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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英雄史诗《格斯尔》的民族特色
蒙古族英雄史诗最古老、最基本的一个主题，就是运用浪漫主义的幻想手法，描写神奇的或传奇式的英雄同人格化的自然力和社会丑恶势力的总代表——蟒古斯之间进行的殊死斗争。藏族《格萨尔》传入蒙古地区之后，在流传过程中，蒙古族人民逐步将其纳入本民族英雄史诗这一模式之中，使之基本上变成英雄格斯尔镇压蟒古斯的故事。藏族《格萨尔》是一部具有很强现实性的英雄史诗。就以赛马称王后的格萨尔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来看，前期基本上属于复仇性的，后期则带有兼并战争或统一战争的意味。他面对的敌人——国王虽有奇异的本领，但基本上是用现实主义方法创造的现实性很强的人物。格萨尔战胜这些敌人之后也不是将他们斩尽杀绝，而是要他们。臣服自己。蒙古《格斯尔》将这些现实性很强的人物置换成早在上古时期蒙古族英雄史诗中就已产生并用来代表自然势力的蟒古斯形象。这些蟒古斯形象，有的有十二颗甚至二十一颗头颅，有的有十八支或甚至四十八支犄角。经过这样一番改造，固然将藏族《格萨尔》纳入蒙古族英雄史诗的模式，因而符合了蒙古族人民的欣赏习惯，但却由此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大大淡化了藏族＜格萨尔》的现实性，二是从而使蒙古《格斯尔》变得较藏族《格萨尔》显得古老得多。
蒙古《格斯尔》成功地塑造了三种类型的蟒古斯形象：一是吃人的蟒古斯。如在北京木刻本《格斯尔》第一章里，被格斯尔杀死的七个大蟒古斯，每天总要吃七百个人和七百匹马。在第二章里，格斯尔铲除的黑色斑斓虎，能从远离一日的里程之外望见过往行人，能从远离半日的里程之外猛扑过去，把行人活活吞进肚里等，就是例证。二是掳掠的蟒古斯。如北京木刻本《格斯尔》第四章里，被格斯尔铲除的十二颗头颅的蟒古斯。很早就想把格斯尔的夫人阿尔伦高娃掠夺到手。第六章里，化身为呼图克图喇嘛的蟒古斯，用奸计妖法将格斯尔变成毛驴之后，掠夺其美纪茹格慕高娃为妻等，即是证明。三是吃掳兼备的蟒古斯。如北京木刻本《格斯尔》第四章里，晃同用诡计赶走阿尔伦高娃之后，蟒古斯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她掳掠到手。他一看阿尔伦高娃确实姿容绝世，就把她带回自己的巢穴，并吃掉先前的两三位美妃，娶阿尔伦高娃为妻，可作这类蟒古斯的代表。从以上三种类型的蟒古斯的本质属性来看，无不具有更突出的原始性、野蛮性。这种属性在藏族《格萨尔》中是见不到的。
蒙古族英雄史诗还有一个古老的主题，就是描写神奇的或传奇式的英雄为娶亲而进行的激烈斗争。藏族《格萨尔》传入蒙古地区之后，在流传过程中，蒙古族人民逐步地将其纳入本民族英雄史诗这一传统模式之中，使之变成蒙古族英雄史诗。具体表现之一，就是那位僧格鲁斯可汗的仙女化身的女儿茹格慕高娃，决心通过射箭、摔跤、赛马等比武方式，为自己挑选一位“具有万夫不挡之勇的英雄郎君”。格斯尔为了赢得茹格慕高娃并娶她为妻，同自己的竞争对手进行了紧张激烈的角逐，最后终于取得胜利。这种挑选女婿的方式和勇士战胜其他竞争者而娶亲的做法，同藏族《格萨尔》谁要是赛马取胜不仅可以称王，而且还可以赢得“彩注”之一的珠牡之间，是存在本质区别的。与此有关但又绝不相同的，是蒙古族英雄史诗还有一类模式化故事，即蟒古斯趁英雄不在家期间，抢夺英雄的妻子为妻的故事。这一特点，在蒙古《格斯尔》中也有较为突出的反映。如北京木刻本第四章中的十二颗头颅的蟒古斯，早就想把格斯尔的美丽夫人阿尔伦高娃攫为已有，只是慑于格斯尔的神勇，始终未敢轻举妄动。后来由于叛徒晃同的帮忙则不费吹灰之力将她弄到了手。又如北京隆福寺本第六章中北方杭盖哈尔干山地方的那钦汗，对格斯尔的美纪早就垂涎欲滴，意欲趁机掠夺到手。再如北京木刻本第五章沙资高勒三汗兴师动众，欲将茹格慕高娃抢到手里，做白帐汗金光太子的妃子。（藏族《格萨尔》谓白帐可汗死了妻子要掠夺茹格幕高娃为纪；蒙古《格斯尔》开首说是要为白帐可汗的金光太子“挑选姿容绝伦的把子”，后来，当将茹格慕高娃抢到手时，金光太子已死，便让她做了白帐可汗的妃子。）这类题材藏族《格萨尔》中当然也有，但同蒙古《格斯尔》比较起来，则显得无足轻重。
源于藏族《格萨尔》的蒙古《格斯尔》，由于对前者进行了重大改造，使之适应蒙古族英雄史诗传统，符合蒙古族人民的欣赏习惯，因而形成了自己的独创体系，成为一部具有蒙古民族特色的独立的英雄史诗《格斯尔》了。
在体系上是如此，在具体内容方面，蒙古《格斯尔》同藏族(格萨尔》相比，也存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其一、是在蒙古(格斯尔》中出现了许多藏族《格萨尔》中没有的情节。以齐木道吉校勘整理的十六章本蒙古文《格斯尔)为例，其中格斯尔智歼每日吃掉七百个人和七百匹马的七大蟒古斯；消灭三百个大强盗；杀死拔食婴儿舌头的俄日赫斯龙喇嘛；杀死体大如山、吞食众生的黑色斑斓虎(蟒古斯的化身)；率领三十各勇士围猎并娶美女阿珠莫日根为妻；蟒除契丹国王的极度悲哀；并娶其公主红娜高娃为纪等等，以及格斯尔与昂都拉玛魔汗、冉萨克魔汗等的一系列战争，都是藏族《格萨尔》中没有的故事情节。还有蟒古斯喇嘛以施仙丹为名，将格斯尔变成毛驴，后来在妻子阿珠莫尔根的帮助下，才得以恢复原形，并最终消灭了那个披着喇嘛外衣的蟒古斯的故事，等等，也都是藏族《格萨尔〉所无而为蒙古《格斯尔》独有的。与此相适应，蒙古《格斯尔》还增添了一些特有的人物形象。如在藏族《格萨尔》里，格萨尔王从未有过阿珠莫尔根这个妃子，她纯属蒙古4格斯尔》中特有的人物形象。实际上，这个人物的名字很早就出现在蒙古民间了。《蒙古风俗鉴》中说：阿珠莫尔根这个名字在蒙古人中间并不陌生，有些书中甚至把他和成吉思汗相提并论。如成吉思汗每当饮酒时喜欢听歌，他的夫人娘家有个叫阿珠莫尔根的人，很聪明，能弹会唱，所以成吉思汗很宠爱他，经常带在身旁。（ 参阅罗布桑却丹著、哈·丹碧扎拉桑批注：(蒙古风俗鉴)，第19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又如格斯尔手下有两位勇士，一个叫伯通，一个叫苏米尔，其中伯通是个著名的向导兼翻译，经常参加战斗，受到格斯尔的器重。这两个人物同样是藏族《格萨尔》里所无而为蒙古《格斯尔》特有人物形象。其二、就是取自藏族(格萨尔》的内容，蒙古《格斯尔》也是同中有异。如关于格斯尔被放逐的原因，藏族《格萨尔》说是格萨尔的所作所为，“破坏了岭国内部的法规”，连同情他的老总管绒察查根也不得不承认，对格萨尔这种行为如果长期置之不理，“岭国的法规就要被毁灭”。而蒙古《格斯尔》中的格斯尔出世之后两次被放逐和他出世之前桑伦和格斯尔未来的母亲格格沙，阿木尔吉勒被放逐全是出于晃同的迫害。又如关于格斯尔称王的情节，藏族《格萨尔》说是格萨尔奉天母之命，化只乌鸦趁晃同半修法半昏睡的时候，以马头明王的口吻，向晃同唱了支预言歌，让他赶快准备赛马大会，将王位、七宝和岭国最美丽的姑娘森姜珠牡作为赛马的彩注，并告诉他最后的胜利一定属引也的玉佳马——也就是他晃同。而蒙古《格斯尔》中的格斯尔是在通过好汉三项比赛赢得茹格慕高娃之后，晃同为达到霸占茹格慕高娃的目的，决定“召开三万人的赛马大会，准备了一套轻软甲，一顶宝盔，一口宝剑，一个万星宝盾，作为他的奖品；并宣布：赛马的冠军不但可以得到这些奖品，而且还可以娶茹格慕高娃为妻”。这类情节在蒙古族民间故事特别是西蒙古民间故事中，可谓司空见惯。在格斯尔已经赢得茹格慕高娃之后，又增加这一情节，不仅造成叠床架屋，而且晃同根据什么规矩，依仗什么权力这样做，也缺乏起码的依据。这也是同中之异。再如关于对待若干敌国的态度问题，藏族《格萨尔》“叙述这些部落和小邦国家由分散割据互不统属，各自为政的状态”，经过格萨尔的征讨实现了“逐步联合统一的过程，艺术地再现了古代藏族社会的历史，体现了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社会安定的美好愿望”。（降边嘉措、吴伟编写：《格萨尔王全传》上册《前言》第3页，宝文堂书店1987年版。）而蒙古《格斯尔》中格斯尔所面对的敌人，大多被置换成自然势力和社会恶势力的代表，他们兴风作浪，为害人民，故格斯尔的任务是彻底消灭这些敌人直至斩草除根为止。这也是同中之异。其三、宗教思想方面广’蒙古(格斯尔》同藏族《格萨尔》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之处。藏族《格萨尔》中的格萨尔，虽然有时也戏弄喇嘛活佛，甚至违抗佛旨，然而它的主导思想则是虔诚信佛，是弘扬佛法。在蒙古(格斯尔》中，格斯尔这种思想则明显淡化，而否定佛教僧侣的叛逆思想、蔑视阎罗王无上权威的倾向，更加浓厚，更加突出。这点在北京木刻本第七章格斯尔下地狱救母一章中表现得最为典型。藏族《格萨尔》中强调的是阎罗王的权威。正如金刚佛化身的狮子头判官所说的那样：“你格萨尔可在世间称大王，地狱里却没有你逞强的地方。”阎罗王自己也对格萨尔冷笑着说：“论权力你高不过阎罗王。”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格萨尔拔出宝剑朝阎罗王和御前五大判官身上乱砍时，非但未损阎罗王和判官一根汗毛， 自己的脑袋反而掉了下来。而蒙古《格斯尔》中的格斯尔到地狱救母时，他却“将阎罗王逮住，把他两只手绑紧，举起九十九齿狼牙？没头没脑地痛打起来”，边汀边审问阎罗王。当格斯尔在白发老人的指点下， “在枣树林中”找到他母亲的灵魂以后，便将“十八层地狱的守门鬼卒全部杀净”。可见，蒙古《格斯尔》中的格斯尔根本不把阎罗王和判官等放在眼里，说打就打，要杀便杀。不仅如此，有时还直接暴露佛祖释迎牟尼的自私。在北京隆福寺本第十章中，当阿鲁莫尔根救出被妖魔变成驴子的格斯尔，并把驴子交给胜慧三姊，胜慧三姊把驴子送到白梵天王跟前，白梵天王率领三十三天尊者带着驴子到释迦牟尼佛祖那里求援时，佛祖说道：“本来我要把这头驴子变回格斯尔，但是我现在正在修炼四大厉咒。如果这时候把他返形原身，格斯尔的本领比以前更要增加起来。一旦怒气上升，他将按棕不住怒火，甚至分辨不清你我敌友，因此我现在不能叫他返形。”这席话实际上是担心格斯尔一旦本领大增，会威胁他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释迦牟尼极力维护至尊地位的自私的面目，在这里暴露得较为充分。其四、是在体裁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藏族《格萨尔》不管是分章本还是分部本，均有诗有文，是地道的散韵相间本。而蒙古《格斯尔》则不然，它的木刻本，手抄本全是散文体。只有后世民间艺人说唱的《格斯尔》才属于韵文体，且是纯韵文体。
总之，蒙古《格斯尔》虽来源于藏族《格萨尔》，但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经过僧俗艺人的加工改造，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且不谈思想方面的区别，仅从内容上看，在蒙古《格斯尔》的所有版、抄本“作品汇编中有三分之二与西藏原型无关”，如果考虑到“各种口传本”的话，那么，蒙古《格斯尔》中“土生土长的加工范围就更扩大许多”，（斯·涅克留多夫著：《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即便蒙古(格斯尔》中同藏族《格萨尔》“原型”有关的另外三分之一，也已做了重大改动，具有了自己的特点。因此，蒙古《格斯尔》不仅被纳入自己史诗的创作模式，因而具有了自己的独创体系，而且在许许多多方面已经变成一部具有蒙古民族浓郁特色的长篇英雄史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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