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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时期蒙古族纺织生产的发展及其政策 蒙古族在成吉思汗等首领的统率下，逐步统一蒙古各部，公元1206年建立大蒙古国，又先后灭西夏、金、南宋和中国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实现全国的大统一，公元1271年建立大元王朝，公元1368年为明朝所取代。
蒙古族原来以游牧为主，社会发展尚处于早期奴隶制度的阶段，加上战争时期，所到之处，杀戮、掠夺，变耕地为牧场等等，使宋、金、西夏地区比较发达的社会经济一度遭受严重的破坏。但同时，大统一结束了唐末以来的战乱、割据状态；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行省制和土司制；广建驿站交通和屯田；及时纠正错误政策，注意恢复、发展生产等等，使社会比较安定，加强了各地区、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这对发展生产，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都较为有利。例如，在多民族地区的云南建立行省之后，推行中央的政令、制度，兴修水利，屯田兴农，整肃吏治等，使云南地区“吏治文化，侔于中州（（元朝）李京：《云南志略·云南总叙》、《说郛》本）。社会生产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对一些原来极其原始的民族，为他们”制衣冠袜履，易其卉服草履“（（明）张洪：《南夷书》，天一阁藏本抄本），传入了纺织技术，开始了纺织生产。
元朝建立前后，比较重视农桑生产，“世祖即位之初，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有了明确的认识，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以贯彻执行。例如，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二、三年，至元七年、九年、十年、二十二年、二十五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大德元年、十一年，延祐三年、五年和致和以后，都诏令选拔农官；成立劝农机构；官吏要以劝课农桑为己任，为考绩升降官职的主要根据；罢“妨农之役”；禁军卒“纵畜牧伤其禾稼桑枣”；规定“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可改种榆柳）；每50家成立一社，社长的主要职责是教督农桑之术和检察勤惰，抓好农桑生产；诸部族兵—探马赤也要“随处入社，与编民等”，也要从事农桑生产；推广苗好谦的种桑法律；命人编辑《农桑辑要》和《栽桑图说》（苗好谦撰）二书，颁行天下，传播比较先进的农桑生产技术等（《元史·食货一》。《通制条格》。《续通志》，卷五十八，万有文库本。魏光焘：《蚕桑萃编》，卷一）。上述政策措施，促进了农业和纺织业生产的复苏、发展，这从历年租赋收入的“丝料”（按：元代的租赋由收绢帛改为收丝料）的数量可以看出来。例如，中统四年（公元1263年）收入356086千克，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收入526613千克，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收入549422千克（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143—144页，丘麓书社，1983年）。由此可见，收入逐年增加，60年间增加1/2以上。这也反映了生丝产量的增加趋势和大概的比例。
元朝也重视发展棉花生产—颁布了劝种棉花的诏谕（刊于《农桑辑要》卷二）；设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等处木棉提举司；元贞二年，“始定征江南夏税之制。于是秋税止命输租，夏税则输以木棉布绢丝棉等物”（宋濂等：《 元史·食货一》，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以棉花充当赋税等，对于促进棉花、棉布生产的发展和我国防止原料、纺织品的换代都起了积极作用。
官府纺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蒙古统治者在对各国和国内各地区的征战中，十分注意保护、搜刮各种手工业工匠，不许杀戮，并大多集中起来作为官府匠户。例如，窝阔台汗八年（1236年），括中原民匠得72万户；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籍匠人42万户；至元二十四年，有括江南诸路匠户，把很多南方工匠迁到北方的涿州、弘州、邢州等地，专门从事织染生产。又从欧洲、西亚、中亚俘掠很多工匠，全部集中到官府手工业作坊去（《元史·直胱儿传》。《元史·何实传》等。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140-141页。）。这种政策在当时战争的情况下，有好的一面，即保护了手工业者和手工业，便于发挥集约劳动的优越性—规模大，分工细，要求严，又便于各国各地纺织工匠直接进行技术交流，有利于发展高级纺织品生产，提高技术水平和质量。据（明）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六记载：“元时下大理，选其工匠艺高者禁中。至我古国初，收为郡县，滇工布满内府。今御用监供用库诸役，皆其子孙也。”这个材料明确无误地说明少数民族在发展纺织业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在俭俭州(今新疆西南部柯尔克孜族住牧地区)有“汉匠干百人居之，织续罗锦绣”。汉族工匠对发展民族地区的纺织业做出贡献。当然搜刮工匠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匠不离局”，生产条件极差，束缚了手工业者的积极性，妨碍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对于这两个方面要正确对待，有些著作只强调其束缚、压榨、摧残、破坏的一面，是不公允的。
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元朝政府利用这大量的工匠，在各级、各地政府机构中设置了很多掌管纺织染的提举司和局、院。特别是至正元年在苏州平桥南设织造局，开创了元、明、清三代在江南设置织造局的先河。
此外，蒙古贵族、官僚富商、寺庙等也利用这些工匠开办纺织作坊和工场。
这些官私工场、作坊利用各国、各族工匠，既生产自己需要的高级奢侈品，又可出卖赚钱，从而客观上促进了纺织技术的提高和纺织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织金技术空前广泛使用，毡厨生产比前大有发展，纺织品品种多、产量高等等。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就亲眼看到，当时的汗八里大城(今北京)，“用马车和驮车载生丝至此处的，每日不下一千起。金丝织物和各处生丝织物有极大量的制造”(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卷二，第四版，商务印书馆，1984。)。
随着民族大迁徒和屯田的兴起，有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逐渐开始有了农业和纺织业，或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如：
蒙古族地区原来主要从事毛纺织生产，现在谦州等地也设置续锦绣罗等丝织品的工匠局，生产比较复杂的丝织品。
新疆等地的畏兀儿人原来就能从事毛、棉、麻、丝纺织，并掌握了织金技术。到元代时进一步发展，别失八里、哈刺和州、斡端等地成为著名的纺织中心。别失八里还专门设局织造御领袖金锦纳石失，并出现了著名的农学家鲁明善。鲁明善，讳铁柱，其先为“高昌令族”。元时“连领六郡，五为监，一为守”(指安丰路、太平路、池州、衡阳、桂阳、靖州)。他复聋农桑为书，以教人，并“亲劝耕稼”(虞集：《靖州路达鲁花赤鲁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四部丛刊初编。成功允：《太平路鲁总管德政碑》。)，延祐年间，他在出监寿郡(今安徽寿县)时，撰写、刊印了《农桑衣食撮要》一书，共2卷，按十二月令，把与农桑衣食生产有关的注意事项写在上面，对于宣传、劝课农桑起了一定的作用。回回人扎马刺丁率领工匠织造织金锦，也做出了贡献。
西藏地区从唐末以来几百年间处于“种族分散”、“无复统一”的状态，到元朝时才统一起来，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稽稳”和“蕃呢”织造精细，成为上贡和贸易的佳品，很受欢迎。
云南地区，元代时有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张立道在大理传授养蚕植桑技术。回回人赛典赤瞻思丁任云南平章政事时，也传播桑麻种植等技术，都再次推动丝织业的发展。傣族先民金齿白夷就有比较发达的蚕桑丝织业和毛纺织业。白蛮、罗罗的毛纺织业是衣被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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