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斡赤斤家族与元廷的东北统治
      薛磊（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300071）东道诸王斡赤斤家族是蒙古“黄金家族”的重要成员，对元代政局的发展亦产生过相当深远的影响。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对斡赤斤家族进行过深入的研究[1]。考虑到斡赤斤家族长期“居镇辽东”的特殊身份，笔者拟从斡赤斤家族与元廷的东北统治入手，考察斡赤斤家族在元代东北统治中的特殊地位，进而分析有元一代元廷在东北统治过程中对待东北诸王的主要策略。一
      蒙古国时期斡赤斤家族在东北统治中的地位大蒙古国建立后，成吉思汗陆续将一部分草原领地、牧民分封给诸子、诸弟，分别形成了西道诸王和东道诸王兀鲁思（ulus，蒙语“人众”、“国家”之义）。在成吉思汗诸弟中，最受成吉思汗宠爱的幼弟斡赤斤受封民户最多，不仅如此，根据“幼子守产”的原则，母亲月伦的封民也归斡赤斤管理[2]。在成吉思汗西征期间，斡赤斤曾以“皇太弟”的身份监国[3]。足见此一时期斡赤斤家族的地位极为显赫。伴随着蒙古对金朝东北地区的征服，领地在大兴安岭西麓的东道诸王逐渐将领地扩展至东北地区。在蒙古窝阔台汗时期出使蒙古的南宋使臣彭大雅撰有《黑鞑事略》一书，书中提到“其头项分戍，则窝真之兵在辽东”[4]。这里的窝真即斡赤斤。此则史料表明在窝阔台汗时期斡赤斤的领地已扩展至东北地区了，并承担了镇戍东北的使命。按《元史·撒吉思传》，约在蒙哥汗时期，斡赤斤嫡孙塔察儿成为斡赤斤家族的首领[5]。鉴于斡赤斤家族在东道诸王中的特殊地位，塔察儿也被汉地文人称为“东诸侯之长”[6]。蒙哥汗时期，斡赤斤家族继续向东北地区扩展势力。1978年在黑龙江省松花江南岸的宝清县十八里公社出土了一颗1254年塔察儿国王颁发的“管民千户之印”[7]。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塔察儿在东北地区势力颇大，并拥有在辖区颁授官印的特权。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东道诸王尤其是居于支配地位的斡赤斤家族征伐东北的史料并不多见。究其原因，主要是蒙廷主导完成了对东北地区的征伐。因此，蒙古国时期蒙古朝廷实际上直接控制着东北的一些主要地区和军事要地。而以斡赤斤家族为首的东道诸王只是控制了东北地区中北部的大片地区，而这些地区并不是之前金朝军事戍守的重点。因此笔者认为，在东北地区，蒙廷的直辖区与东道诸王的领地基本上是按各自征服区域的范围来划分的。下面试分析之。1215年蒙廷军队攻下金朝的北京后，开始设立北京总管都元帅进行统治。随着蒙廷在东北征服区域的扩大，北京总管都元帅到1241年改为北京等七路兵马都元帅。这七路分别为：北京、东京、广宁、盖州、平州、泰州、开元府。[8]七路兵马都元帅统辖的范围基本与蒙廷对东北征伐的区域吻合，主要是在辽水东西以及原东夏国的控制区域[9]。从元世祖朝中后期爆发的斡赤斤家族首领乃颜之乱来看，东道诸王的控制范围也主要是在东北的中北部。元世祖朝至元二十四年（1287）以乃颜为首的东道诸王反叛后，元廷立即增兵豪、懿州，懿州是“地接贼境”，咸平府则实为“边徼”[10]，在战争伊始，东道诸王的军队可以直取咸平府、豪、懿州[11]。可见，在元世祖朝乃颜之乱前，咸平府、豪、懿州以北并不是元廷进行直接控制的重点，这些地区应主要为东道诸王的领地或势力范围。到蒙古国统治的中后期，东道诸王与蒙廷在东北的领地划分已基本上稳定下来，之后二三十年，蒙元朝廷对东道诸王兀鲁思也没有大的政策变动。《永乐大典》中有这样一则史料，畏兀儿人塔本，1212年被成吉思汗任命为“镇抚北京行省都元帅，便宜行事。其管内，北际沙漠，西南接赵地，以及畿甸，而东至于高丽”，1220年塔本转任平州行省都元帅。[12]按《元史》，蒙古军队最终攻陷金朝的北京城是在1215年，同年蒙廷任命蒙古将领吾也而为北京总管都元帅[13]，1216年又任命石抹也先为御史大夫、提控诸路元帅府事，“举辽水之西，滦水之东，悉以付之”[14]。吾也而与石抹也先成为此一时期蒙廷在东北的主要军事统帅。这就不禁让人怀疑《永乐大典》上述记载的可信性。笔者认为有二种可能，一是，塔本长期与北京总管都元帅吾也而等共同统治东北地区，蒙廷在东北地区实行的是多员制统治；一是，塔本在1212年担任“镇抚北京行省都元帅”后不久就转任它职，而不是像《永乐大典》中所载直至1220年一直担任镇抚北京行省都元帅之职。上述史料还说明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镇抚北京行省都元帅”塔本管辖的区域是“北际沙漠，西南接赵地，以及畿甸，而东至于高丽”。这里的北际“沙漠”当是指北京路以北的沙漠地带。这样看来，成吉思汗授予塔本所管辖的区域也不过是辽水东西，主要是在东北的中南部。另外，畏兀儿人塔本的身份也值得注意。蒙古国时期塔本及其子阿里乞失帖木儿先后担任兴平行省都元帅。后蒙廷罢兴平行省为平滦路总管府，1257年蒙哥汗任命塔本的孙子阿台为平滦路达鲁花赤[15]。看来，蒙古国时期塔本家族长期担任平滦之地的主要官员。而在窝阔台汗的丙申（1236年）分封中，平滦之地为东道诸王斡赤斤的食邑封地[16]。因此，塔本家族很可能是斡赤斤家族的投下官。这样我们回过头再看塔本任职“镇抚北京行省都元帅”一事，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蒙古国时期东北地区的军事统帅吾也而和塔本可能分别代表大汗和斡赤斤家族的势力。上述结论也说明，斡赤斤家族身为蒙古“黄金家族”成员，即便是在蒙廷直辖区，也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例如，在蒙廷所辖部分女真之地，就存在以斡赤斤家族为首的东道诸王的食邑封户[17]。正是由于东道诸王在女真之地拥有相当大的势力，所以到元世祖朝乃颜之乱爆发时，女真水达达官民才会参与东道诸王的反叛[18]。
      二
      乃颜之乱与元廷东北统治的强化以斡赤斤家族首领塔察儿为首的东道诸王是元世祖忽必烈政权建立过程中所倚重的重要力量[19]。因此长期奉命镇戍东北的斡赤斤家族在元世祖朝前期，依然保持着对东北政局发展的巨大影响力。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三月忽必烈以撒吉思、柴祯行宣慰司事于北京[20]，撒吉思是负责管理斡赤斤家族领地的王傅官[21]。这样，撒吉思和柴祯无疑分别代表斡赤斤家族和元廷两种势力。至元八年（1271年）元廷以蒙古札剌亦儿部首领国王头辇哥行省于北京、辽东等路[22]，头辇哥上任后，斡赤斤家族首领塔察儿传旨，“国王（头辇哥——笔者按）立听”[23]。不过，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为“附会汉法”，加强中央集权，开始逐步削弱宗藩的势力。元廷与斡赤斤家族的关系也因此开始激化。至元十一年二月忽必烈任命藩邸旧臣廉希宪为中书右丞，领北京等处行中书省[24]。廉希宪到任后，一反头辇哥国王一味讨好塔察儿的施政态度。不久，元廷又将头辇哥排挤出北京行省，廉希宪“独行省事”[25]。廉希宪主持北京行省期间，主要的政绩当数整治了一些蒙古贵族肆意扰民的恶劣行为。东北统治形势大体稳定后，至元十五年四月元廷罢北京行省，恢复了东北地区宣慰司的建制[26]。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元廷在东北地区设立了东京行省。当时“廷议以东北诸王所部杂居其间，宣慰司望轻，罢山北辽东道、开元等路宣慰司，立东京等处行中书省”[27]。同年三月丁丑，元廷徙东京行中书省于咸平府[28]，七月又“罢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即东京等处行中书省­——笔者按）。复北京、咸平等三道宣慰司”[29]。此次东京行省（辽阳行省）的立废又与斡赤斤家族密切相关。至元二十一年蒙古人亦力撒合任北京宣慰使，当时“诸王乃颜镇辽东，亦力撒合察其有异志，必反，密请备之”[30]。看来至元二十三年东京行省之设无疑是为防备镇戍东北的诸王乃颜。诸王乃颜是继塔察儿之后斡赤斤家族的首领。此次元廷一改过去在北京置省的惯例，而置省于更靠近乃颜封地的东京、咸平显示了元廷对乃颜的积极限制或强硬态势。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中讲，东京行省设立后，“一时东道诸王多不自安，与乃颜相结谋叛”[31]。从当时的背景来看，屠寄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而元廷随即废罢东京行省（辽阳行省）当是为了暂时缓和与东道诸王的紧张关系。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四月以乃颜为首的东道诸王发动叛乱[32]。这样，在忽必烈政权内部，以斡赤斤家族为首的东道诸王与元廷之间的矛盾终于激化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在得到乃颜反叛的确切消息后，忽必烈采纳大臣阿沙不花的建议，首先安抚诸王，瓦解诸王间的反叛同盟，同时决定亲征乃颜[33]。结果元廷的军队生擒乃颜，旋即斩之。忽必烈亲征的本意并非要诛杀乃颜，而是迫使其迅速归降，不料乃颜负隅顽抗，故斩之[34]。乃颜之乱对当时的东北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元廷以稳定设立辽阳行省为重点极大地削弱和限制了东道诸王的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35]。同时，肇州宣慰司、东路蒙古军万户府、总管高丽女真汉军万户府、浦峪路屯田万户府、征东招讨司等政治军事机构也陆续建立起来[36]。这些机构的设立既显示了元廷对东北地区的重视，又是忽必烈探索地方统治模式、加强中央集权的必然结果。为加强与东北地区的联系，元廷还增设、调整了通往东北地区的驿站。例如，乃颜之乱后，“辽阳行省治懿州，驿道自北京至上都颇回远”，平章政事帖木儿上奏：“请徙由高州以北而减去五驿，其三以备它驿人户物力之乏绝，其二以隶虎贲司，给土田牛具俾之立屯，公私咸以为便”[37]。至元三十年（1293年）正月“立豪、懿州七驿”[38]，又“置辽阳路庆云至合里宾二十八驿，驿给牛三十头、车七辆”[39]。乃颜之乱后，元廷对参与叛乱诸王进行了严厉的惩罚[40]。不过，元廷并没有完全取缔东道诸王兀鲁思，而是“择彼顺祝者”以继承之。姚大力先生认为乃颜之乱后，斡赤斤家族的统治权就交给了未参加叛乱的乃颜的伯父、塔察儿的长子乃蛮带[41]。鉴于乃颜之乱的教训，有大臣建议析分藩王的封地，并得到了忽必烈的认可[42]。而在乃颜故地肇州宣慰司的设立就是这种政策的具体实施[43]。由于东北地区女真水达达人参与乃颜之乱，于是在乃颜之乱后元廷强化了对女真水达达人的控制。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九月元廷下令“水达达女直民户由反地驱出者，押回本地，分置万夫、千夫、百夫内屯田”[44]。乃颜之乱后东北地区各部族的分布与组成发生了变化。元世祖朝前期东北的蒙古部民主要是以东道诸王及五投下贵族所辖的蒙古部民为主体[45]，乃颜之乱后，一些其他的蒙古部族也进入了东北地区。至元二十九年（1293年）元世祖命兀速、憨哈纳思、乞里吉思三部人居乃颜故地阿八剌忽，“名其城曰肇州”[46]。同时为了军事镇戍和屯田的需要，大量蒙古军队和一些新附军也进入了东北地区[47]。三
      元代中后期东北地区斡赤斤家族的沉浮元成宗时期，元廷继续执行忽必烈后期的东北政策，加强对斡赤斤家族的控制。元世祖朝乃颜之乱前，以斡赤斤家族为首的东道诸王在自己领地内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形同封国，并直接统领自己兀鲁思的军队，这也是导致东道诸王坐大并发动叛乱的重要原因。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二月庚子“诏东部诸王分地蒙古戍军，死者补之，不胜役者易之”[48]。这则史料表明，元廷开始直接派兵对东道诸王领地进行镇戍。作为控制斡赤斤家族的另一项措施，元成宗在继续惩罚乃颜之党的同时，还征调斡赤斤家族的军队去抵御西北面诸王海都的入侵[49]。也就是在元成宗朝，脱脱开始成为斡赤斤家族的首领，并逐渐受到朝廷的优待，地位日渐提高[50]。这突出反映出奉行“蒙古本位”的元朝政府对东道诸王斡赤斤家族既加以防范，又注意安抚、利用的政策。自元成宗朝后期到元泰定帝朝，脱脱一直是斡赤斤家族的首领，并在元仁宗朝受封为辽王，地位颇高[51]。脱脱被封为辽王，与斡赤斤家族领地的变化密切相关。有学者指出，乃颜之乱后斡赤斤家族的统治中心逐渐从东蒙古的哈拉哈河流域东迁至位于东北的泰宁路（治今吉林省前郭县[52]）一带[53]。这一论断最主要的依据是明洪武二十二年五月，明廷封归降的故元辽王阿札失礼为泰宁卫指挥使[54]，而泰宁，蒙古语曰“往流”（或罔留），意思是“属于王的人民”[55]。这一依据固然颇有说服力，但毕竟是间接证据。笔者在此补充一条重要的实物佐证材料。1993年在吉林省前郭县出土了一方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中书省礼部铸造的“王傅之印”[56]。王傅是元代王府的主要属官。王傅之印的出土地点恰为元泰宁路故地，这似乎说明此王傅之印应该为斡赤斤家族的王傅官印。果真如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出土王傅之印的元泰宁卫故地应该就是斡赤斤家族的统治中心；早在元世祖朝前期元廷已经开始强化对斡赤斤家族的控制，将王府属官纳入元廷的官僚体系。有关泰宁路的建立，《元史》中有如下记载。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八月，改辽阳行省泰州为泰宁府[57]。延祐四年（1317年）二月，又“升泰宁府为泰宁路，仍置泰宁县”[58]。在斡赤斤家族领地设置的泰宁路直隶中书省管辖[59]，体现元廷强化对斡赤斤家族控制的意图。但这些“宗王领地路州虽在形式上纳入元朝路府州县体系，但其隶属关系仍以宗王为主”[60]。这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代政治体制蒙汉杂糅的特点。到元泰定帝朝羽翼丰满的辽王脱脱日益骄横跋扈，甚至擅自屠杀“亲王妃主百余人”。为此，不少大臣均上言要求严惩脱脱。不过，泰定帝却刻意袒护辽王脱脱。[61]泰定帝之所以偏袒辽王脱脱与泰定帝也孙铁木儿长期出镇北边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自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开始也孙铁木儿就以晋王的身份统领太祖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蒙古本土，历元成宗、武宗、仁宗、英宗四朝[62]。而这期间，辽王脱脱无疑与晋王有过长期的交往，因为晋王也兼辖东北事务[63]。另一方面泰定帝即位后，急需弥合蒙古统治者内部由于元仁宗、英宗大力推行汉法而出现的裂痕，并要平息元英宗被弑而引发的种种猜疑。这就决定了元泰定帝会把安抚诸王、稳定统治基础作为施政的重点。元泰定帝死后，元廷内部为争夺皇位，爆发了内战。中书左丞相倒剌沙拥立皇太子阿剌吉八在上都即位，并得到了出镇岭北的梁王王禅和在东北的斡赤斤家族首领辽王脱脱、五投下札剌亦儿部首领朵罗台国王等诸王的支持。而镇戍东北的东路蒙古军万户府、高丽女真汉军万户府、肇州蒙古屯田万户府的军队也支持在上都即位的泰定帝后王[64]。另一方面，佥枢密院事燕铁木儿等在大都拥立武宗之子图帖睦儿称帝，是为元文宗。两都之战以大都方面的胜利而告终。不难看出，在两都之战中，元代东北诸王以及东北诸军事万户府均支持泰定帝后王。这显然与泰定帝厚待辽王脱脱有着密切的关系。前已述及，自蒙古国时期开始，身为东道诸王之长的斡赤斤家族就有号令东北诸王、镇戍东北地区的特权。蒙哥汗时期，斡赤斤家族首领塔察儿曾一度统帅东道诸王和五投下贵族的军队攻打南宋[65]。元世祖朝乃颜之乱爆发前夕，乃颜竟然可以遣使征东道兵[66]。乃颜之乱后，元廷虽然强化了对斡赤斤家族的控制，但随着斡赤斤家族力量的恢复和朝廷的重用，斡赤斤家族在东北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不容小视，仍然被赋予了镇戍辽东的特权。正因此，泰定元年六月中书平章政事张珪等才会称：“辽王脱脱，位冠宗室，居镇辽东，属任非轻”[67]。两都之战后，元文宗对支持上都方面的辽王脱脱、札剌亦儿部朵罗台国王的势力进行了严厉的惩罚[68]。天历元年（1328年）十二月江南行台御史言：“辽王脱脱，自其祖父以来，屡为叛逆，盖因所封地大物众。宜削王号，处其子孙远方，而析其元封分地”，于是文宗下诏中书省与勋旧大臣议其事[69]。天历二年八月元文宗封辽王脱脱的后裔“牙纳失里为辽王，以故辽王脱脱印赐之”[70]。足见江南行台御史的奏言并没有被完全采纳，这反映出元文宗还是顾及到斡赤斤家族作为蒙古“黄金家族”的特殊身份。但是自元文宗朝后，辽王在东北地区的势力受到限制，政治影响力也大为缩小。元廷一方面大量迁徙其他蒙古诸王进入东北地区来制衡辽王的势力[71]，另一方面更为严厉的惩罚则是剥夺了辽王长期以来统镇辽东的特权，至顺三年（1332年）十一月壬申元廷“命郯王彻彻秃镇辽阳”[72]。斡赤斤家族丧失了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居镇辽东”，号令东北诸王的特权，最终导致了斡赤斤家族的衰落。文宗朝以后，在元代的政治舞台上就很少出现斡赤斤家族的身影。直到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1365）皇太子为讨伐权臣孛罗帖木儿，曾征发过“魏、辽、齐、吴、豫、豳”诸王的军队[73]。1368年明朝军队攻陷大都，元顺帝北逃，标志着元朝在全国的统治土崩瓦解。但逃到漠北的北元王朝仍长期控制着东北的很多地区，在这期间蒙古札剌亦儿部首领纳哈出实际上成为东北地区抵抗明朝军队的统领[74]。与元世祖朝初年札剌亦儿部首领头辇哥俯首听命于斡赤斤家族首领塔察儿形成鲜明的对照，北元时期斡赤斤家族首领牙纳失里却要听命于札剌亦儿部首领纳哈出[75]。总之，元代东北地区分布着以东道诸王和五投下为主体的蒙古诸王，构成了蒙古的东藩[76]。东北蒙古诸王既是蒙古统治的重要根基，又是元廷控制东北的重要政治军事力量。因此，元廷各项东北统治政策的制定必须首先考虑东北诸王尤其是东道诸王的态度和利益。通过对东道诸王斡赤斤家族与元廷东北统治的考察，不难看出控制、安抚、利用东北诸王始终是元代东北统治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作者简介：薛磊，男，汉族，1977年生，江苏省铜山县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元朝史研究。通讯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邮编：300071E-mail:xuelei@nankai.edu.cn[1]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下：［日］海老泽哲雄：《关于蒙古帝国东方三王家诸问题》，《埼玉大学纪要·教育学部人文·社会科学》第21号，1972年；［日］杉山正明：《蒙古帝国的原像——关于成吉思汗一族的分封》，《东洋史研究》，37卷1号，1978年；［日］堀江雅明：《帖木哥·斡赤斤》，《东洋史苑》，第24、25合并号，1985年；姚大力：《乃颜之乱杂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期，1983年；白拉都格其：《成吉思汗时期斡赤斤受封领地的时间和范围》（《内蒙古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3期；叶新民：《斡赤斤家族与蒙元朝廷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2期。[2]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00页；［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79～380页。[3]《元史》卷149《耶律留哥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514页。[4]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王国维遗书》（第13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25页。[5]《元史》卷134《撒吉思传》，第3243页。[6]［元］苏天爵：《国朝文类》卷65《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7]孙秀仁、孙长庆：《“塔察国王”与“管民千户”》，《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3期。[8]《元史》卷120《吾也而传》，第2968页。[9]《元史》卷119《木华黎传》，第2930～2932页；《元史》卷149《王荣祖传》，第3536页。[10]《元史》卷99《兵志二》，第2543～2544页。[11]《元史》卷14《世祖本纪十一》，第298页。[12]《永乐大典》卷13993《塔本世系状》，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6084页。[13]《元史》卷120《吾也而传》，第2967页。[14]《元史》卷150《石抹也先传》，第3542页。[15]《元史》卷124《塔本传》，第3044页。[16]《元史》卷2《太宗本纪》，第35页。[17]《元典章》卷35《兵部二·许把》《开元路打捕不禁弓箭》，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影印元刊本1998年；《元史》卷13《世祖本纪十》，第280～281页。[18]《元史》卷133《塔出传》，第3223－3224页。[19]［日］杉山正明：《忽必烈与东方三王家——再论鄂州之役前后》，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宋元明清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83页。[20]《元史》卷5《世祖本纪二》，第83页。[21]［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11《高昌偰氏家传》，《四部丛刊》初编本。[22]《元史》卷7《世祖本纪四》，第136页。[23]［元］苏天爵：《国朝文类》卷65《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24]《元史》卷8《世祖本纪五》，第154页。[25]《元史》卷126《廉希宪传》，第3093页。[26]《元史》卷10《世祖本纪七》，第200页。[27]《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第286页。[28]《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第288页。[29]《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第290页。[30]《元史》卷120《亦力撒合传》，第2958页。[31]屠寄：《蒙兀儿史记》卷75《乃颜、哈丹列传》，中国书店1984年，第500页。[32]《元史》卷14《世祖本纪十一》，第298页。[33]《元史》卷136《阿沙不花传》，第3297页。[34]［元］郑元祐：《侨吴集》卷12《汤阴岳铉字周臣第二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35]《元史》卷14《世祖本纪十一》，第301页。[36]薛磊：《元代东北的军事镇戍》，《元史论丛》（第11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15～219页。[37]［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4《江浙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赠太傅安庆武襄王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38]《元史》卷17《世祖本纪十四》，第370页。[39]《永乐大典》卷19423《站赤八》。[40]《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73页。[41]姚大力：《关于元朝“东诸侯”的几点考释》，《中国史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51页。[42]《元史》卷160《王思廉传》，第3766页。[43]《元史》卷169《刘哈剌八都鲁传》，第3975页。[44]《元史》卷17《世祖本纪十四》，第366页。[45]贾敬颜：《五投下的遗民——兼说“塔布囊”一词》，《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46]《元史》卷169《刘哈剌八都鲁传》，第3975页。[47]薛磊：《元代东北的军事镇戍》，《元史论丛》（第11辑），第215～223页。[48]《元史》卷19《成宗本纪二》，第409页。[49]叶新民：《斡赤斤家族与蒙元朝廷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2期。[50]《元史》卷21《成宗本纪四》，第450页。[51]《元史》卷108《诸王表》，第2742页。[52]李健才：《关于金代泰州、肇州地理位置的再探讨》，《北方文物》1996年第1期。[53]叶新民：《斡赤斤家族与蒙元朝廷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2期；白拉都格其：《元代东道诸王勋臣封地概述》，《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年第2期。[54]《明太祖实录》卷196，洪武二十二年五月癸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84年。[55]［日］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93页；韩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4页。[56]伊葆力、王禹浪编著：《金源印符辑存》，哈尔滨出版社2001年，第39页。[57]《元史》卷25《仁宗纪二》，第571页。[58]《元史》卷26《仁宗纪三》，第578页。[59]《元史》卷58《地理志一》，第1353页。[60]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37页。[61]《元史》卷29《泰定帝本纪一》，第644、646页。[62]《元史》卷29《泰定帝本纪一》，第637页。[63]《元史》卷26《仁宗本纪三》，第583页。[64]《元史》卷33《文宗本纪二》，第728页。[65]［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67～268页。[66]《元史》卷14《世祖本纪十一》，第296页。[67]《元史》卷175《张珪传》，第4076页。[68]《元史》卷32《文宗本纪一》，第716、721页。[69]《元史》卷32《文宗本纪一》，第722页。[70]《元史》卷33《文宗本纪二》，第739页。[71]《元史》卷35《文宗本纪四》，第781页。[72]《元史》卷37《宁宗本纪》，第813页。[73]《元史》卷141《察罕帖木儿传》，第3390页。[74]《明太祖实录》卷3，乙未十二月壬子。[75]《明太祖宝训》卷6《驭夷狄》，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84年。[76]［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23《句容郡王世绩碑》，《四部丛刊》初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