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礼乐之兴，肇于此矣——蒙古1252年日月山祭天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马晓林
      传统汉族王朝将祭天作为国家祭祀之首，而蒙古人也将天作为最高信仰。历来史志记载蒙元帝国祭祀制度，无不将1252年（宪宗二年，壬子）日月山祭天作为蒙元帝国郊祀之渊薮，甚至将其视为蒙元一代礼乐制度之肇始。蒙古本有祭天之礼，随着汉化程度渐深，蒙元帝国开始逐步实行汉地之郊祀，而真正意义上的郊祀直到元成宗朝才姗姗来迟，上距1252年已半个世纪。见诸史料的1252年日月山祭天，看似明晰，实则疑点重重。最关键的问题，祭天主持者究竟是蒙哥汗还是皇太弟忽必烈，这决定了的这次祭天的性质与规格，而诸史料竟互相龃龉。本论之目的即在于考证此问题，进而探明1252年日月山祭天的真实状况。一
      史料分类与辨析关于1252年日月山祭天的史料，可分为三类。（一）《元史·祭祀志》、《经世大典·礼典》、王袆《日月山祀天颂》《元史·祭祀志》是学者研究蒙元祭祀最易得之史料，其“郊祀上”条历数累朝沿革，起首云（下划线表示与下引《经世大典》相同者）：[①]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其意幽深古远，报本反始，出于自然，而非强为之也。宪宗即位之二年，秋八月八日，始以冕服拜天于日月山。其十二日，又用孔氏子孙元措言，合祭昊天后土，始大合乐，作牌位，以太祖、睿宗配享。《元史·祭祀志》的主要史源是元文宗时官修之《太常集礼》、《经世大典·礼典》。[②]《太常集礼》已佚，《经世大典·礼典总序》尚存，其“郊祀序”云（下划线表示与上引《元史·祭祀志》相同者，着重号表示与下引《日月山祀天颂》相同者）：[③]惟天子得祭天，古之制也。我国家建大号以临天下，自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品尚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率其世职，非此族也，不得与焉。报本反始，出于自然，而非强为之制者也。有司简牍可知者，宪宗皇帝始拜天于日月山，既而又用孔子孙元措言，祭昊天后土，始大合乐。世祖皇帝至于今，制度弥文，而国家之旧礼初不废也。元人对于宪宗祭天的直接记载，有顺帝时王袆所撰之《日月山祀天颂》：[④]臣闻：惟天子得祭天，而祭天必于高邱，古之制也。圣元龙兴，肇基朔汉，遂建大号，以临天下。然国俗本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牲品尚纯，帝后[案，此处疑脱一“亲”字]之，宗戚助祭，非此族也，不得与焉。报本反始之意，可谓出于至诚者矣。当太祖天造之始，东征西伐，礼文之事，固未暇遑。太宗戡金之五年，岁在戊戌，时中原甫定，即命孔子五十一代孙元措取曲阜太常雅乐，辇其歌工舞节与乐器俎豆祭服，至于日月山。及宪宗二年壬子之岁，秋八月，始即日月山以祀天，推太宗、睿宗配焉。既又用元措言，并祭昊天后土，始大合乐。一代礼乐之兴，肇于此矣。当其时，群臣奏对之际，上问礼乐何始，左右以尧舜为对。则其所以立神基肇人极者，圣谟睿略，何其宏远也。按日月山，国语云哈剌温山，在和林之北，实祖宗兴王之地。古者王者祭天，则日月从祀。日居东，月居西。今天子祀天兹山，而山适以日月名，此其嘉符瑞应，开万世无疆之基者，尤可征不诬也。厥后，世祖定鼎于燕，首建庙室。成宗于国南郊肇立圆丘。武宗躬行祼享。英宗复置卤簿。至于文宗，爰祀郊丘。肆今天子践位以来，郊丘祀天，礼凡荐举，前作后述，岁辑月增，容物典章，焕然毕备，弥文之盛，无复有加。原其所自，则日月山之祀固其权舆哉。[下略]王袆，字子充，义乌人，明初与宋濂并为《元史》总裁，然而他在元代始终未能踏上仕途，远离政治中心。元顺帝至正七年至十年（1247-1250），王袆到大都谋求入仕。[⑤]这篇《日月山祀天颂》应该是与王袆文集同卷所收的《兴隆笙颂》一样，写于他居留大都期间，目的是以文学获知于朝。当然，这些努力徒劳无功，王袆最终失望南归。通过文本比较，可以认为，《经世大典·礼典》大概就是王袆《日月山祀天颂》的史源。王袆文中写道，“当其时，群臣奏对之际，上问礼乐何始，左右以尧舜为对。”类似的记述亦见于《元史·礼乐志二》（见下文所引）。《元史·礼乐志》亦源于《太常集礼》与《经世大典·礼典》。王袆撰文时应该直接参考甚至抄袭了二者之一。太宗命孔元措收太常礼乐生，宪宗时召乐工至日月山，实为二事，王袆将其混为一谈，极不严谨。也反映出他虽然在大都居留三年，但毕竟无一官半职，对典章制度的接触始终有限。总之，可以认为以上三史料系出同源，源头为《太常集礼》、《经世大典·礼典》。（二）《元史·舆服志》、《元史·礼乐志》这些关于冕服、音乐的记载可算是对蒙哥祭天的旁证。《舆服志一·冕服》：[⑥]初，宪宗壬子年秋八月，祭天于日月山，用冕服自此始。《礼乐志一》：[⑦]若其为乐，则自太祖征用旧乐于西夏，太宗征金太常遗乐于燕京，及宪宗始用登歌乐，祀天于日月山。《礼乐志二》：[⑧]宪宗二年三月五日，命东平万户严忠济立局，制冠冕、法服、钟磬、笋簴、仪物肄习。五月十三日，召太常礼乐人赴日月山。八月七日，学士魏祥卿、徐世隆，郎中姚枢等，以乐工李明昌、许政、吴德、段楫、寇忠、杜延年、赵德等五十余人，见于行宫。帝问制作礼乐之始，世隆对曰：“尧、舜之世，礼乐兴焉。”时明昌等各执钟、磬、笛、箫、篪、埙、巢笙，于帝前奏之。曲终，复合奏之，凡三终。十一日，始用登歌乐祀昊天上帝于日月山。祭毕，命驿送乐工还东平。《舆服志》、《礼乐志》的主要史源也是《太常集礼》、《经世大典·礼典》。[⑨]以上来自二志的三条史料，皆支持1252年蒙哥祭天。（三）传记史料《元史·姚枢传》：[⑩]（中统）二年，（姚枢）拜太子太师。枢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师？”以所受制还中书，事见许衡传。改大司农。枢奏曰：“在太宗世，诏孔子五十一代孙元措仍袭封衍圣公，卒，其子与族人争求袭爵，讼之潜藩，帝时曰：‘第往力学，俟有成德达才，我则官之。’又曲阜有太常雅乐，宪宗命东平守臣辇其歌工舞郎与乐色俎豆，至日月山，帝亲临观，饬东平守臣，员阙充补，无辍肄习。且陛下闵圣贤之后诗、书不通，与凡庶等，既命洛士杨庸选孔、颜、孟三族诸孙俊秀者教之，乞真授庸教官，以成国家育材待聘风动四方之美。王镛炼习故实，宜令提举礼乐，使不致崩坏。”皆从之。这是中统年间姚枢奏文中提及了召乐工至日月山一事。此事与前述《礼乐志》相符，是蒙哥祭天之旁证。然而查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枢）神道碑》，文字却有不同：[⑪]（中统）二年，（姚枢）拜太子太师。公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师？”还制中书。改大司农。公奏：“在太宗世，诏孔子五十一代孙元措仍袭封衍圣公，卒，其子与族争求嗣，为讼及潜藩，帝时曰：‘第往力学，俟有成德达才，我则官之。’又闻曲阜有太常雅乐，命东平守臣辇其歌工舞郎与乐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帝亲临观。饬东平守臣，员阙充补，无辍肄习。臣宣抚东平，尝闵先圣大贤之后诸书不通，义理不究，与凡庶等。版洛士杨庸选孔、颜、孟三族诸孙俊秀者授之经而学夫礼。盍真授庸教官，以成国家育才待聘风动四方之美。又，详议王镛亦善士，炼习故实，宜令提举礼乐。庶其岁久不致崩坏。”皆从之。神道碑无疑是《元史》本传之最初史源。据陈高华先生研究，由神道碑到《元史》本传有三种可能。一，明初史官直接利用了神道碑。二，苏天爵编撰《元朝名臣事略》时利用了神道碑，后来明初史官直接利用《元朝名臣事略》。三，元文宗朝修《经世大典·臣事》时利用了神道碑，明初史官直接利用《经世大典·臣事》。[⑫]神道碑中，召东平乐工至日月山之“帝”，明指潜藩时期的忽必烈。而本传中加入“宪宗”二字，使后文出现之“帝”意义完全改变，召乐工至日月山、亲临观乐、命孔颜孟三族子孙学礼、令王镛提举礼乐的，皆由忽必烈变为蒙哥。关于召东平乐工一事，尚有其它史料可以参考。《元名臣事略》卷一二《太常徐公》：[⑬]大元受天命，肇造区夏，列圣相承，未遑文治。上在潜邸，独喜儒士，凡天下鸿才硕学，往往延聘，以备顾问。壬子岁，自漠北遣使来征公，见于日月山之帐殿。上方治兵征云南，问此行如何。公对曰：“昔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对曰：定于一。又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杀人，天下可定，况蕞尔之西南夷乎！”上曰：“诚如威卿言，吾事济矣。”（《墓碑》）东平自武惠公（严实）时得亡金太常登歌乐，有旨取观。公典领以行。既见，上欲留公，公以母老辞。（《墓志》）（中统）三年，宣抚司罢，公还东平。总管严公奏：“太常登歌乐，向圣主观于日月山。既而发还。今十余年矣。乞增宫悬大乐、文武二舞，令旧工教习，以备大祀。”上可其请，就除公太常卿以主之，兼提举本路学校事。（《墓志》）徐世隆是忽必烈潜邸旧臣，前金儒士，熟知礼乐，与此次召乐工关系密切。其墓碑、墓志中的“上”、“有旨”、“圣主”皆指忽必烈。《元史·徐世隆传》亦沿袭了这个说法：[⑭]壬子，世祖在潜邸，召见于日月山，时方图征云南，以问世隆，对曰：“孟子有言：‘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杀人，天下可定，况蕞尔之西南夷乎！”世祖曰：“诚如卿言，吾事济矣。”（严）实时得金太常登歌乐，世祖遣使取之观，世隆典领以行，既见，世祖欲留之，世隆以母老辞。……（中统）三年，宣抚司罢，世隆还东平，请增宫县大乐、文武二舞，令旧工教习，以备大祀，制可。除世隆太常卿以掌之，兼提举本路学校事。不难看出，《元史·徐世隆传》的史源问题与《姚枢传》类似，也对碑传资料进行了删略修改，但幸而没有像《姚枢传》那样歪曲事实。又，《元史·张孔孙传》记召乐工之事言简意明：[⑮]世祖居潜邸，尝召乐师至日月山观之。姚枢、徐世隆、张孔孙皆是元初礼乐建设中的重要人物。他们的传记资料证明，召东平乐工至日月山的是潜藩时期的忽必烈，而不是宪宗蒙哥。这与第二类史料《舆服志》、《礼乐志》的记载相矛盾。另外，《祭祀志》共叙述了宪宗蒙哥的三次祭天，除了1252年以外，还有“岁甲寅（宪宗四年，1254），会诸王于颗颗脑儿之西，丁巳（宪宗七年，1257）秋，驻跸于军脑儿，皆祭天于其地。”[⑯]后二者在《宪宗本纪》中皆有对应的记载。而1252年日月山祭天作为发凡起例之创举，地位极其重要，在《宪宗本纪》中竟然只字未提。这是令人费解的。事实究竟如何，下面从日月山地望、忽必烈行迹、祭祀所用礼乐等线索进行探查。二
      日月山地望先考日月山地望。历史上以日月为名之山不止一处。最著名者当属唐文成公主进藏之日月山，属祁连山脉，在青海湖东南，有人将此日月山附会为1252年蒙古祭天之日月山，学者已纠其谬。[⑰]《金史·地理志》有日月山，在西京路昌州宝山县北五百余里，大定二十年更曰抹白山。[⑱]钱大昕指此“别为一山，名同而地异”，[⑲,]诚是。蒙元时代关于日月山地望的史料有二则。（一）王袆《日月山祀天颂》载：“日月山，国语云哈剌温山，在和林之北，实祖宗兴王之地。”哈剌温山，最易让人联想起《元朝秘史》中的合剌温礩都、合剌温只敦（Qara’unJidun）。蒙古语Qara’un译言黑暗的，古蒙古语Jidun译言山脊。哈剌温只敦通常指大兴安岭，这当然不符合王袆“在和林之北”的描述。波斯语史料《史集》之《忽必烈合罕纪》提到哈剌温只敦凡二次。第一次是1256年，蒙哥合罕伐南家思时，有令，因忽必烈既患风疾，且前已出征，平定敌国，可令留家。忽必烈遂依诏，在自己的斡耳朵里，即蒙古斯坦的哈剌温只敦地方休息。[⑳]第二次是1260年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交战。忽必烈击溃阿里不哥麾下阿蓝答儿军之后，“他到达哈剌和林境内时，遇到了阿里不哥的全部四个斡耳朵和曲律们的斡耳朵，便把这些斡耳朵都送了回去，并在汪吉—沐涟附近过了冬。”阿里不哥派遣急使前来求和。忽必烈同意和兵。“他遣回了急使，自己也就在哈剌温只敦地方他的帐殿里停驻下来。”[21]《史集》中这两次提到的哈剌温只敦，显然非大兴安岭。其地有忽必烈的斡耳朵，邵循正、陈得芝皆认为在金莲川，[22]最近魏曙光博士撰《合剌温山地望新考》，认为哈剌温只敦原指大兴安岭，自1211年木华黎麾下诸部移驻漠南以后，张家口边墙以北的山岭也被称为哈剌温只敦。[23]这几位学者虽然在细节的考订上不尽一致，但皆认为哈剌温山在忽必烈漠南领地金莲川附近。业师李治安先生在《忽必烈草原领地考》文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此前，不少学者主张，忽必烈即位前的草原领地是在漠南开平金莲川。李师则指出，在贵由汗时期忽必烈在哈剌和林附近已经拥有了漠北领地，其夏营地在和林川向西六站路程、杭爱山北侧的察罕鄂伦河西岸，冬营地在忽兰赤斤以东或偏南的陀山腹地三四百里处。蒙哥即位以后，命忽必烈总领漠南军国庶事，金莲川才成为了忽必烈新的领地。李师认为《史集》中忽必烈所停驻的哈剌温只敦大体位于汪吉河上游，在忽必烈漠北原冬营地范围内或附近。[24]总之，无论哈剌温只敦是位于金莲川还是汪吉河上游，[25]都与王袆所说的“和林之北”不符。然而王袆所说的是“哈剌温山”，而没有直接说哈剌温只敦。翻检汉文史籍，“黑山”屡见于元人咏上都之诗句，[26]常与白海、青海、滦水对仗，应为上都附近名胜，亦非王袆之哈剌温山。1247年张德辉应忽必烈之召赴漠北，途经驴驹河（蒙古语Kelüren，音译又作翕陆连、怯绿连，即今克鲁伦河），见到：[27]河之北有大山曰窟速吾，汉言黑山也。自一舍外望之，黯然若有茂林者；迫而视之，皆苍石也。盖常有阴霭之气覆其上焉。“窟速吾”，四库本径改作“哈剌敖拉”，不知何据。姚从吾先生云“窟速吾”当是“窟剌吾拉”之缺讹，蒙古语窟剌即qara，意为黑，吾拉即ula（引者案，当为a’ula），意为山。[28]贾敬颜从之。[29]陈得芝先生认为“窟速吾”当为“窟迭吾”，对音Köde’ü，蒙古语意为荒芜不毛，Köde’üaral（或作Köde’earal）这一地名见于《秘史》、《元史》，音译作阔迭额阿剌勒、曲雕阿兰、阔帖兀阿阑，aral意为两河汇流之间地，实际位置在克鲁伦河与臣格尔河（《秘史》作桑沽尔河）汇合之间。[30]总之，关于窟速吾（黑山）之地理位置，学者们观点大致相同，认为在驴驹河曲，即克鲁伦河与臣格尔河汇合地附近，当是今肯特山或其一峰。在对音方面，陈得芝先生之说较前说略胜一筹，其缺点是Köde’ü之意义与“黑山”不能直接对译。或许此山有二名，qara之名乃远观其色，köde’ü之名乃近观其貌，若果真如此，张德辉“自一舍外望之，黯然若有茂林者；迫而视之，皆苍石也”的表述正与之暗合。[31]前文已证，王袆所说的哈剌温山与哈剌温只敦无法勘同。而与张德辉之黑山勘同则有可能，下一条史料又可提供证据。（二）《元史·宪宗本纪》载：“是岁（宪宗四年甲寅，1254），会诸王于颗颗脑儿之西，乃祭天于日月山。”[32]根据这条史料，日月山距离颗颗脑儿不会太远。《宪宗本纪》又载：“（宪宗七年丁巳）秋，驻跸于军脑儿，酾马乳祭天。”[33]颗颗脑儿（《秘史》作阔阔纳浯儿），蒙古语Kökena’ur，意为青色的湖。军脑儿，蒙古语Günna’ur，意为深湖。箭内亘认为军脑儿与颗颗脑儿为异名同湖，并考订其位置在萨里川（Sa’ariKe’er，今克鲁伦河上游西）。[34]帖木真年轻时一家人曾居于此地，首次称汗亦在此地。[35]后窝阔台汗、蒙哥汗秋季驻跸于此。[36]英国学者波伊勒译《史集》时将窝阔台驻秋之地Kösäna’ur径改作Kököna’ur，[37]Kösäna’ur应即《元史》中“曲先脑儿”之对音。王颋明确认为“古薛纳兀儿”、“曲先脑儿”、“颗颗脑儿”、“军脑儿”、“君脑儿”、“孙脑儿”诸名为同一地，在今阿尔拜赫雷市北哈吉尔特西。[38]而《中国历史地图集》元代“岭北行省图”则比较审慎地将颗颗脑儿、军脑儿画作二湖。[39]曲先脑儿、颗颗脑儿、军脑儿即使不是同一湖，位置也相近，其东为克鲁伦河，北为不儿罕山（今肯特山）。《蒙古秘史》载，帖木真为蔑儿乞部人所袭，逃入不儿罕山得免，脱险后帖木真说：“对不儿罕—合勒敦山，每晨必祭，每天必祷告，教我的子子孙孙，铭记不间断！”他解带挂在颈上，摘帽挂在手上，向日跪拜九次，洒奠马奶子。[40]不儿罕山从此成为蒙古人崇拜之神山。后来，蒙哥汗在不儿罕山祭天，是乎合情理的。故日月山应是不儿罕山中的一座。[41]这与前文所述张德辉之黑山地理位置若合符契。颗颗脑儿、克鲁伦河上游、曲雕阿兰一带，是成吉思汗早期活动的重要地域，这又与王袆说“实祖宗兴王之地”相合。总之，日月山，即王袆之哈剌温山、张德辉之窟速吾（黑山），是不儿罕山之一峰，其南为宪宗蒙哥秋季驻地曲先脑儿。王袆称此山在和林之北，不确切，应是在和林之东偏北方向。三
      蒙哥、忽必烈行迹次考1252年蒙哥、忽必烈之行迹。《元史·世祖本纪》载：“岁壬子（1252），帝驻桓、抚间。……夏六月，入觐宪宗于曲先恼儿之地，奉命帅师征云南。秋七月丙午（二十四日），禡牙西行。”[42]曲先恼儿，即前文提到的曲先脑儿，乃蒙哥汗驻秋之地。可见1252年六月，蒙哥、忽必烈皆在其地。七月丙午即七月二十四日，忽必烈禡牙西行。而《祭祀志》云，日月山祭天在八月八日。其十二日，又用孔氏子孫元措言，合祭昊天后土，始大合樂，作牌位，以太祖、睿宗配享。则祭天者不可能是已经出征的忽必烈。程钜夫《平云南碑》记录忽必烈出征云南之行程颇详，其中明言：“宪庙践阼之二年，歳在壬子，我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介弟亲王之重，授钺专征。秋九月，出师。”[43]出师时间，《世祖本纪》与《平云南碑》必有一误。笔者认为后者九月出师更合理。理由有二。一，蒙古人最敬畏天，祭天作为蒙古本俗，不仅仅是一次宗教性活动，更是大汗的权力受上天护佑的象征，也具有团结家族成员的作用。据《宪宗本纪》，1254年“会诸王于颗颗脑儿之西，乃祭天于日月山”，诸王大会与祭天是前后关联的。[44]1252年也不例外，程钜夫《信都常忠懿王神道碑》载，“宪宗二年夏，会诸侯王于驴驹河之上”。[45]1252年六月忽必烈入觐蒙哥汗，即参加此次大会，出征云南大概也是在会上决定的。八月八日诸王共同参与祭天，若忽必烈不参加而在七月二十四日就出师则有悖情理；况且出师云南并不急于一时，忽必烈出师后行军不快，十二月才渡过黄河，次年四月驻六盘山，直到八月才发兵南征。1252年忽必烈参加祭天，祈求长生天保佑，之后再出师，才合于情理。[46]二，冕服、合祭、音乐、神主牌位等汉式礼仪与忽必烈关系密切。1252年在蒙哥汗以及所有的蒙古诸王中，总领漠南事务的忽必烈无疑是对汉文化了解最多的。很难想象在忽必烈缺席的情况下能够举行汉式礼仪。四
      日月山神主关于1252年召东平乐工一事，通过前文对传记史料的研读可知，召乐工、观乐于日月山并问礼乐之始的是忽必烈。另一条重要线索是《祭祀志·宗庙》提到的日月山神主、日月山版位。《祭祀志·宗庙》载：[47]（至元十二年）十月己未，迁金牌位于八室内。太祝兼奉礼郎申屠致远言：“窃见木主既成，又有金牌位，其日月山神主及中统初中书设祭神主，安奉无所。”博士议曰：“合存祏室栗主，旧置神主牌位，俱可随时埋瘗，不致神有二归。”（至元）十七年十二月甲申，告迁于太庙。癸巳，承旨和礼霍孙，太常卿太出、秃忽思等，以祏室内栗主八位并日月山版位、圣安寺木主俱迁。此段涉及太庙神主，兹略述神主制度沿革。元朝太庙祭祀，始于中统元年（1260），设神主于中书省。这批神主，后一度曾安放于圣安寺，至元元年（1264）奉安入新建成的燕京太庙。至元三年（1266）太庙由七室改为八室，命刘秉忠考古制为栗木神主八位。至元六年（1269）国师做佛事，又造木质金表牌位十六位。[48]引文中，至元十二年（1275）太祝兼奉礼郎申屠致远所提到的“木主”指至元三年刘秉忠所造栗木神主，“金牌位”指至元六年所造木质金表牌位，此二者是当时太庙中使用的神主牌位；而“日月山神主”与“中统初中书设祭神主”当时已经废弃不用，无处安奉，太常博士建议将它们埋瘗。从后文看，埋瘗的建议没有被采纳。至元十七年（1281），大都太庙建成，诸神主由燕京太庙迁入大都太庙。引文中提到的“祏室内栗主八位”即至元三年刘秉忠所造栗木神主，“圣安寺木主”即中统初中书省神主，而“日月山版位”即申屠致远所说的“日月山神主”。日月山神主显然是1252年祭天时所用的。据《太常集礼》记载，“壬子歲（1252年）日月山祀昊天上帝，神位一；太祖皇帝、睿宗皇帝配，配有二位。”[49]从神位看，只有昊天而没有后土，故《祭祀志》、《经世大典》等史料中“合祭昊天后土”的说法是有问题的。这三个牌位上所写的名称值得留意。既然这来自东平，是汉地传统的礼制，那么牌位上不太可能书写蒙古文，而应该是汉文。以汉文书写“昊天上帝”自然没有问题，而此时蒙古尚未采用汉式的谥号庙号，成吉思汗、拖雷的神主上写的是应该是与当时汉文文书里的相同，即直译自他们蒙古语称号的“成吉思皇帝”、“也可那颜”；[50]或者直接采用亲属称谓“皇祖考”、“皇考”，如同忽必烈即位后初创太庙时那样。1252年祭天用冕服、音乐、神主、以祖宗配，皆是汉地礼仪，由东平进献。祭天结束之后，东平乐工被遣返，神主大概也被带回汉地。蒙哥汗祭天再未使用汉地的冕服、音乐、配祖宗神主之礼仪，甚至忽必烈在位期间亦几乎未使用。可见这些汉地礼仪与蒙古本俗祭天似有不相容之处，故蒙古人浅尝辄止。另一方面，如果日月山神主留在蒙哥汗廷，1259年蒙哥汗死于攻宋前线之后，神主必然落入驻守汗廷的阿里不哥手中。相反，日月山神主出现在了忽必烈所建的太庙中。总之，我们可以认识到，忽必烈与日月山祭天中所用的汉式礼仪有着密切的关系。五
      结论串联起来，诸史料的龃龉盖可得解。下面按时间顺序梳理一下1252年祭天的前前后后。1252年春，忽必烈驻跸桓、抚间。（《世祖本纪》）三月五日，命东平万户严忠济立局，制冠冕、法服、钟磬、笋簴、仪物肄习。五月十三日，召太常礼乐人赴日月山。（《礼乐志》）六月，忽必烈至曲先脑儿，觐见蒙哥汗。（《世祖本纪》）八月七日，学士魏祥卿、徐世隆，郎中姚枢等，以乐工李明昌等五十余人，见于行宫。忽必烈问制作礼乐之始，世隆对曰：“尧、舜之世，礼乐兴焉。”时明昌等各执钟、磬、笛、箫、篪、埙、巢笙，于忽必烈前奏之。曲终，复合奏之，凡三终。（《礼乐志》；姚枢、徐世隆碑传）八月八日，蒙哥汗率诸王祭天于日月山。（《祭祀志》、《经世大典》）八月十一日（或十二日），合祭昊天后土于日月山，始大合乐，作牌位，以太祖、睿宗配享。（《礼乐志》、《祭祀志》）祭毕，驿送乐工还东平。（《礼乐志》）九月，忽必烈出师。（《平云南碑》）1252年日月山祭天的主持者确是宪宗蒙哥，作为藩王的忽必烈也参与其中。八月八日是蒙古本俗的祭天，维持了外族不得参与的原则，并没有让汉族礼乐人员参加。汉族礼乐，则完全是汗弟忽必烈进献给蒙哥汗的。考虑到忽必烈移驻漠南仅一年，对汉文化了解不会太深，礼乐最初应该是东平的儒士、乐工提议进献的。忽必烈将礼乐献给蒙哥汗，具有进贡的性质。八月七日忽必烈观看了乐工的“预演”。八月十一日（或十二日），蒙哥汗观看了汉式祭天礼乐。大概蒙哥汗并不满意，之后就将乐工送回东平，再未召用。另外提一下，这次的汉族礼仪中，祭昊天上帝，以成吉思汗、拖雷配享，但是并没有祭后土。这大概就是1252年日月山祭天的真相。1252年日月山祭天，对宪宗朝的礼仪祭祀制度并没有造成多少直接的影响。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宪宗本纪》失载此事。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每年在大都、上都之间巡幸，罕往漠北，蒙古式祭天遂改在上都举行，日月山祭天停止。到文宗朝（1328-1332），文宗热衷汉族传统礼仪，尤其重视郊祀，成为蒙元帝国第一个亲郊的皇帝。为了给自己的郊祀活动寻找历史依据，文宗将1252年日月山祭天抬了出来。文宗对日月山祭天的抬高体现在了文宗朝官修的《经世大典》中，这正是《元史·祭祀志》、《元史·礼乐志》的主要史源。这些史料将宪宗蒙哥认作日月山祭天的主持者，是不误；然而认为是蒙哥召乐工、用冕服、合祭、配祖宗神主，则不准确。这些不准确的表述，可以理解为《经世大典》编修官对史料的误读。但其中或多或少蕴含着有文宗的政治取向。率意言之，似乎文宗有意夸大日月山祭天作为元朝郊祀乃至礼制之渊薮的地位。毕竟，元朝礼制在世祖朝才开始逐步建立，而在祭祀制度中，郊祀又实行最晚。这与汉地传统尊天郊祀的观念正相反。文宗宣扬文治，推崇汉地传统礼制，他将年代久远的日月山祭天抬出，又将此事中的历史细节掩盖起来，使事件整齐划一，这是制造政治宣传品的常见手段。元顺帝时王袆撰《日月山祀天颂》旨在歌颂元朝典制之盛，以翰墨谋仕途，故而着重文学辞藻的铺陈，至于累朝史实大抵抄袭《经世大典》，行文并不严谨。当时，作为国家祭祀的日月山祭天已停断近百年，王袆对日月山的了解有限，因此会有“在和林之北”这种含糊不确的说法。至于王袆“一代礼乐之兴，肇于此矣”、“开万世无疆之基”、“原其所自，则日月山之祀固其权舆哉”等溢美之词，大抵是沿袭了《经世大典》的口径而有所发挥。到明初，王袆成为了《元史》总裁，这种评价更是被延续了下来。总之，1252年日月山祭天的意义，只有在整个元史的时间跨度上才能显现出来。它对元史的重要性不在于当时当下的直接效力，而体现为它作为一种历史资源对元中后期的影响。[作者马晓林，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为李治安教授。][①]《元史》卷七二《祭祀志一·郊祀上》，第1781页。[②]《元史》卷七二《祭祀志一》，页1780。王慎荣、叶幼泉、王斌：《元史探源》，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页74-119。[③]《经世大典·礼典总序·郊祀》，《元文类》卷四一，四部丛刊本。[④]王袆：《王忠文公集》卷一二《日月山祀天颂（并序）》，金华丛书本，页23a-25b。[⑤]陈高华：《〈元史〉纂修考》，原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此据氏著《元史研究新论》，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444页。[⑥]《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冕服》，页1935。[⑦]《元史》卷六七《礼乐志一》，第1664页。[⑧]《元史》卷六八《礼乐志二·制乐始末》，第1691-1692页。[⑨]王慎荣、叶幼泉、王斌：《元史探源》，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74-119页。[⑩]《元史》卷一五八《姚枢传》，第3713-3714页。[⑪]《元文类》卷六〇；亦载《牧庵集》卷一五，四部丛刊本。《元名臣事略》卷八《左丞姚文献公》亦录此段文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61页。许有壬《圭塘小稿》卷六《雪斋书院记》述姚枢此一事迹，与神道碑大致相同。三怡堂丛书本，第6a页。[⑫]温岭（陈高华）：《元代政书〈经世大典〉中的人物传记》，《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⑬]《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太常徐公》，第251页。[⑭]《元史》卷一六〇《徐世隆传》，第3769页。[⑮]《元史》卷一七四《张孔孙传》，第4067页。[⑯]《元史》卷七二《祭祀志一·郊祀上》，第1781页。[⑰]芈一之：《散论章吉驸马及其他——治史杂谈》，《芈一之民族历史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71-172页。[⑱]《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第567页。案，金宝山县即今河北沽源九连城附近，其北五百余里是锡林郭勒草原，并无大山，东北方向五百余里则为大兴安岭。[⑲][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八六《元史一》，方诗铭、周殿杰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11页。[⑳]周良霄译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史集第二卷）》，第285页。余大钧译《史集》第二卷，第288-289页。英译本，第425页。[21]余大钧译《史集》第二卷，第298-299页。英译本，第429页。[22]邵循正：《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上）》，《清华学报》，第81页；亦见《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285-286页。陈得芝：《八思巴初会忽必烈年代考》，《蒙元史研究丛稿》，第330页。[23]“元后期政治与社会”学术讨论会论文，阜阳，2011年10月8日-10日。[24]李治安：《忽必烈草原领地考》，《史学集刊》2005年第7期。[25]学者们有两种不同见解，主要因为《史集》对时间、地点的记载比较模糊。据《元史·世祖本纪》，中统元年“十月戊午（二十四日），车驾驻昔光之地。”屠寄指昔光即汪吉之讹，诚是。“十二月乙巳（十二日），帝至自和林，驻跸燕京近郊。”这两则史料是考订哈剌温只敦的重要参照物，学者们皆有引述。笔者在此大胆地提出一种可能性：哈剌温只敦有没有可能在燕京附近呢？理由是，蒙哥即位后忽必烈领地移至漠南，金莲川是夏营地，则冬营地应在更南，燕京是合理的选择。史料中可见，1259年冬忽必烈驻燕京近郊，[25]此后若无特殊情况忽必烈冬季皆驻跸燕京一带，之后燕京改为中都，最终成为大都。燕京地位的逐步升级，追根溯源恐怕就是1259年开始忽必烈将其定为了冬营地。从这个角度看，那个有忽必烈斡耳朵的哈剌温只敦，应该就在燕京附近。王恽《黑山秋霁》诗中有云：“我度居庸关，天峡四十里。巉巉积鐡色，两势苍壁倚。何由铲叠巘，一撮峙燕几。长令幼舆心，喜溢秋壑底。”（《秋涧集》卷五，四部丛刊本，页18b-19a）从内容看，王恽描绘的是居庸关以北的黑谷。自忽必烈开始，元朝皇帝每年在大都、上都之间巡幸，交通路线共有四条，其中黑谷路是皇帝两都巡幸的专用路线，除扈从人员外，禁止普通官员与客商通行。（参尹自先《元代黑谷路探——兼谈张家口地区古道
      》，《张家口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默书民《两都之间及以北地区的站道研究》，《元史论丛》第十二辑，第146-145页）。黑谷路对于元朝皇帝似有特殊的意义。黑谷路沿溯数条河流，蜿蜒穿过燕山山脉，不仅风景奇秀，而且“水草茂美，牧畜尤便”（王守诚：《题上京纪行诗后》，胡助《纯白斋类稿》附录卷二，金华丛书本，第5页b）。据王恽，我们可知此地亦称黑山。此黑山或许可与《史集》中忽必烈所停驻的哈剌温只敦勘同，是燕山的一部分，借指忽必烈的冬季驻地，具体当为黑谷路之黑河、白河河谷。对于学者们的前二种见解，笔者不敢妄加否定，此处仅仅是提供的另一种可能性，或许可备参考。[26]如，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二《凯乐歌词曲·金莲川》，知服斋丛书本，第6a页：金莲川上水云间，营卫清沈探骑闲。镇西虎旅临青海，追北龙骧过黑山。陈刚中《开平即事》，《皇元风雅》后集卷二，四部丛刊本，第10b页：天开地辟帝王州，河朔风云拱上游。雕影远盘青海月，雁声斜度黑山秋。龙冈上绕三千陌，月殿香飘十二楼。莫笑青衫穷太史，御炉曾见衮龙浮。胡助《纯白斋类稿》卷八《滦阳述怀》，金华丛书本，第9b-10a页：翰苑何曾纪圣谟，滦阳万里一身孤。秋风起处黄榆落，夜雨尽时青草枯。雪压黑山屯戍帐，云飞白海猎围图。属车来往常亲见，神武开基自古无。同书卷一四《滦阳杂咏十首》，页9b：朝来雨过黑山云，百眼泉生水草新。长夏蚊蝇俱扫迹，葡萄马湩醉南人。吴师道《吴正传先生文集》卷八《次韵张仲举助教上京即事》，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第171页：翼翼行都岁幸临，名王诸部集如林。毡车满载彤庭帛，宝马髙驮内府金。暮散歌呼滦水上，夜腾光气黑山阴。世皇谟畧真宏逺，共感湛恩到骨深。《至正集》卷一八《和谢敬德学士入关至上都杂诗》，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第111页上：长日官曹似马曹，丝桐时得事吟猱。救时乏策当投绂，遣兴成诗敢夺袍。白海波随秋雨涨，黑山云压晚虹髙。清尊常满朋簪盍，谁道驱驰我独劳。王恽《秋涧集》卷一四《奉送平章赵公赴阙庭之召，少答省檄见招之意云》，第14b页：龙斾南还沸捷音，汉台凝望几登临。洗兵未用挽天汉，入梦应知有传霖。暖日睛消青海雪，春风重扫黑山阴。君王若问来归策，为说虞皇待象心。[27]张德辉：《纪行》，王恽：《玉堂嘉话》，杨晓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5页。[28]姚从吾：《张德辉岭北纪行足本校注》，《文史哲学报》第11期，1962年9月，第1-38页。札奇斯钦又补充说，“窟速吾”或许是“哈剌温”之音转。姚从吾：《姚从吾先生全集（七）：辽金元史论文（下）》，台北：正中书局，1982年，第321页。[29]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44页。[30]陈得芝：《赤那思之地小考》，《元史论丛》第六辑，1997年，第224-226页。[31]关于“窟速吾”的对音，目前的观点皆须改一二字方可完成，似乎难称完美。若不改字，查当时的蒙古语地名，可与窟速吾对音者有küse’ür，《秘史》作“古泄兀儿海子”，《圣武亲征录》作“曲薛兀儿泽”，湖名，乃怯烈部王汗驻夏之地，《史集》谓其地近成吉思汗营地。陈得芝先生认为应在克鲁伦河上游之西南不远，可能在今曼达勒戈壁北。（陈得芝：《十三世纪以前的克烈王国》，《蒙元史研究丛稿》，页230）然史料记载模糊，难以准确定位。与张德辉所见的黑山应该不远。张德辉不通蒙古语，或许将küse’ür误记为黑山的蒙古语名称。姑书于此，或可备方家采撷。[32]《元史》卷三《宪宗纪》，第48页。[33]《元史》卷三《宪宗纪》，第50页。[34]箭内亘：《蒙古库利尔台（即国会）之研究》，氏著，陈捷、陈清泉译《元朝制度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页73-75。《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第166页。[35]《蒙古秘史》，第89节，第122节。[36]箭内亘：《元朝斡耳朵考》，氏著，陈捷、陈清泉译《元朝怯薛及斡耳朵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70页，第72页。[37]《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91页。英译本，第329页。[38]王颋：《“大蒙古国”时期的斡耳朵》，《中华文史论丛》第64辑，第233页。[39]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元·明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40]阿尔达扎布译注《新译集注蒙古秘史》，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4页。[41]1925年，符拉基米尔佐夫在肯特山发现元代祭场及祭器遗存。符拉基米尔佐夫：《乌兰巴托和肯特地区的民族学—语言学调查》，《北蒙古史》第二册，列宁格勒，1927年，第1-24页。转引自陈得芝《成吉思汗墓葬所载与蒙古早期历史地理》，《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第2页。[42]《元史》卷四《世祖纪一》，第58页。[43]《雪楼集》卷五，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第239页。亦载《元文类》卷二三。[44]《元史》卷三《宪宗纪》，第48页。[45]《雪楼集》卷七，第321页。[46]池内功亦认为忽必烈参加了这次祭天。《フビライ朝の祭祀について》，第59页。[47]《元史》卷七四《祭祀志三·宗庙上》，第1833页，第1835页。[48]《元史》卷七四《祭祀志三·宗庙上》，第1831-1832页。[49]《永乐大典》卷五四五三，第2504页下。[50]大蒙古国时期汉文文书中的“成吉思皇帝”之用例，见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拖雷早卒，其名号迄今未见于汉文文书，然《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皆言拖雷死后人们避讳其名，而用其蒙古语称号“也可那颜”代之。至元十八年（1281）镇江大兴国寺碑记中，追溯太祖时事，仍称拖雷为“太子也可那延”。《至顺镇江志》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