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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伯族的萨满教 锡伯族的萨满教
大多数学者认为,锡伯应源于汉魏时期的鲜卑，当大部分鲜卑人南迁黄河流域并建立国家政权，最终融合于中原各民族的时候，还有少数鲜卑人一直留居在嫩江、松花江和绰尔河一带，保持着固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部分鲜卑人就是今日锡伯族的先民。我们即采用这种说法。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锡伯人被满族统治者编入八旗组织之内，此后被迫进行了一次次迁徙。康熙年间，一部分锡伯人被南迁到今天辽宁省的沈阳等地驻防。乾隆时期又有部分锡伯人被迫西迁新疆伊梨，从此形成今日锡伯族分居东北、西北两地的格局。南迁到辽宁锡伯人与满州八旗兵丁一体披甲耕田，他们在社会制度、经济形态和思想意识等各个方面与当地满族已无很大差异。而西北地区的锡伯人，亦即现今居住于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锡伯人，却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保留了比其原籍地方族人更多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现在一般都将锡伯族归入西北民族论述，所以我们不拟在此过多花费笔墨，只想就其信仰特点构画一个粗略的线索。
作为鲜卑后人的锡伯族，其萨满教信仰十分普遍，一直保留到解放初期。锡伯人虽然居住分散，但全国各地的锡伯人，却有着共同信奉的神灵：“喜利妈妈”和“海尔堪玛法”。“喜利妈妈”是锡伯人供奉的女祖先，她很象满族供奉最普遍的“佛多妈妈”，也是信仰中执掌生育的子孙娘娘。“喜利妈妈”的象征物是一条两丈余的丝绳，上系小弓箭、小靴鞋、箭袋、摇篮、布条等物，还有猪或羊膝骨以表明辈数。凡添一辈人，则在丝绳上加一膝骨；如添一男孩，就在上面拴一小弓箭，添一女孩则拴一根布条。可见，“喜利妈妈”还起着承续族谱的作用，颇有结绳记事的古风。锡伯族供奉的男祖宗称“海尔堪玛法”，他的神位供在室外，是一幅画在布上的男人坐像。有人认为他是保护牲畜的神灵，因此将良马献给“海尔堪”面前。对这两位祖先的祭祀，在乾隆朝锡伯族西迁之前就已固定下来了，因为在传说中提到，锡伯人西迁时是带着这两位祖神上路的：
精心装好吉祥的喜利妈妈，
菩萨保佑子孙繁衍生殖，
裹好造福的海尔堪玛法，
福神保佑六畜兴旺丰颐。
近年来，一些致力于锡伯族研究的学者，受到鲜卑石室嘎仙洞考古发现的启示，探寻到锡伯人中保存的不少与鲜卑相同的习俗。诸如，每年大年三十，锡伯人要将“喜利妈妈”拿出，在屋中从西北角拉向东南角，挂上一个月，直到二月初二才将它收起装进一个三角形纸装里，放置在供版上。对此习俗，锡伯人有两种解释，一是说，他们的祖先最初生息、繁衍在大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中，逐步迁向南方的嫩江、松花江地区，“喜利妈妈”的悬挂方向，正是锡伯人迁出森林的方向。还有一说，认为这是源于嘎仙洞的鲜卑祭祖方式，嘎仙洞的东南角上部凿有小耳室，据推测是天神龛，西北角又有人工开凿的斜洞，与“喜利妈妈”的挂向一致。（吴扎拉·克尧《抚顺锡伯族社会历史调查述略》，载《锡伯族史论考》）除此之外，锡伯族家庙使用过的水缸上，绘有似狮非狮、似狗非狗的神兽图象，有人推测说，这便是早年指引鲜卑人走出深山密林的神鹿，即所谓“鲜卑部落带”。
辽宁省抚顺的锡伯人除供奉“喜利妈妈”外，还供奉祖匣和天地神（亦称天地爷），天地神袛是用纸做的，写着天地神位，供在外墙东部靠山墙之处。先往墙里挖出一个长4寸、高1尺5寸、深4寸的竖长形洞，然后在上面用砖延伸出来，构成小庙形状的檐子。有人推测说，这也是导源于嘎仙洞的祭祖方式，它与嘎仙洞内的天神龛，颇有相通之处。
至于锡伯人供奉的祖匣，与满族供奉的祖宗匣子显而易见是同一种祭物，只是形制较为古朴。内装两个用木条拼成的人形物，缝在一块蓝布上，意谓锡伯人的两位女祖宗。也有些锡伯人家在屋里供祖先像，是为一块二尺见方的黄布，左面有两个并列的布制人像，据说是男祖先，旁边是两个用马尾编成的女人像，意为男祖先与两女成婚，右面并排露出五个男人头，代表他们的子嗣，据说他们的后代繁衍下来，就是现在的锡伯人。这种画像神，与我们前面谈过的鄂伦春人、鄂温克人、达斡尔人所供奉的“舍卧刻”，可能是同类性质的祖先崇拜的象征物。
编入八旗以前，锡伯人的一些部落曾长期归属于科尔沁蒙古，因而受到喇嘛教的强烈影响。入旗以后，清朝统治者主要基于军事上的需要，百般限制锡伯人信奉喇嘛教。加上锡伯人在八旗内与满族旗人长期共同生活，相互影响，所以其信仰显示出与满族趋同的迹象，较为突出的是对狗的禁忌：锡伯从不打狗、吃狗肉，也不把狗卖给别人。不过，喇嘛教在锡伯人中间的影响始终迁延不绝。东北锡伯人除供奉“喜利妈妈”、祖宗匣子外，往往供佛，那种供佛用的供架种子与他们同居一地的满人家中是见不到的。沈阳锡伯族家庙—太平寺，其实就是座喇嘛教寺院，除供奉三世佛和黄教始祖宗喀巴外，还供奉秘宗的五护法。此外，锡伯人宗教也接纳了不少汉族的神灵。各民族的神灵在锡伯族的宗教信仰中混杂并陈在一起，形成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信仰体系。
锡伯族萨满教有非常严格和独特的新萨满接替老萨满的仪式，特别是“上刀梯”，但这些仪式在东北几近绝迹，故此处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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