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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民族地区的农牧生产结构简述
北方民族地区的农牧生产结构，既受所在地自然资源的制约，又随着这些资源被开发利用而发生变动。据考古发掘，北部和西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基本上是种植业的痕迹。当游牧民族在那里活动时，种植业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畜牧业就是在种植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谓游牧，并非是单纯的畜牧经济，它要有部分种植业来提供饲料和满足人们对畜产品之外的谷类食物的需要。春秋时期，中原华夏族与戎狄诸族是杂居的，华夏族的农业区与戎狄诸族的游牧区犬牙交错。
到了战国时期，华夏族与非华夏族斗争激烈，杂居地的非华夏族大都融合于华夏族。秦汉以后，长城和陇山(六盘山南段)才成为游牧区与农业区的分界线，长城以北和甘青以西是游牧区，长城以南和甘青以东是农业区。历代王朝相继开边和屯田，汉人外迁到北方民族地区的不断增加，北部和西北部的北方民族地区的生产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原来单一的畜牧业经济都发展为农牧结合的经济。游牧区大多是干旱、半干旱气候区，草原和戈壁面积宽广，所以北部和西部北方民族地区大多是以畜牧业为主兼以种植，有的是半牧半农，其种植业到底还是比较薄弱，需要补充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主要是通过互市贸易来取得，牧区原有的城郭，便由加工畜产品和交易农产品手工业品的中心地发展为工商城市。如农牧兼宜的伊犁河畔，西辽时期建置的益离城的街道皆有流水交贯。清朝大力在伊犁屯田，其后多民族杂居的伊犁(今伊宁市)便发展成为北疆的商业城市。又如半牧半农的漠南土默特，明清两朝在那里大兴屯田，当地汉族居民剧增，土默特便成为漠南重要的农业区。新兴的归化城被蒙古语称为“呼和浩特”，意为“青色的城”。而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自农业产生后，大多是以种植业为主的，不过，他们所在的山地丘陵比比皆是，生物资源丰富，其种植业不同于汉族平原地区，除了普遍种植粮食作物外，还兼营林果业或山地畜牧业以及各种副业，形成多种经营的传统。南方少数民族繁多，居住分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尤为突出，可是他们的分布地与汉族及其他民族地区错杂，在民族往来不断加强和交通条件改善后，一些民族交流中心地便发展成为工商城市。如元朝派回族赛典赤治理云南时，押池城(今昆明市)和哈刺章城(今大理市)的工商业竞相并兴。据马可波罗游历所见，押池城“大而名贵，工商颇众”；哈刺章城有外地商人争相而至，“易金而获大利”。北方民族地区出现工商城市，也不能改变那里自然条件所形成的农牧生产结构，但对当地农牧业生产却能超导向作用，那里的城市也就带有民族地区经济的特色。
研究北方民族农业科技史是为探索北方民族农村经济发展道路服务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当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已从传统农业迈向石油农业以至石油农业的改进形态——综合技术农业了。我国汉族平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普遍处在成熟的传统农业阶段，而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技术发展仍很不平衡，除少部分达到成熟的传统农业阶段外，相当多的地方是在解放后才过渡到传统农业的，他们就必须跨越几千年来汉族平原地区传统农业的阶段，向农业现代化跃进，但都离不开原有的农业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每个时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这告诉我们，科学不仅仅是创造，它还需要继承，没有继承就没有创造。不但如此，科学 还具有民族性。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舒马赫在《小巧玲珑》一文中说：“技术这种东西，与那个国家的风俗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是有民族性的。”特别是农业科学技术的民族烙印更为深刻而明显。
研究北方民族农学史，就是要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北方民族农学的优良传统，认识各民族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才能提出切合民族实际的农业科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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