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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史》的文学性
十九世纪未二十世纪初，当《秘史》为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所知道所研究的时候，大家对《秘史》究竟属于历史著作，还是属于文学作品的认识产生了分歧。1907年，日本学者那珂通士翻出版《秘史》的日文译本时，将书名改为《成吉思汗实录》。“实录”属于历史体裁，这种改动说明作者把《秘史》基本看作历史著作。另一位日本学者村上正二，俄罗斯学者巴符拉基米尔佐夫都倾向于《秘史》是历史著作的观点。村上正二在《蒙古秘史解说》一文中说：“总之，与其说后半部与英雄史诗的前半部不同，莫如说历史记述的态度始终不渝。
《秘史》的特征并不在于它是一部英雄史诗作品，而在于它是一部浸透着叙事诗风格、充满着‘草原气息’的编年史。比那珂通士接触《秘史》还早的俄国传道僧团僧正波卡法罗夫1866年用俄文翻译出版《秘史》时，将书名改为《古代蒙古传说》。传说是一种文学体裁，这种改动说明译者把《秘史》基本看作文学作品。持相同观点的学者还有不少。杰出的俄罗斯东方学家弗巴托尔德虽然肯定《秘史》具有历史的真实性，但在体裁上却把《秘史》看作“英雄史诗的作品”，认为《秘史》“是古代蒙古英雄史诗中无与伦比的范例”，对于研究“蒙古人民传说”史具有参考价值。俄罗斯另一门研究《秘史》的专家斯柯津在论及《秘史》的艺术价值时，“坚持认为《秘史》的作者是把《秘史》看作纯粹的文学”作品。
我国和蒙古国学者在传统的文史不分观点的基础上，基本持历史、文学双重性的观点。蒙古国学者沙那楚克道尔吉在策达木丁苏荣编译的《蒙古秘史》序言中说：“此书不但是蒙古历史的重要著作，也是蒙古文学的纪念作品。”策达木丁苏荣在其编译的《蒙古秘史》导言中说：“这书是蒙古史唯一无二的巨著之外，并且也是显示蒙古人民聪明才智的辉煌的文艺作品。”我国《秘史》学家额尔登泰、乌去达赉、阿萨拉图、道润梯布、巴雅尔在《关于蒙古秘史的作者和译者》一文中说：“从史学角度看，它是古代蒙古史的的三大史料之一，但对成吉思汗时代史实的记载比起其他两部来最为具体，最为详备。从文学的角度看，它又是一部堪与汉族的《史记》、《左传》、《战国策》相比美的文学作品，是蒙古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
我们同意我国、蒙古国以及其他国家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秘史》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性。历史学家从史学角度研究《秘史》的历史性，倾向于把《秘史》看作历史著作；文学家从文学角度研究《秘史》的文学性，倾向于把《秘史》看作文学作品，虽然都无可厚非，但是，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全面地认识和评价《秘史》，起码应看到《秘史》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性。所以，我们把《秘史》作为蒙、元时期的一部历史文学著作纳入文学史中。“历史文学”作为偏正结构的复合词组，其中心词虽然是文学，但这只是表明我们从文学的角度研究《秘史》的文学性，并不是倾向于把《秘史》基本看作文学作品，更不是忽视它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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