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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格尔》在蒙古族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江格尔》以其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成就，在蒙古族文学史、社会发展史、思想史、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江格尔》是蒙古民族文化的瑰宝。
一、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如果说英雄史诗是蒙古族远古文学中最重要的民间文学体裁，那么《江格尔》就是这一体裁中篇幅最长、容量最大、艺术表现力最强的代表，它代表了蒙古族英雄史诗的最高成就，从而也代表了蒙古族远古文学的最高成就，成为蒙古族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
在蒙古族英雄史诗的历史类型中，《江格尔》是继单篇史诗、串连复合史诗之后出现的大型并列复合史诗。这样的长篇英雄史诗在蒙古族土生土长的文学中虽然只有《江格尔》一部，但从后来蒙古《格斯尔可汗传》的流传形成看，并列复合史诗的结构实际已经成为蒙古族长篇英雄史诗结构的一种规范。
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在继承远古中短篇英雄史诗婚姻和征战两类题材和主题的同时，又新增加了部落联盟的题材和主题，从而把远古中短篇史诗所反映的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婚姻、征战斗争扩大到部落联盟，把塑造氏族、部落首领单个或几个英雄形象扩大到塑造以江格尔、洪吉尔为代表的部落联盟英雄群体，在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深刻地反映了蒙古氏族制度瓦解、奴隶制度确立的过程。这样内容深广、人物众多的宏篇巨轶，不但在远古时期的蒙古族文学中首屈一指，在整个蒙古族文学史中也不多见。
《江格尔》富于变化的音韵格律在蒙古族诗歌发展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从《江格尔》的音韵格律中，一方面可以发现萨满教祭词神歌等蒙古族诗歌音韵格律最初的萌芽形态，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蒙古族诗歌音韵格律走向成熟道路上的种种发展轨迹。这就使它不但成为研究蒙古族诗歌音韵格律发展的重要资料，而且成为学习蒙古族诗歌音韵格律的基本典范。
《江格尔》还为认识远古蒙古人朴素的神幻浪漫的审美观念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如：对通人言晓人意、将外在形体美与内在精神美融为一体的“蒙古马”的审美观念；对以力、勇、义为基本性格特征的部落英雄人体美与个性美的审美观念； 对于英雄相对立的贪婪、凶恶、残暴的蟒古斯的审美观念；对兽形类比的审美观念；对理想化的自然美与社会美的审美观念，等等。这一系列以游牧文化（含狩猎文化）为根基的独特的审美观念对蒙古族传统的民族审美意识的形成发展同样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江格尔》作为远古时期蒙古族英雄史诗的一部分和最高成就，它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应该是和远古中短篇英雄史诗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
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江格尔》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产生和流传的地区。受《江格尔》影响最大的首先是卫拉特部的蒙古族文学。如十六世纪后期反映明代东西蒙古封建领主常年混战的历史传说《乌巴什.洪台吉的故事》，在形象的比喻、大胆的夸张、韵文部分的押韵、复沓等方面即保留了许多包括《江格尔》在内的远古英雄史诗的特征。特别是作品集中塑造的七岁牧童的形象，从他小小的年纪，只是一个普通的放驼牧童，然而却大义凛然，临危不惧，机智勇敢，口齿伶俐，并能出口成章，在敌人祭旗的仪式上诅咒敌人灭亡的外在形貌和内在精神，都可以明显看到包括《江格尔》在内的远古英雄史诗中英雄所幻化的“秃头小儿”形象的影子。又如十七世纪中期以后兴盛的关于嘎拉登玛、硕努等贵族英雄的历史传说和历史歌，其叙事的方式，任务形象塑造中的理想化成分，歌词中比喻、夸张手法的运用，也都明显继承了包括《江格尔》在内的卫拉特远古英雄史诗的传统。即使是在《卫拉特史》这样的历史文学中，也都随处能见到包括《江格尔》在内的卫拉特古老史诗的因素。
关于《江格尔》和蒙古《格斯尔可汗传》的相互影响关系，由于对《江格尔》产生形成的历史断代不同，国内外蒙古学界存在分歧意见。有的认为蒙古《格斯尔可汗传》受到《江格尔》的影响。有的认为《江格尔》受到《格斯尔可汗传》的影响。根据我们对《江格尔》产生形成的历史断代，我们认为主要是蒙古《格斯尔可汗传》受到《江格尔》的影响。
随着《江格尔》流传地域的扩展，其影响也逐步从我国新疆的卫拉特文学扩大到俄罗斯伏尔加河、顿河流域的卡尔梅克文学，贝加尔湖域的布里亚特文学，蒙古国的喀尔喀文学，我国的东蒙古文学。特别是从十九世纪初对《江格尔》科学的搜集、整理、出版、翻译、研究工作开始以后，《江格尔》的影响迅速扩大。在我国，它和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并称为中国三大英雄史诗，成为全中国各民族人民共享的精神财富。在世界，它已经被译为俄、德、日等多种文字，为国际众多的蒙古学者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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