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呼和浩特人喜欢说，自打有了“归化城”就有了稍麦，明清之际京津地区的饭馆，每每以“正宗归化城稍卖”来招揽食客，有“归化城稍麦名播京师”的美誉。这些说法多源于《绥远通志稿》。还有资料证明，我们归化城的稍麦一定是由元代的北京城传来的。

    2005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其中收录的《朴通事谚解》正文中提到元代大都午门外市肆上有“素酸馅稍麦”。这本书的正文《朴通事》可能是一位姓“朴”的翻译人员写的（通事：译员）。该书注文在提到稍麦时说：“以麦面做成薄皮，包肉，蒸熟，与汤食之，方言谓之稍麦。”“以面作皮，以肉为馅，当顶作为花蕊。”从这则资料看，元末明初时，稍卖在北京城里巷间已流行开来，朝鲜人也很熟悉它的吃法。

    元代稍麦可能是从宫廷中或官场饭局中流入民间的。每年秋天，皇帝从上都启程回大都那一天，留驻大都的官员们要先后在建德门、丽正门聚会“设大茶饭，谓之巡城会”。宋末元初的文人陈元靓曾在《事林广记》的《大茶饭仪》一文中记录了这类官场大饭局的规矩，无意中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当时的食谱：“
    凡大筵席茶饭……若众官毕集，主人则前进把盏，凡数十回方可献食。初巡用粉羹，各位一大满碗，主人以两手高捧至面前，安在桌上，再又把盏；次巡或鱼羹，或鸡鹅羊等羹，随主人意，复如前仪；三巡或灌浆馒头，或稍卖，用酸羹……”

    今天的包子，古代叫“馒头”，这里提到的“灌浆馒头”，就是“灌汤包子”，是唐代开始在宫廷和贵族食馔中流行的一种小型包子。在元代宴席上，稍卖和这种灌汤包子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同档食品。现在说稍麦是一种民间小吃，实在是小看了它的出身。

    《事林广记》大概成书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虽然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刻本是元至顺年间的（1330~1333年），但该书作者陈元靓是由宋入元时期的文人，据此完全可以说，稍麦在元代初年就已出现了，已经有近800年的历史了，并且是上得大席面的美食。

    稍麦极有可能是元初回回人从中亚或者西域带到大都的食品。汉代以后，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受西域及中亚民族影响较大，其中又以唐、元两个朝代最为典型。

    西来的饮食中，又以面食制作花样最多。与面食制作相关的各种馅料的调制，也曾是西北少数民族的特长。唐宋时期的肉馅食品，都是用羊肉、羊脂和葱姜调制的。据《东京梦华录》等文人笔记介绍，北宋末年，宫内为皇帝过生日时，寿宴上的一道食品叫“排炊羊胡饼”，这种胡饼的馅，是用羊肉馅勾芡后制作的。而我们今天最地道的稍麦馅也是要勾入芡粉的，看来这种肉馅入芡的吃法，也源自“胡食”。

    稍卖，在明清文献中，又可写作烧麦、稍卖、稍梅、稍美、烧梅、苏梅、纱帽、肖米等，单凭书写上的随意性，即可断定它不是一个汉语词汇。

    我们呼和浩特人待客，常喜欢从字面上对客人宣传稍麦，说稍麦应为“捎卖”，是清代及民国年间包子铺或茶馆捎带卖的食品，饭馆的兼营项目，故云“捎卖”；还有的讲，普通百姓只能偶尔吃一次，取其“稍有所美”之意，名之曰“稍美”，等等。若有人用稍麦的其他写法请教，便顿时语塞。单从字面上附会，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倘若稍麦的吃法源自于西域或中亚，则“稍麦”一词的真正含义应该从中亚民族的历史语言中去寻找。自稍麦出现近800年来，衍生出许多“不肖子孙”，清代已经出现不用羊肉的“荤馅烧卖”、“豆沙烧卖”、“油糖烧卖”、“金丝烧麦”等；今天岭南有“蟹肉烧麦”、成都有“玻璃稍麦”、苏州有“三鲜烧麦”等，甚至还有改用发酵面作稍麦的。但是有一点未变，凡名之稍麦者，必然都是不封口的，包馅后轻轻撮起收腰，顶部外翻。可见人们对稍麦的认知，重在其形。《朴通事谚解》中说：“皮薄肉实切碎肉，当顶撮细似线稍系，故曰稍麦。”又：“以面作皮、以肉为馅、当顶作花蕊。”对稍麦的名称也是从形状上解释的。

    多年前，我曾招待过一位粗通古突厥语的朋友吃稍麦，席间问起古突厥语词中有无与“稍麦”读音相近的食品，后来他告诉我，很难找到比较贴切的，但他提醒我注意一个读作“Shirme（思日曼）”的突厥语词。这个突厥词的本义是“皮囊”或“皮口袋”。现在看来，也有一定的道理。也许元初东来大都的西域人或中亚人发明了这种饮食样式，觉得很像盛物的皮囊、皮口袋，便俗称其为Shirme，进入汉语后，由于各地方言不同，就有了多种不同的写法。《朴通事谚解》所言“当顶撮细似线稍系”，或许保留了它最初的意思。

    上述推论，还只是一种猜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今天的一些日常饮食中，往往隐含着来自西域或中亚的古老文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