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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远古民歌——《札木合的战歌》 这首歌出出于《蒙古秘史》第三卷106节。羽翼未丰的贴木真遭到三姓篾儿乞部的袭击，夫人孛儿贴被掳走。贴木真请求义父王罕和札木合安答联合出兵，向三姓篾儿乞复仇，救回孛儿贴夫人。札木合和王罕各自同意出两万骑兵，分别人左右翼帮助贴木真进攻三姓篾儿乞。就是在这时，《蒙古秘史》作者通过这首歌表达了札木合信守诺言，与三姓篾乞决一死战的决心。歌词汉译如下：
我祭了远处飘飘的大囊
我擂响黑牦牛皮幔的战鼓，
我骑上黑色的快马，
我穿上铁硬的铠甲，
我拿起钢做的长枪，
我扣好山桃皮裹的利箭，
与合阿惕——篾儿乞惕，
上马前去厮杀。
我祭了远处飘飘的英头，
我敲响犍牛皮幔的战鼓，
我骑上黑脊的快马，
我穿上皮绳系成的铠甲，
我拿起有柄的环刀，
我扣好带箭扣儿的利箭，
和兀都亦惕——篾儿乞惕，
拼死前去厮杀！
《蒙古秘史》中这段文字蒙文原文的音韵格律比《翁吉剌惕歌》复杂，除每句字数基本相等，每段都押头韵外，每一段的前六句都以“我”结束，形成尾部同构（蒙文原文“我”字在每一句句尾）；中间四句句法结构相同，相同位置上的词意相近或相对，形成对仗。这显然经过《蒙古秘史》作者的润色加工，但是它和《翁吉剌惕歌》都具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特征，即第二段在不同的头韵上重复第一段的意思和音韵结构，形成复沓。一般说，这是音韵格律方面民歌和祝赞词，因为原文除鼓乐伴奏外没有理到曲调等其它根据，所以不好判断。但属于祭旗出征一类的誓词，无论是歌唱或朗诵，从根源看实际是一种东西。
由于《蒙古秘史》中的这段文字是以札木合这个历中人物的个人誓言出现的，而据有的学者考证，札木合这位将军娴于词令，具有即席口占的才能，再考虑到《蒙古秘史》中不少诗歌是《蒙古秘史》作者模仿民歌创作的作品，所以，在判断这段文字是札木合的即席口，还是民间流传的作品，抑或是《蒙古秘史》作者的创作，进而确定这段文字是一段什么体裁形式的韵文的问题上，就产生了分歧意见。有的形究者认为，这段文字属于古代蒙古人使节往来中以韵文传指令信息的那种“寄语诗”的范围，是札木合通过合撒儿、别勒古台二位使臣转告贴木真和王罕的指令。有的形究者不否认这是札木合转告贴木真和王罕的话语，但同时认为这不是一段通常的话语，而是一首战歌。至于这首战歌是札木合的即席口占，还是民间流传的作品，抑或是《蒙古秘史》作者的创作，未作出判断。有的研究者在第二种观点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认为这首战歌是《秘史》写作之前就已经流行于蒙古军队之中的民间口头作品，属于民歌的范围；《秘史》作者在创作中像采用其他一系列民间口头作品一样，将这首歌自然地融进了自己的作品中。从现代写作常识出发，直观地研究《蒙古秘史》的行文，似乎第一种观点最合乎情理，第二种观点也比较稳妥。但是从历史的观点为观察问题，充分考虑到《蒙古秘史》作为蒙古族历史上的第一部书面作品，在写作素材和写作手法上大量采用了此前生产和积累起来的民间文学遗产品税一重要特征，第三种观点才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正如研究过大量蒙古古文献的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包括《蒙古秘史》在内的蒙古文献记载说明，十三世纪前后，在蒙古各部落存在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出征歌、战歌、军歌。能征惯战的蒙古人出征前要在蓬松树下祭旗，祈祷长生天保佑，诅咒敌人灭亡，擂响牛皮大鼓，唱歌跳舞，以示战斗的决心。两军对垒，一场生死搏斗将展开时，“种种乐器之声及歌声群起……弹唱久之，迄于鸣鼓之时，两军战争乃起”。战争结束，“以布饰树，率其士卒绕树而舞”，这种欢庆胜利的战争舞蹈，也必然会伴有威武雄装的军歌。每一个部落，每一次战争，出征前，战争中，战争后所要唱的这一类出征歌、战歌、军歌，在当时部落长期混战的时代，其数量肯定是相当可观的，很自然，如此大量的出征歌、战歌、军歌的存在，为《蒙古秘史》创作采用这一类歌曲提供了深厚的客观基础和充分的可能性。
从《札木合的战歌》这段文字本身所展示的思想内容看，具体陈述了祭旗、擂鼓、乘马、披甲、提枪、搭箭等一整套军队出征的仪式和准备活动，最后喊出了和敌人“拼死前去厮杀”的誓言。这些词句，正如有的研究者所分析的那样，很自然地会使我们联想到蒙古族英雄史诗中描绘将军披挂出征的那些套语，如果说从这段韵文中抽去“与合阿惕——篾儿乞惕，上马前去厮杀”、“和兀都亦惕——篾儿乞惕，拼死前去厮杀”两句，其余的词句用在蒙古古代战争描绘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这不仅说明这段韵文是古代蒙古军的战歌，而且说明这些词句是来自民间，即使经过《蒙古秘史》作者的加工和再创作，也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民间的原貌。
应该看到，在汉时新兴的游牧贵族阶级作为时代的英雄，跨上战马，纵横草原，成就霸业的时代，在部落首领的意志就是部浇成员的意志、军事统帅的精神就军队士兵的精神的时代，那些为部落战争鼓舞士气的出征歌、战歌、军歌，除去有一部分可能是主持祭旗、祈祷仪式的萨满所创作外，大部分都是部落首领和军事统帅们创作的。《蒙古秘史》每105、106柄袋子所叙述的贴木真派使臣和札木合订立盟约、札木合同意出兵、宣喻誓言等情节，从某种意义看，正是反映了出征歌、战歌、军歌创作的实际过程。但是，在当时没有文字的情况下，这些歌不管是谁创作的，只能靠口传心授，在传唱中，传唱者必然会根据不同的战争、不同的敌人、不同的时间地点改变唱词和曲调。所以，这些歌曲最终只能是集体的创作、部落的财富、民间的作品。
听过民间艺人演唱蒙古族英雄史诗将军披挂出征段落的读者，对这首战歌的艺术感染力会有更加亲切的体会。押头韵，再加上尾部同构，中间四句对仗，在民间艺人的琴弦上必然会加快节奏，形成一气呵成、铿镪有力的联诵；在这种联诵中出现的形象，就会像电影中的快切镜头一样，在飞动闪现中造成紧张激烈的战斗气氛，把人们带入大漠南北的古战场。
但是这种歌，在十三世纪主要不是供人们欣赏的艺术品，而是为战争服务的精神武器，是战斗的金鼓，冲锋的号角。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十三世纪前后，在蒙古人对内对外的战争中战争服务的战歌曾经十分繁盛，成为当时蒙古民歌中一个重要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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