌溉面积301.1万亩。城乡生活及国家经济总用水量达26.2亿m3(耗水量14.6亿m3)，其中农业用水量占94%。上、中、下游现状用水分别为0.31亿m3，24.45亿m3、1.44亿m3，相应占总用水量的1.2%、93.3%、5.5%。　　从根本上来讲，缺乏水资源统一管理，用水浪费现象严重是导致黑河流域水事争端激化并长期得不到合理解决的关键因素。水资源缺乏统一调度和监督管理，用水方式粗放，浪费现象严重，中游地区农田灌溉毛定额平均高达每亩1036立方米。从60年代初西居延海干涸开始，内蒙古自治区就要求协调解决甘、蒙两省(自治区)水量分配问题，但1999年以前，流域管理一直是空白，1999年以后流域管理工作逐步展工，目前流域管理体制及机制都尚需进一步完善，远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　　黑河流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水资源供需矛盾将会越来越突出，必须按照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协调好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水是绿洲的命脉，没有水就没有绿洲，不解决缺水的问题就无法挽救正在迅速消失的额济纳绿洲。正是在这样一种思路下，国家开始实施了黑河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政策。中游的广大干部群众们总算认识到：不给下游均水，下游的今天就是中游的明天！时到如今，下游居民的生死命运完全地被掌握在中游居民的手中。黑河的水孕育了古老的居延文明，居延故地的兴衰与黑河的荣枯紧紧地连在一起，但愿黑河流域的人们面向未来、同舟共济，既保中游发展，又保下游生态，携手共建黑河流域的绿色文明。　
      下面我想就如何保护和振兴草原文化等相关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随着城市化和包括西部大开发在内的各类开发活动的进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越来越重要。大规模的国土开发和城市化面积的扩大，自然状态的土地面积逐步缩小，这必然要使地下和地面的文化遗产面临新的破坏危险，而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和社会的全球化逐步导致传统的民俗文化和民间工艺迅速消失。关心和参与保护文化遗产的工作是我们文化人类学研究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义务，我们应该利用和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和知识优势，为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下面我想对今后如何保护草原文化等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一）应重视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制定科学、合理的保护方案。政府官员和学者专家共同探讨和开展文化遗产的认定和保护措施。发挥懂专业、懂行情的专家、学者的知识优势，对于文化遗产的审查、认定、定级等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做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二）应建立一个专管草原文化保护工作的专门机构。目前我国已成立国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中心，但各省市、自治区也需要建立相关的保护中心等相关机构。这有利于基本实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效率化。　　（三）开发和保护并重，尽量减少和避免开发活动对草原文化原生态的破坏。近年来由于旅游业的发展和一些地方政府及开发商的盲目开发，一些文化遗产遭到了程度不同的破坏，甚至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优秀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也遭到了一些破坏。如张家界在保护区内搞了许多新建筑，破坏了原有风貌，并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批评。我们要吸取教训，在今后的各类开发活动中尽量减少和避免对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破坏。　　（四）进一步建立相关的博物馆、民俗资料馆等设施，对出土的文物和流布在民间的文化遗产进行严格保存和保管。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潮流中，各民族的各类有形的和无形的文化遗产正面临着消失、消亡的危险境地：民间工艺急剧消失、民俗艺术日渐衰落、民间文学不断失传、传统民具明显减少。为了挽回和缓和这种局面，国家和有关部门应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并积极发动各种社会力量来建立相关的人类学博物馆、民俗文化博物馆以及乡土艺术馆等设施，加大文化遗产保护的力度。大多数民族民间文化等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其具有消失后不可再生的特点。因此，尽早着手抢救和保护正在濒临消失的民俗、民间文化遗产，使其留给后代是关系到国家、民族未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工作。　　（五）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有效地遏制有损于草原文化的盲目开发行为。在国际上，已有一些由于经济开发而掠夺原住民族的土地资源，并破坏当地传统文化的先例。就像大家所知道的，澳洲是在大约两百年前由白人移民所建立的国家，原先居住在这地方的阿波里吉尼人由于矿山开发而遭到驱逐，加上政府的同化政策，使得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与自我认同不断被剥夺。在我国的各类开发活动中必将遇到类似的情况，所以及早着手制定开发、利用和保护草原文化的有关法律法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当务之急。　　（六）利用现代化手段，忠实地记录和保存草原文化。20世纪50年代，中国境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当时在云南做田野工作的学者看到独龙族、怒族、佤族、景颇族、傈僳族等民族中保留和遗存的种种“原始社会文化现象”，于是呼吁用影视的手段及时记录，遂得到文化部批准以及政府在财力、设备和人员上的支持。到1965年以前，仅以云南民族为题，共拍摄专题记录片20余部。当时并无国外民族志电影理论的信息，然而我国学者和电影工作者良好地合作摸索，确定了“如实记录”的基本拍摄原则，并将这类影片称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记录片”。在实际上，由于有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参与，其学术上的基本要点仍能反映在这些影片的编辑之中，一些影视民族志片断中反映的民族生活方式因至今已消失而弥足珍贵。如今民族志电影已从拍摄遥远的部落社会与少数民族的单一性民族志影片，扩展到社会文化的每一个角落，和上述影片相关的做法，是以民族志电影方式保存那些正在消失的人类文化遗产。　　我们应充分利用摄影、录像、电影等影视人类学技术和手段，全面、系统地记录整理和保存各个民族的具有较高历史学、美学、人类学以及民俗学价值的民俗、民间文化遗产，是目前抢救和保存民族文化遗产的很好的方式之一。尤其，对于防止由于工艺技术和民间文学保持者的死亡而有可能失传的一些无形文化遗产的保存来说，这一手段是目前较理想的方法。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影视人类学室、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已经着手这类工作，但由于经费、人才等方面的原因发展较缓慢，有关部门应关注和支持这类工作，并投入相应的人力和物力来加快用影视人类学手段记录和保存民族文化遗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