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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民歌遗存


    早在清朝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编纂刻印的御用乐书《御制律吕正义后编》第四十七卷《番部合奏乐章满洲蒙古汉文合谱》就记录了98首蒙古歌曲(其中73首有词曲,25首仅存曲谱)。根据专家考释,这些歌曲大部分来自蒙古民间,后虽经御用文人加工修改,使之适合宫廷口味,但有一部分仍保留了民间色彩。应该说,这是蒙古民歌最早的搜集出版。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科学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理论从欧洲产生并传到亚洲以后,蒙古族从远古传承下来的民歌逐步得到科学的搜集、整理、出版、研究,截止到目前,国内外搜集、整理、出版的各类蒙古民歌汇集有近80种,总计2万余首。其中我国近30种,1万余首。

    在国内外搜集出版的2万余首蒙古民歌中,有一小部分是属于历经变异从远古传承下来的古老作品,或者说是在变异历史积淀中保留着较为明显完整的古老遗存的作品。在缺乏古代文字记录的情况下,这一部分作品就成为认识和研究远古时期蒙古民歌的重要资料。随着搜集、整理、研究的不断扩展深入,蒙古民歌中的远古遗存也逐步得到识别、考证、研究。

    本世纪初,蒙古族科学民俗学的开创者罗布桑却丹在他撰写完成的《蒙古风俗鉴》第6卷第33节,记述了从内蒙古东部地区搜集的13首“古今之歌”,他明确说,《食品之精华——酒》、《永恒的青天》两首是蒙、元以前的古老民歌。1907年——1909年,日本民俗学家鸟居君子、鸟居龙藏夫妇,在1927年整理出版的《由民俗观蒙古》一书中,记述了从喀拉沁等地搜集的《招魂歌》、《出征歌》、《求婚歌》、《太阳歌》、《摇篮曲》五首蒙古族风俗礼仪歌曲。作者认为,这些歌曲同她们与之结合的风俗礼仪一样,是从远古传承下来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蒙古学者A.波兹德涅耶夫、B.符拉基米尔佐夫先后搜集整理出版了《蒙古民歌(65首)》、《西北蒙古民歌118首》,他们认为其中的一些歌是“古老的,拉特民歌”。20世纪30年代以后,蒙古国学者在他们搜集出版的多种蒙古民歌汇集的“前言”和“后记”中,提到了一部分古老歌曲,如《摇篮曲》、《呔咕歌》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蒙古民间文学工作者在搜集出版的各类蒙古民歌汇集的“题解”、“注释”中,也注明了一部分古老歌曲,如《苏勒德歌》、《祭火歌》、《抢婚歌》等。但是,由于远古民歌的研究比较困难,占有资料比较丰富全面、考证分析比较准确严密的论著直到本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出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蒙古国民间文学理论家波.好日老1981年出版的《蒙古民间诗歌论》中的有关论述,我国蒙古族音乐理论家乌兰杰1985年出版的《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初探》中的有关论述。波.好日老指出,在蒙古族流传到近现代的一部分劳动歌、风俗礼仪歌、赞歌、舞蹈歌、游戏歌中,保留着明显的古老成份,如狩猎劳动歌《干吉嘎之歌》、岁时节令歌《查干萨仁》等。乌兰杰根据歌、舞、乐三位一体的基本形式特征,结合远古时代蒙古族音乐、舞蹈的研究,认为和古代招魂舞结合在一起的《招魂歌》、和婚礼舞结合在一起的婚礼歌《西泉边的柳丛》、和狩猎斗智舞结合在一起的《狩猎斗智歌》是蒙、元以前的民歌。

    对于上述观点和论述,蒙学界虽然还存在分歧意见,但从总体看,这些探索对于从多方面认识远古时期蒙古民歌的面貌都具有参考价值。

    在《鲁布鲁克东行记》、《马可波罗游记》、《史集》等靠近远古的蒙、元历史文献中,都有关于蒙古人唱歌的记载,但是,由于这些文献的作者都是外国人,不懂或不熟悉蒙古语,除《史集》中有个别蒙古歌译文的片断外,他们只是记录了蒙古人唱歌的情景,而没有记录所唱的歌曲。只有在蒙古人自己撰写的《蒙古秘史》中,以蒙古语的音韵格律保留了几首比较完整的远古蒙古民歌。所以,历史文献中的民歌遗存主要介绍《秘史》中的民歌遗存。

    根据我们看到的资料,最早按文学体裁的分类指出《蒙古秘史》中存在民歌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蒙古学者C.柯津,之后还有捷克斯洛伐克的蒙古学者P.普华等。1957年首次把《蒙古秘史》译成现代蒙古语出版的蒙古国学者策.达木丁苏荣真正从内容和形式方面比较准确地把《蒙古秘史》中的民歌同出自《蒙古秘史》作者手笔的诗歌、同采自民间的其他韵文体裁区分检索出来。我国对《蒙古秘史》文学性、包括民歌的研究虽然从解放后才开始,但是进展比较迅速。除了陆续发表的专题论文之外,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也已经开始出现。

    策.达木丁苏荣在他1957年编写出版的《蒙古文学史》第一册中明确指出《蒙古秘史》中的民歌有四首,《翁吉刺惕歌》、《赤勒格孛可歌》、《关于历史事件的歌》、《定居部落讽刺游牧民的歌》,但对这四首歌没有作具体分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宝力高撰写出版的《<蒙古秘史>的民族形式》一书,是确认民歌篇数目最多、分析最详尽的论著。

    《蒙古秘史》作为蒙古族历史上的第一部书面文献,在写作素材、写作手法上虽然采用了史前产生和积累起来的民间文学遗产,但它毕竟是文人的书面作品,其中的民歌等民间文学成份,只是穿插在正文叙写中的零散篇章,作者并未注明它们是民歌。而且从这些民歌成份的词章韵律看,明显有《蒙古秘史》作者加工润色的痕迹。所以,我们不完全采用以往研究者的观点,直接把它们看作原本民间的作品,而是看作一种有所改变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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