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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语言文学的发展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 蒙古族语言文学的发展，是与中华各民族特别是北方各民族的联系是分不开的。语言作为人类的活动形式之一，以它思维存在最重要的形式和人们交际的主要工具，被列入广义文化之中，以它思维与交际功能，服务于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语言--文化，中间需要一个媒介，这就是人类的社会活动。人类的一切活动，通过语言被表现出来，构成人类的文化。语言以它口头和书面形式，被列为狭义文化之列。每一种语言文字，以它独特的语言、词汇、语法形式，构成一个具有固定的、约定俗成的、有别于其他语言文字的闭守体系,又具有它自身的民族系统。语言的口头形式是书面形式的基础，书面形式保存和丰富口头形式。口头和书面形式相辅相成，推动整个语言的稳定和发展。语言的书面形式，主要指文学语言。就语言自身来说，它的稳定和发展，主要依赖该民族文学的语言发展。语言--文学艺术，中间也需要一个媒介，那就是社会生活。社会生活通过语言文学得以艺术的反映，便构成了该民族的文学艺术。由此可见，无论语言--文化的循环系统，还是语言本身的发展系统，都以社会活动为基础，都离不开人们--各民族的社会交往。一个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体现该民族社会交往的轨迹。蒙古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正体现了这一规律，体现了古代蒙古民族与北方各民族间社会交往的轨迹。
十二世纪后，蒙古各部扩散到了蒙古高原，首先接触到的是高原先民--突厥各部。在同突厥各部的交往中，蒙古语族各部中，有的早已借用来源于闪含语系粟特字母的古突厥文字，记录自己的部族语言了。十三世纪初，在蒙古各部的统一战争中，通过乃蛮人用畏兀儿字母拼写蒙语，创制了蒙古族的古代文字。从此蒙古语族有了统一的文字。
蒙古族有了统一文字后，文化教育事业就逐渐发展起来。当时主要教材是畏兀儿和汉族的经典著作，主要教授内容是畏兀儿体蒙古语言文字，为蒙古民族培养出了一批批精通蒙、畏、汉等语言文字的人才。从传统的口头文学--英雄史诗、颂词赞歌、民谣谚语，到书面的史学、文学作品《蒙古秘史》《阿勒坦德卜特》等，无一不是以优美的语言--韵文或散文以及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塑造了蒙古民族的英雄形象，集中反映了蒙古族的社会生活。这一时期正是蒙古族文字语言的起源阶段。
蒙古族书面文学作品，不仅保存和丰富了蒙语词汇，而且为研究蒙语提供了方便条件。畏兀儿体蒙文有20个字母，每个字母有字头、字中、字尾三种形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当时蒙古社会的需要，但字母还不完备，书写又不规范，对蒙古语言文字的普及与完善，对文学创作的发展都不利。因此，蒙古族知识分子，精心研究了当时的书面蒙语，进行了大量的改进和规范工作。最早研究蒙语文并有著作的学者贡嘎扎拉散。他在十三世纪中叶，就著有《心箍》。继贡嘎扎拉散这后，研究蒙古语言文字成绩最显著，影响最大的学者是彻基斡色尔。他在贡嘎扎拉散研究的基础上，十四世纪初，第一次整理归纳出蒙古书面语语法《心箍》，又被译为《蒙文启蒙》，首次确定蒙文的元音为七个字母，分阳性、阴性、中性三类，并提出了不少新的拼写规划。彻基斡色尔不仅为蒙古语言文规范化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为蒙古族语言文学的发展开拓了道路。蒙古语言文字在经过不断的改进和一些学者专家的研究，逐渐在形成完善的语言系统。
在十二世纪以前，蒙古诸部大部分信仰原始宗教萨满。在蒙古族的口头文学中，萨满教的教义、仪式都有所反映。如狩猎、出征前，请萨满的“别乞”占卜吉凶，出征时对天盟誓；祭火、祭敖包的唱词及英雄史诗中，也都有萨满教的内容。十四世纪后期开始，西藏的黄教大量传入蒙古地区，随着出现了大批喇嘛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一般都精通蒙、藏、畏等多种语言文字，翻译介绍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和梵藏文学作品。在客观上，佛教活动成为蒙古族吸收梵藏文化的重要媒介，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蒙古族的文学艺术。宗教与文学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宗教作为人类童年时代的生活、思想及信仰，它的内容、仪式或形式，都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也是人民群描绘生活，陈述愿望的工具之一。但是，在阶级社会中，宗教被统治阶级利用并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结合着现实生活而给文学艺术以影响。这就把宗教变成了人为的宗教，把文学艺术对生活的真实的、积极的反映，变成了错误的、颠倒的反映，并利用文学艺术形式，扩大了神的影响，使人相信神力而不相信自己。这是宗教对文学艺术的消极影响。十四世纪以后，蒙古族的文学艺术受佛教文化的影响比较深而广，但它毕竟不等于宗教文学，它是蒙古族人民在自己传统的基础上，吸收梵藏文化的再创造，是蒙古族文学艺术的组成部分。
佛教经典的翻译介绍，不但传播了梵藏文化，一定程度上繁荣了蒙古族的文学艺术，而且整理和保存了大量的蒙语词汇，改进蒙古文字，使蒙古语言文字有了更高的新发展。
自古以来，蒙古族就有学习和使用汉语言文字的传统。十三世纪后，诗歌、散曲、杂剧、散文、小说等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都有蒙古族汉文著作家。著作留传至今的有：郝天挻的《云南实录》、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锡珍的《喀尔喀日》、《台湾日记》、《朝鲜日记》等，其中诗歌创作尤为显著，虽然大部分都已散失，但留传下来的仍达上千首。蒙古族知识分子不仅直接用汉语言文字进行创作，而且还能用汉文转写蒙语，保存和传递了蒙古族一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流传下了许多的语言文字及与相关的语法拼音。十八世纪后，精通蒙、汉、满、藏等语言文字的蒙古族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他们博览群书，他们熟悉历史，研究蒙、汉古典文学，翻译和介绍了不少汉文典籍。从满译本译成蒙文的名著有《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除译文外，还写了四十篇回批，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这一时期，在汉族文学艺术的影响下，蒙古族的文学艺术有了新的发展。蒙文著作除传统的史诗、颂词赞歌、民谣等形式外，产生了长篇小说，演义小说。
文学创作的新发展，为稳定和发展蒙古族语言文字创造了有利条件，蒙古族学者中研究和改进蒙古语言文字的人越来越多，著作也越来越丰富了。十八世纪初，阿拉善旗的布金巴大喇嘛丹津达格巴著《蒙文启蒙续编》，首次归纳出了蒙语名词的八个格。十八世纪末叶，阿拉善旗的拉仁巴大喇嘛阿格旺丹德尔著有《语言的修饰》，对名词格的附加成分及其读音、用法作了详细的解释。这两部著作，使蒙古书面语语法更趋于完善。大清国建立后，蒙古族学者奉命用蒙文字母拼写满族语言，创制了满文。后来，满族学者给新创制的满文，增加点圈使标音趋于完善。由此，蒙古族学者得到启发，给蒙文也增加了一些点圈，因而蒙文字母的标音更清晰准确了。此外，蒙古族学者还收集整理了蒙语词汇，编辑的辞书有赛尚阿的《蒙文汇书》《蒙文晰义》；集体编写的大型辞典《蒙文注解辞典》等。1828年，正黄旗的敬斋公和他儿子合编的《三合便监 》是蒙、满、汉对照的辞书。在这部辞典中给蒙文字母增加了六个辅音字母，专用于汉语借词，此后，为了更准确地转写汉语借词，给蒙文字母又增加了四个元音和四个独立音节。至此，蒙文更加充实完善，更加定型化、规范化，已发展成为不同畏兀儿体的蒙文，具有了强大表现力和生命力的文字，这不仅为蒙古族的语言文字打下了发展的基础，而且，通过丰富的语言文字也为蒙古族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语言文字。各民族语言文字都是在彼此相互吸收和融合的前提下形成和完善的。没有各民族间的互相交往和学习借鉴，就没有社会的发展，也就没有各族语言文字的发展。正是由于中华各族间的相互交往，把来源于闪含语系的粟特字母带进了蒙古高原，也正是由于各民族的彼习和吸收，把来自北非西亚的粟特文字字母，通过粟特人、突厥人、粟特乃蛮部传给了全体蒙古人，以至后来又通过蒙古传给了世界各地，一直流传到了太平洋岸边了。世界上也没有不受他族文化影响的文学艺术。正是由于中华各民族间的互相交流，学习和借鉴，吸收和融合，使各民族创造出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又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蒙古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的发展，可以说是融合了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语言，构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和文字艺术，世界各民族的语言发展形成，无不是通过其他民族或地方语言相互渗透相互发展而来的，尤其蒙古族的语言文字，在世界文化遗产的蒙古秘史中，也充分体现了蒙古族语言文字的丰富，这一切都归功于勤劳善良的蒙古族劳动人民智慧的创造，才有今天的蒙古族语言文字的发展。
编辑：宇威
主要参考书：《北方民族文学与中华文化》及《蒙古秘史》等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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