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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宗教信仰/萨满教祭祀、神歌/正文


萨满祭词、神歌的思想内容


    萨满法师使用的神鼓与神槌由于蒙古萨满祭词、神歌的作品基本属于晚近搜集、历经传承变异的历史积淀,其中既有远古的遗存,也有中古、近代的烙印,所以论述其蒙、元前的思想内容,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将积淀中所包含的属于蒙、元前的思想内容遗存概括为几个本质方面,结合对积淀经过初步剥离的作品加以分析介绍。

    一、“万物有灵”和借助幻想的形式支配自然

    在蒙古萨满的祭词、神歌中,自然宗教多神崇拜的观念表现得很突出,不少祭词、神歌,包括一部分祭祀单一神袛的祭词、神歌,都同时要吁请众多的神灵。如具有古老传统的《母马鲜乳洒祭经》洒祭的神袛就有数十尊之多:

    献给告知一切的长生天九十九的洒祭。/............/献给金色太阳两个九的洒祭。/............/献给英雄天神两个九的洒祭。/............/献给汇集溪流的水神满九的洒祭。/所有湖泊满九的洒祭。/............/献给以阿尔泰山为首的富有高原牧场的大地母亲满九的洒祭。/............/献给蓬松神树满九的洒祭。/............

    这里洒祭的高山、大河、湖泊、草场都是古代蒙古人的猎场牧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环境。祭洒的天、日、月、星辰,作为风霜雨雪的来源和时辰方位的标志,也直接影响着古代蒙古人狩猎游牧的生产生活。这一特定的自然环境既是他们生息繁衍的摇篮,同时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威胁和压迫着他们。面对丰富赐予和严重威胁两面性大自然的蒙古人,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认识能力的局限,处于氏族社会阶段的古代蒙古人无法科学解释和驾驭自己生存的自然环境,他们只能拜倒在大自然的脚下,只能在自己有限的经验和思维能力的基础上,按照对人自身的理解来理解周围的大自然,产生以“万物有灵”观念为基础的多神崇拜。生活在天地万物诸种神灵包围之中的古代蒙古人,几乎每做一件事都要祭拜有关的神袛,求得神灵保佑,每一抬手动脚都害怕违犯神灵的禁忌,得罪于神灵。一年四季,月月日日都在不断地向神灵祷告:

    我的天父!祈求您赐给我们吃的食物。/我的天父!祈求您赐给我们穿的衣服。/我的天父!祈求您赐给我们作战的乘马。/我的天父!祈求您把死神赶走。/............

    在明显保留蒙、元前遗存的祭词、神歌中,反映远古蒙古人和大自然关系的内容不外狩猎、畜牧和人本身三个方面,即:祈求神袛赐福,山林富足,狩猎丰收;祈求消除自然灾害,风调雨顺,五畜兴旺;祈求驱除瘟疫疾病,人体健康,人丁兴旺。

    生银般躯体的玛纳罕,/有万万头野生的玛纳罕。/金银般躯体的玛纳罕,/狩猎神主玛纳罕。/珠玉般躯体的玛纳罕。/所以猎兽的神主的玛纳罕。

    这是猎民出猎前祭祀狩猎神玛纳罕时对神袛的呼唤。猎民们按照自己的愿望把幻想中的狩猎神描绘成一个金银珠玉铸成、拥有千万头野生猎兽的大富翁。接着,祭祀者在对这位冥冥中狩猎命运的主宰者虔诚膜拜的同时,明确而具体地提出自己的愿望和请求。

    畜牧业生产的旺季,牧人要祭祀牲畜保护神——即创造幸福的命运之神“吉雅其”。

    据民俗学资料考证,吉雅其最早为创造幸福的命运之神,后来畜牧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以后,吉雅其兼有了牲畜保护神的职能,并主要成为牲畜保护神。吉雅其神职功能这种转化反映了由狩猎过渡到畜牧业的蒙古人希图通过神灵恩赐的好命运获得畜牧业丰收的愿望。由于幻想中的吉雅其天神具有如此重要的职能,牧民不但把他的神像画在皮张上定期祭祀,而且做成翁衮装在羚羊角的匣子里,供在随同毡帐游牧的神车里,以便随时献祭祈祷。

    萨满治病,从设坛、请神、献祭、驱魔、送神,要经历很复杂的过程,其间都伴有舞蹈、歌唱、咒语,而且还要表演和病魔搏斗的法术,这些有可能从精神上缓解病人的病痛。同时某些练有气功的萨满,通过发功也可以对疾病起到某种治疗作用。但从根本上说,请神驱除病魔只是幻觉中的一种活动,对疾病不会有真正的疗效。狩猎、畜牧和人本身三个方面,实质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是古代蒙古社会发展最根本的物质活动。为了多获猎物,人畜两旺,面对艰难自然环境的古代蒙古人只能不断祈求神灵的恩赐保佑,除在狩猎、畜牧和人自身的生产中各自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祭祀、禁忌礼仪和祭词、神歌、咒语外,在祭祀天地、山水、火、敖包、祖先等一系列礼仪中,也都在不断地向神灵重复着这三个方面的愿望和要求。

    从这些祈祷祝愿中,我们一方面强烈地感受到远古蒙古人渴望支配大自然、过富余美好生活的愿望,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他们在当时不可能战胜的大自然面前的恐惧和屈从。同时通过这些祷词中的愿望和要求,也看到了远古蒙古人社会狩猎、畜牧和人自身生产生活的某些具体形貌。

    二、图腾、“苏勒德”崇拜和氏族制的社会关系

    远古图腾崇拜的祭祀礼仪和祭词、神歌虽然已经看不到了,但是在一些狩猎禁忌礼仪的祭词、咒语和萨满世系祖神的请神歌词中,仍然保留着图腾崇拜的明显遗存。如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达尔哈特猎人中传承的猎鹿禁忌礼仪祭词、俄罗斯布里亚特猎人传承的猎熊禁忌礼仪祭词、蒙古国库布苏古勒地区萨满中传承的《公牛诺谚请神歌》、内蒙古科尔沁地区萨满中“白鹰教派”的祷神歌,等等。

    在布里亚特地区,当猎熊者杀死熊,把熊皮剥下来时,对熊祷告说:

    天空有根,/山川有源,/尊贵的天空:/我亲爱的父亲:/子孙孩儿们的用度已经不够,/粉嘴花狗也饥渴瘦弱支持不住。/不要龇牙咧嘴,/不要威胁吓唬,/温顺安详地赐予,/我们希望分享的福禄。

    猎熊者把熊称为“亲爱的父亲”、“尊贵的汗父”,把自己称为熊的子孙孩儿,表现出典型的图腾亲属观念。它们一方面把凶悍的熊当做图腾崇拜,一方面又不得不猎杀它,穿它的皮,吃它的肉,所以向熊赎罪,祈求熊宽恕并赐给自己福禄,进一步表现出食图腾制的观念和仪式。

    在蒙古社会的图腾时代,也就是蒙古萨满教的早期阶段,一个氏族信仰一种图腾,一个氏族也只有一个萨满。只有氏族萨满能代表全氏族和本氏族的图腾神对话,也只有氏族萨满有权主持本氏族的图腾祭祀。所以,图腾神必然成为最古老的萨满世系祖神。

    由于从原始图腾到旗纛 “苏勒德”的演化在蒙古氏族社会彻底分化瓦解的蒙、元以前早已完成,所以,“苏勒德”崇拜也具有明显的氏族性质。在《蒙古秘史》等历史文献中,旗纛“苏德勒”被看作氏族和部落的标志,对于旗纛“苏德勒”的祭祀具有激励本氏族、本部落全体成员的士气,压倒敌对氏族、部落的威风的性质。这种性质在比较晚近的鄂尔多斯地区的“苏德勒”祭祀中仍然表现得十分突出。如十三年一度的龙年黑纛威猛大祭,由于传统的对敌作战的背景,祭祀的礼仪和祭词都异常威猛雄壮。首先,参加祭祀者必须是本氏族的男性,严禁异族人参与。其次,献祭的供品必须是公畜,即公驼、公马、公牛、公绵羊、公山羊,称他们为“五雄”。还要把作战的弓箭刀矛摆上祭坛。第三,仪式中要用两个象征性的被惩治的敌人——一只黄额绵羊和一只白脊黑山羊进行血祭。当主持血祭的“嘎布舒尔庆”用宰杀的黄额绵羊头的上下巴将掺酒的牲血迎面溅到“苏勒德”上时,专祭“苏勒德”的达尔哈特开始念诵祭词:

    十月十四日,/向那/外海的彼岸,/日出的东方,/花毛腿的/外翻唇的/著白鞋的/哈日黑特德脑袋上,/倾倒所有的灾难。/哈哈!哈哈!哈哈!

    随着呐喊声,两只洪声烈号呜呜吹响,四位手抓“苏勒德”的“丞相”将“苏勒德”在祭桌上连捣三下,使“苏勒德” 的缨子炸开......这样大同小异反复三次。当第三段祭词念完,洪声烈号第三次吹响的时候,栓在离“苏勒德”八十一步远的白脊黑山羊被用矛头当场捅死,两位袒胸露背的英雄将祭纛的牲血喝下去,参加祭祀的人蜂拥而上,抢食堆积如山的胙肉。

    因为鄂尔多斯和成吉思汗祭奠连在一起的黑纛威猛大祭以圣主成吉思汗对宋朝的用兵为背景而定型,所以黑纛成为“全体蒙古”的象征,祭词突出了蒙古和宋朝的矛盾。根据《蒙古秘史》等历史文献记载,这类祭祀所针对的具体敌人不同,祭词也往往不同,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联系历史文献记载,结合比较稳定的礼仪形式观察,“苏勒德”崇拜和民族制度的关系以及“苏勒德”威猛祭祀的氏族复仇性质是很明显的。

    三、最高神“长生天”和阶段分化的加剧

    当蒙古社会开始阶段分化以后,人和人之间的阶段对抗也逐渐成为一种不可理解不可战胜的巨大力量压在远古蒙古人的头上。同样,远古的蒙古人也只能屈服于这种压力。于是,氏族社会阶段的自然神又增加了一重社会属性,被仿照蒙古社会的等级制度划分出最高神“长生天”和二级神“九十九天”等,成为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双重偶像。具有蒙古萨满教神谱性质的《九十九匹白骏之乳祭经》开篇即颂道:

    向那统辖一切的/至高至圣之苍天,/将这九十九匹白骏之鲜乳,/作九十九的洒祭。/愿慈祥地光临,/欣喜地关照,/将那非凡的谕旨赐予。

    蒙古氏族社会的分化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经历了很长的历程,其间既有缓慢的量变,也有剧烈的质变。萨满祭词、神歌通过祈祷、祝福、诅咒反映这一历史过程和变化,主要表现为祈求惩恶扬善、希望人间公道,祈求社会安定、希望安居乐业等愿望要求。

    由于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的出现,一部分人的贪欲滋生膨胀起来,见利忘义、危害别人的事越来越多,“害人虫的血口”、“贪心者的剑锋”、“魔鬼般疯狂的残害”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特别是那些“怀抱中的婴儿”、“成长中的幼畜”、无力保护自己的弱者,更是经常受到伤害。面队弱肉强食、野蛮残酷的显示人生,在远古蒙古人无阶级的善恶是非观念中渐渐渗透了奴隶制的阶级内容。但是,他们既无法解释更无法摆脱社会降临到自己头上的种种“邪恶”和“罪恶”,只有祈求神灵惩恶扬善,主持公道。

    偷盗是伴随私有、私有观念出现的最早的罪恶之一。〈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巴阿秃儿去逝后,他们孤儿寡母处于家景艰难之时,家中仅有的九匹马中的八匹被盗马贼偷去,顿时给全家生活带来了很大困难。当成吉思汗在好友孛斡儿出的帮助下把马追回时,母亲和兄弟们都一少扫愁容,“好生欢喜”。可见,在蒙、元前盗马已经是危害游牧民生活很突出的一种罪恶,所以萨满族祭词中对惩罚盗马贼有专门的祈祷。

    比之偷盗,外部族的掠夺具有更大得多的危害,被掠夺的氏族部落,不但反抗者要遭到残酷的屠杀,牲畜财产被洗劫一空,而且被俘虏的妇女儿童要沦为终身奴隶,子孙后代永世不得翻身。所以,祭词中祈求惩罚强盗掠夺的祈祷也更多。

    随着阶级分化的加剧,逐步登上统治地位的奴隶主贵族阶级,为了掠夺更多的草场、牲畜、奴隶,为了占有和攫取更高更大的权力,不断发动和挑起部落战争,到蒙古氏族制度即将崩溃的晚期,整个社会不可避免出现了“天下扰攘”,“人不安定”的动荡局面。所以,祈求社会安定,盼望安居乐业就成为萨满祭词回环往复、不断 祈祷的一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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