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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国出版的桦树皮蒙文文献 

乔吉

    —兼评《蒙古科学院收藏的从哈剌布罕.巴尔嘎松发现的桦树皮文献》一书

    

     1994年7月2日至27日，德国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研究所在波恩大学既北莱茵州图书馆举办了蒙古桦树皮文献展览。波恩大学中亚研究所k．夏嘉思(K．Sagaster)教授在展览的解说词中向观众详细介绍了举办展览单位所收藏的来自蒙古的桦树皮文书之来龙去脉及其以后的研究打算。通过教授的介绍人们得知，这批桦树皮文献是根据蒙—德合作协议而被运到德国的，并将在德国得到修复和技术处理。在完成这批文献的语文学研究即识读、拉丁文转写、鉴定以及注释以后，它们被将运回蒙古加以保存。德国中亚研究所1993年开始实施此项目，结果在2000年以学界同仁们满意的形式终于在德国出版了。这是世界蒙古学界十分关注的一件重要的学术成果。下面我们所评介的就是这一学术成果。

     不过，在评介这一学术成果之前，我们觉得简要介绍在此之前所发现的桦树皮文献历史情况是很有必要的。

     在蒙古，或者可以说，在以前蒙古人曾经统治过的亚洲和欧洲，桦树皮并不是一种不寻常的书写材料。据出土文物报告材料，1930年，在中世纪属于金帐汗国或术赤兀鲁斯(约1243—1502)领土的原苏联伏尔加河右岸下游，在一座古墓葬中发现了带有装订线的25页桦树皮文献，其中正反面有字的7页即13面写的是畏吾体蒙古文，其它都是畏吾儿文。这些文献是13世纪末的文献。学术界将其称为《金帐桦树皮文书》，亦称《母子之情歌》。此外，1951年以来，曾在诺沃格勒(NOvgorod)先后发现了大量的桦树皮文献。

     1970年由H．普日莱(H．perlee)和E．B．莎符库诺夫(E．B．shavkunov)率领的蒙—苏历史文化考察队在坐落于蒙古国布刺干省南部的达新齐林苏木所在地以西12公里处的哈刺布罕.巴尔嘎松古城遗址中发现了一批不寻常的出土文物。他们在一座高约8—9米的半坍塌的佛塔基座中发掘出1400多块书有蒙古文和藏文的桦树皮。学者们根据桦树皮上面蒙古文字的字型和书写方式及风格认定为这些文献是17世纪前半叶的产物。

     从哈刺布罕·巴尔嘎松古城遗址中发现的这批文献中除了一部分法律文书由蒙古国己故的著名考古学家H．普日莱教授公开发表以外，还有一部分仍在蒙古。这次运到德国的一批桦树皮文献是粘连在一起而成为几乎无法修复和拆开的整块物品。经德国有关专家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修复而还原成可以识读的桦树皮文献了。所有修复工作完成后，对大量蒙文文献的文献学研究才开始。

     桦树皮文献的文献学研究由在波恩大学从事蒙文文献研究的意大利学者伊丽莎白·乔多 (E1isabetta Chiodo)博士完成，并将其研究成果的第一部分在德国威斯巴登公开刊行。她的研究成果名称是《蒙古科学院收藏的从哈刺布罕·巴尔嘎松发现的桦树皮文献》(The Mongolian Manuscripts on Birch Bark　from Xarbuxyn Balga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art 1,Harrassowitz Verlag. Wiesbaden.2000．Asiatisch Forschungen，Bd.137)。本书由序言、导论、原文语言特征、正文、术语索引、参考书目和源文影印件等7个部分组成。正文部分包括110份文献的内容分类、原文的文献描述、拉丁文音写和关键词语的注解等内容。德国中亚研究所著名蒙古学学家K．夏嘉思教授为本书撰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指出，这些文献的写就时间大约在公元1600年左右。尽管幸存的这些文献大部分是残缺不全的，不连贯的，甚至几乎没有一件是完整的，但是，这些文献能够留存到现在，并被发现后终于能够使对此感兴趣的学者和读者看到和了解其内容，仅此一点就值得庆贺。他还指出，这些桦树皮文献的发现和研究对整个国际蒙古学的纵深发展必将带来积极的影响。

     伊丽莎白·乔多博士的《蒙古科学院收藏的从哈刺布罕·巴尔嘎松发现的桦树皮文献》一书中公之于众的文献残片有240件，它们分别属于42种文献，其主要内容有：

     1，皈依佛陀(Itegel yabuYulqu)方面的7篇经文。

     2，祟敬圣观世音菩萨之类经文：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一种缩写本，qutuYtu-tuqongsim budistv-un

    aldarsin dūgūrūgsen neretū sudur nom nigen jǖil—iyer qutuYtu yeke kōlge nom susudur等8篇经文。

     3， 威德金刚颂 (Jalayu boyda yamandaga burqan-tur mōrgūmū ．)1 篇。

     4， 祭祀黄财神经文(sir-a cambala-yin takil bsang，蒙古人所称Namsarai即财神，共6篇)。

     5， 格斯尔汗祭词(geser qaYa-a takimui)，共2篇。

     6， 高僧大德颂：其中3篇是格鲁派创始人“宗(tsong kha pa，1357—1419)大师颂(oroi—yin cimegboluysan jongkaba ócin jalbarimui)，还有1篇是班禅和达赖喇嘛之颂。颂文之后是长篇咒文。

     7， 阿勒坦汗赞歌：这是一部极为罕见的文献，然而遗憾的是只剩下严重破损而无头无尾的一页两面文字。据这两面上所存文字，伊丽莎白·乔多博士正确指出了这是一篇歌颂蒙古土默特部阿勒坦汗(1507—1581)的诗文。据残篇中留存的“Altan secen qaYan minu...sūm-e bariysan qoyitu-yin...[qota-coyi]deledūgsen,ai Altan secen quyan minu：”(我的啊勒坦彻辰汗，…建寺庙后又… 修建[库和好特—乔]，阿！我的阿勒坦彻辰汗…)和还有一段“tala yajar tariy-a tariysan anu…”(平川种植谷物…)等语句来看，诗文中歌功颂德的便是土墨特部阿勒坦汗。

     8， 熏祭用品的来源及其礼仪祭词(ūndūsūn sang,airyun sang)2篇。

     9， 招魂词(dalaly-a)及祭火招词(Yal—un takily-a )4篇。

     10， 借助神力庇佑平安之咒语(ada todqor arilyayci tarni)5篇。

     11， 禳灾劫难之咒语(ūlū bolqu qarsi—yi arilyaqu tarni)2篇。

     12， 历法书：其中共包括了7篇，其实乔多博士所标x B M93-96号文献“erten-u mongY0l-un tōgen-e-yin bicig”(古代蒙古针灸疗法书)，是一部蒙医常用的转统医疗方法的文献，不应该包括在此项里。另外x B M97—99号文献则是择吉月嫁女儿篇和占日月篇，也不属于真正历法，而属于杂占篇之类。

     13， 占梦篇：蒙文为“niyuca jarliy mayui jegūden-I qariyulqu bicig”(镇恶梦符)之类共4篇。

     14， 星占术(ūjelge bicig)方面的3篇和占卜方面的2篇文献。 这几篇都是类似汉族“玉匣记”(qas qaYurcaY)等民俗吉凶日篇相似的文献而已。

     15， “中阴”(bar-do)四部偈文，共9v页。这四部偈文原是西藏佛教密宗名著《bar-dos thos-grol》(译为《中阴得度》，或作《中阴闻教得度》，今有汉译本《西藏度亡经》)正文后的中阴(bar-do)四部偈文蒙文译本，书名称为“jayuratu-yin sudur”。这是一部较完整的较早期的蒙文中阴(ba-do)四部偈文。佛教文献所称“中阴”，是指人的前身已齐，后身未得。就是人在已离人世之后，尚未投生之前这个名为“中阴”的阶段之间听到有人呼唤他的名字，对他读诵这部经典，即可使身在“中阴”境界的亡灵，解除种种“中阴险难”的恐怖，即乃至证入不生不灭的法身境界或报身佛果，以了生死轮回之苦，至少亦可得到上品的化生或转生，以免落入饿鬼、畜生、地狱等三恶道中。这是佛教教义以及微妙密教所作的解释。据西藏人的说法，佛教密宗名著“中阴得度”是8世纪蓬花生(Padma Sambhva)大师创作而成，后匿藏起来，后又被发现的西藏佚书之一。

     以上是德国出版的桦树皮蒙文文献第一辑内容之简要介绍。

     伊丽莎白.乔多博士将这些几乎没有开头结尾的所有残篇加以整理，并分门别类，辨认释读，进行研究和详加注释，的确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缺乏多方面的文献学知识积累和学术素养，就很难想象将这些遭受几百年风雨吹打“废物”重新修复而使之重建天日，为后人们利用。据说，这是编撰者花费7年之久的时间潜心研读和执著工作换来的丰硕成果。

     我们认为，乔多博士的研究工作是极其认真细致的。她对这些桦树皮文献的整理、分类、辨认、通读、拉丁音写、注释以及原文影印等整体过程是科学的，规范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她的这项研究给所有研究蒙古学的学人们提供了有很高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的科学成果是毫无疑问的。当然，正如乔多博士在本书的导论中所提及的那样，为她的这项研究，还有很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者付出了他们的智慧。对此我们不得不敬佩。

     从目前公开刊行的影印件来看，书写文献的基本材料即桦树皮，在规格上不统一，长短宽窄各异，并且书写的字迹、行距、笔体也是不同而繁杂的，这些充分表明，其书写时间不仅有前后之别，书写笔迹也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所有的原文除了桦树皮的两面用黑色墨汁书写的共同特点之外，几乎看不到其相同之处。个别版面上画有方形边框，与我们常见的木刻长条经文的版面极相似，其中个别版面的字迹比较整齐、清晰可辨，可能是削修的木头和竹笔书写的。

     关于这些桦树皮文献成文时间问题。人虽然该书的编纂者亦有17世纪中叶左右成文的说法。对此我们略有不同的看法。依据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多数版面的正(recto)左侧，用蒙文书写了页面顺序号，反面(verso)则无页面标志。然而有趣的是在极个别的版面，例如，xBM22．2r面左侧上有藏蒙文书写的顺序号即gnyis和qoyar(2r)，还有xBM 75.9r面的最后用藏文书写om ma ni pad me him hri等藏文六字真言。除此之外，也发现有些文献开头和结尾处也采用了藏文经典中的传统云头符号菱形四点式句号，所有这些现象充分说明藏文书面文的格式在蒙文书面文中开始有了反映。其次，从这些桦树皮文献所包含的内容也给予我们同样的启示。我们从刊行的原文中几乎不见它的作者和译者的姓名，也没有留下与其写作或抄录有关的背景材料，虽然如此，文中内容较多反映了规劝人们崇敬、供奉、叩拜佛法僧三宝，格鲁派僧人宗喀巴及其弟子达赖、班禅的颂歌为内容的文献本身所传递的信息也证实了它的产生背景。一般来讲，西藏佛教再度转入蒙古后自16世纪末17世纪初开始进行藏文佛典的翻译，尤其土默特部阿勒坦汗和察哈尔部林丹汗时期先后翻译和编纂《甘珠尔》以来，蒙古译经者以西藏译经者为例，在译文的“拔语”中将这部译经的原委作一番交待。这种详略不一的“拔语”，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然而这一现象在所刊行的桦树皮文献中却不见踪影。另外，在行文中几乎没有附加藏文，尤其梵藏文人名、地名、佛教名词术语也很少用专门的阿礼嘎礼(A—1i Ka—1i)字母来转写。凡此种种，说明这些桦树皮文献的形成时间稍早于西部蒙古人开始大量从事翻译佛经活动的即1602—1607年间将《甘珠尔》经全部译出之前。由此我们可以推知，这些桦树皮文献是西藏书面文开始影响蒙古书面文时期的产物，亦即西藏佛教再度传入蒙古地区初期阶段形成的文献。

     桦树皮文献中还有一些是并非直接涉及佛教内容的，如熏祭用品及其礼仪祭词，招魂词(dalalY—a)及祭火招词，各种咒语，历法书，占梦及星占术方面的文献。这一类文献在蒙古，佛教以前和以后都曾存在过。此外，使人感到意外的是土默特部领主阿勒坦彻辰汗赞歌的发现。这篇赞歌虽然只剩残片一页(第6r,v页)，但从诗文的格式及所含内容来看，它似乎是一首记录阿勒坦一生业绩的长篇叙事诗。仅此一点，该残片在蒙古史及蒙古文学研究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新发现而载入史册。

     应该指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单靠掸树皮文献提供的这些零散的线索，准确断定其成文的具体年代固然是很难的，不过，现在公开刊行的这些粹树皮文献毕竟开阔了研究蒙古古代文者们的视野，为进一步的探索提供了宗教、历史、文化和习俗等方面的珍贵材料，包括其语言文字本身，所以我们认为它的主要价值在于此。

     最后，我们对样树皮文献的语言学问题，编纂者的拉丁文音写谈几句大概不会是多余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桦树皮文献的书写方式和风格来看，它同1940年由日本考古学家江上波夫在内蒙古阿伦苏木(Olan Sum-e)发现的蒙文文献(16-17世纪)非常相似。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指出，相比而言，从哈刺布罕.巴尔嘎松古城遗址中发现的这批样树皮文献中，中世纪古蒙古语比阿伦苏木(01an Sum-e)发现的蒙文文献多得多。其中最生动的一列是，在桦树皮文献XBM 97-99中所出现的蒙古月份名称，如，qubi sara(一月，正月)，qujir sara(有的文献也写qudar sara，五月),kōkeler sara(十二月)等月份名称是13—14世纪的蒙古人所用的月份名称。据中世纪所留下的文献考察，蒙古人对一年中的12个月都有专用名称，而并非以现代蒙古人那样以数字顺序来数月份。然而这种月份名称在阿伦苏木(0lan Sum-e)发现的蒙文文献中却不见踪影。此外，上述XBM 97—99号文献中我们同样发现了只是在《蒙古秘史》等中世纪文献中所出现而现代蒙古语中已经不存在的古代词汇，如,kei boruYan (风雨)，yeke bulq-a qatuqulduyan bolqu(大战,大刺杀发生),yertencu degree dayisun bulq-a bolqu(天下战乱发生)，ūyiledcu seregdekū(做而被发觉)等等。从书写方式来看也有一些词汇仍然保存着中世纪的书写方式。

     该桦树皮文献的编纂者所努力的目标是在原文不是十分清晰，甚至有些字句几乎很难辨认的情况下，基本上遵循了畏吾体蒙文字的一个符号能够代表几个不同读音和前后元音 之间的互相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基本规律，因此其拉丁音写基本上是可信的。当然，由个别音节和词句的音写也有较严重的错误，甚至影响了个别文献的整体内容的理解。我们在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在xBM 97号文献的9rv，10rv，11r等页中出现的“﹉nere qudalabasu﹉”这 一词组的拉丁音写，是由于编纂者未理解其词义而单靠其字型的原因造成的严重错误。第一 —个词应该音写为nara，第二个词应该音写成qotalabasu，合起来是nara qotalabasu ,其意为“日饵”，是指日、月周围的光气圈。Nara，毫无疑问是指“太阳”，qotalabasu的词根是名词qota，意为“圈子”，qota+la+basu是由动词词尾+la，再加使动动词词尾+basu构成的，意为“被围起来”。如，jirYuYan sara，nara qotalabasu ebecin kōlcin bolqu(见9v页，六月份太阳被[光气圈]围起来，疾病灾害产生)；duluYan sara,nara qotalabasu gōrōgensūn sibayun olan bolqu(见10r页,七月份太阳被[光气圈]围起来，走禽野畜增多)等等。蒙古族百姓有一句谚语说：“nara qotalabasu nada-du mayu，sara qotalabasu sayid-du maYu”(意为，太阳被[光气圈]围起来，对我不好，月亮被[光气圈]围起来，对大臣不好)。这一谚语中的“nara qotalabasu”更加明确地纠正了“﹉nere qudalabasu﹉”是错误的拉丁音写。虽然伊丽莎白·乔多博士在拉丁文音写方面有所欠缺之处，但她对公开刊行的桦树皮文献的研究是一部成功的杰作，不仅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而且还可以为相同的出土文物的研究提供了样本。我们期待它的第二，甚至第三部分的早日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