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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庋藏的《元朝秘史》诸抄本述略 

特木尔巴根博士

    《元朝秘史》（又作《蒙古秘史》）的写作历时旷久，在蒙古帝国和元朝时

    期，它作为皇家秘籍，被收藏于金匮石室之中，外人未得一见。明朝初期，朝廷为了培养译员，将它拿出来用作语言教材。其原文早已散佚，流传到如今的《元朝秘史》是用汉字音译蒙古语的特殊史籍，与《华夷译语》一并刻行于洪武年间。嗣后，明朝史官充分认识到这部典籍的历史价值，遂将其抄入《永乐大典》第5179——5194卷。在《元朝秘史》的版本流传史上，洪武刻本是最早的版刻，为十二卷本；《永乐大典》抄本又是最早的抄本，为十五卷本。由此形成了十二卷和十五卷两种不同的分卷形式，伴随着学人认知水平的升华以及人文科学的发展，《元朝秘史》在朝野得以广为抄传，创下了我国民族典籍流传史上的最高记录。

    据《文渊阁书目》记载，当杨士奇等奉敕整理、登录内廷书目时，曾见到存有全二部《元朝秘史》的著录，其书当时不在橱中。明末学者王圻、凌迪知、尹耕诸人分别在江南、东北确曾得见此书，并在自己的著述中加以引录。由于他们未曾言及版刻形式，故难于推断其所见是洪武原刻抑或抄本。

    从文献著录的计量学分析结果看，在清代，有关《元朝秘史》的著录最为丰富，抄本也最为繁多。孙承泽在《元朝典故编年考》中谈到在故家得见《元朝秘史》抄本之事，并且将该书最后二卷抄入编年考。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倪灿的《辽金元艺文志》、卢文弨的《补辽金元艺文志》等都曾对十二卷本《元朝秘史》予以著录。除书目、艺文志外，钱大昕、顾广圻、黄丕烈、万光泰诸人还在日记、书札、序跋中屡屡言及所经见的抄本。

    至于抄本，较早流传的为十二卷本。其中有孙承泽经见本、万光泰藏本、金德舆藏本、鲍廷博藏本、黄丕烈藏本、张祥云影抄元椠本等数种。顾广圻于嘉庆十年怂恿对张敦仁借得庐州知府张祥云所藏影抄元椠本，并为之校勘，遂形成了顾校本，嗣后，该书又辗转流传，于清朝末年归盛昱所有。李文田、文廷式从盛昱处各复抄一部，文廷式将自己的抄本赠送给日本友人内藤湖南博士，该国学者那珂通世据此本进行日译，成就了日本国蒙古学奠基之作——《成吉思汗实录》，1908年刊布。民国元年，傅增祥、张元济等访得盛昱藏本，遂将其收藏在涵芬楼，继而影印刊行。此即四部丛刊三编本《元朝秘史》。

    在十二卷本中，喀喇沁亲王府藏本尤为特殊。该抄本并非全本，仅由二卷组成，属于十二卷本之第七、第八卷，集中叙述了成吉思汗创建蒙古帝国基业的重大事件。抄本无序跋题识，清代学者及藏书家的著述中也没有关于该抄本的任何记载。抄本的封面上钤有“喀喇沁亲王”白文篆字印；首页右侧自上而下钤有三枚印章，上方的印文为“御赐天中受秘”，中间和下方的印文分别为“夔盫长寿”、“喀喇沁亲王”。抄本共92页，184面，版式硕大，框高30.1cm，半页宽宽20.8cm。持该抄本与顾校本比勘，基本无异。其中存在的舛误可分为字句之衍文、佚文和错简等二类。据清代文献记载，清内廷曾藏有若干《元朝秘史》抄本。该抄本上的第一枚印章足以表明其最初的庋藏之处在于禁中。“御赐”二字还反映了该抄本由内廷而至蒙古王府的流传轨迹。原抄本虽只二卷，实属《元朝秘史》之精要所在，并且囊括了成吉思汗治军建国的宝贵经验，故尔足资后世借鉴。清朝统治者将它视作“天中受秘”的典籍，珍藏于内廷，颁赐于王公，事实上是对这部史著价值的认定。可以说，这部抄本是一部证佐凿凿的内廷抄本，是唯一可考的蒙古王府抄本，是撷采独特的完古节本，在我国《元朝秘史》研究史、流传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关于十五卷抄本，学界已知者有钱大昕藏本、鲍廷博藏本、张穆抄本等。鲍廷博藏本几经辗转流传，最后由俄国传教士帕拉基·卡法罗夫于同治十一年（1872）购去，携往俄国。1962年，前苏联东方文献出版社予以影印出版。钱大昕、张穆抄藏的原本迄今未见披露。清代藏书家的书目、鉴藏笔记等对《元朝秘史》的抄本及流传情况颇有著录，然经过审慎的考证、甄别，我们发现一些著录或援据他人载记、或仅经见其书而未曾收藏。本人自1986年始在全国范围访寻《元朝秘史》诸抄本，除顾校本、喀喇沁亲王府藏本等十二卷抄本外，还得见数部十五卷抄本。现就这些抄本简述如次。

    1、马玉堂抄本。全六册。单线书框，框高21cm，半页宽13.7cm。卷首有一篇识语。持该抄本与鲍廷博藏本对校，竟得歧异2287处。歧异可划归两类，一是字句之异，二是错简，字句之异中鲍廷博抄本的明显舛误占80%以上。就错简而言，鲍廷博藏本出现三处，即第194节的错简、第237节的夺脱、第272、273节的错简。后两个错简俱见于马本和鲍本。但是，第194节的错简仅见于鲍本，而马本则没有一字一行的误缀和错简，全节完美无缺。

     2、王宗炎抄本。全三册。首页有“钱塘丁氏正修堂藏书”、“晚闻居士”、“八千卷楼藏书印”等藏书印章。该抄本原属浙江萧山王宗炎旧藏，后归钱塘丁丙所有。卷自为页，版心有“元朝秘史卷一”等字样。人名、地名用朱笔直线，正文用朱笔连句。卷八，第194节未出现错简。卷十一缺第237节，卷十四，出现错简，与鲍本同。

    3、孙星衍藏本。全二册。卷首除馆藏印章以外尚钤有“尔耆珍藏”、“张柳泉藏书记”、“孙星衍印”、“伯渊家藏”等六枚藏书私章。抄本版心有“卷一”等字样，卷自为页。卷四结尾书有题记：“嘉庆甲子十一月二十四日从刻本补写讫。”

    卷八，第194节的行段与鲍廷博原藏本有异，卷十一、卷十四的错简与鲍本同。抄本的正文与总译有若干校正文字，笔迹与题记显然不同，表明该抄本行世后庋藏者曾经持之与十二卷刻本进行过校勘。

     4、翁同书藏本。又称广陵抄本。全四册。卷首钤有“祖庚在军中所读书”、“翁伯子”二枚藏书印章。卷首有翁同书手书阮元《<元秘史>十五卷提要》，左侧有翁同书跋文一篇。版心有“元朝秘史”四字，卷自为页。单边红版框，框高21.3cm，半页宽15.8cm。半页十行，行三十字不等，行段大致与鲍本同。凡人名、氏族部落名、地名等俱无连线，版面整洁清晰。笔者取鲍本试校其异，止第一卷，竟得三百余处。除明显的笔误外，二者相比鲍本舛误居多。

     5、瞿镛藏本。全四册。卷一、卷十五钤有“铁琴铜剑楼”藏书印章。卷首有钱大昕《跋元秘史》，分书两页。人名、地名等无连线，板式与翁同书藏本相同。卷八，第194节孙星衍、翁同书藏本同。

    6、屠寄抄本。书名题作《蒙兀儿朝秘史》，据卷末识语，此本抄于宣统元年三月，时屠寄在两江节署之西园。全三册，无序跋文。卷一钤有藏书印章。正文用黄线连句，人名、地名则用黄直线标明。抄本中有若干眉批和注释。行段与王宗炎抄本相同，亦缺第237节。

    道光、咸丰间劳季言（劳格）曾藏有一部《元朝秘史》十五卷抄本，殁后其抄本为陆心源所得。光绪二十年（1894），陆心源病卒，三十三年（1907），其子陆树藩将全部藏书售与日本岩崎氏之静嘉堂文库，劳季言旧藏《元朝秘史》十五卷抄本竟至流落异邦。

    十五卷抄本出自《永乐大典》，在诸多抄本中既有原抄，如张穆抄本，亦有据抄本复抄者，笔误和错简往往导源于原抄本。尽管我们难以断言上述抄本孰为原抄，孰为复抄，但其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这就是涉及到三种抄本中的题记。鲍廷博藏本有两条补写题记，分别见于卷七、卷九。前者为：“嘉庆乙丑元宵从刻本补写讫，通介叟记”；后者为：“嘉庆乙丑二月十一日从刻本补写，七十八叟识。”流传到日本国的劳季言藏本有三条题记，其中一条与鲍本卷七上的题记同，另外两条题记见于卷五和卷六。“嘉庆甲子十二月十一日从刻本补写”；“嘉庆乙丑正月初三日从刻本补写讫，七十八叟记。”现藏我国图书馆的孙星衍旧藏十五卷抄本也有一个题记，谓：“嘉庆甲子十一月二十四日从刻本补写讫。”嘉庆甲子、乙丑即嘉庆九年（1804）和十年（1805），书写题记的是著名藏书家鲍廷博，而且仅仅历时四个月分别在鲍本、陆本和孙本上写下题记。由此可以推知这三个抄本的文献来源是一个，又都经过了鲍廷博的比勘和补写。

    截止目前，学术界援用的《元朝秘史》版本主要有三种，即顾广圻校本、鲍廷博藏本（俗称俄本）和叶德辉刻本。由于顾校本出于洪武刻本，且又经过校勘，所以最为学者推重。然而，与十五卷本对校，仍可发现其中的诸多舛误。整理出一部《元朝秘史》精校本是秘史学同行的夙愿，在《元朝秘史》研究深入发展的今天，此项工作益见迫切，条件也日渐成熟。无庸置疑，在我国庋藏的诸多《元朝秘史》抄本是实现这一夙愿的最重要的的文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