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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人的萨满教 我们把源出于东北西部，后来进入草原成为游牧民的乌桓、鲜卑、契丹、蒙古这些民族统归为一个族系——东胡族系。“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以及古代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的熏陶，使这一族系的萨满教信仰形成与狩猎或农耕民族迥异的特色和风格。尽管在进入蒙古草原以后，蒙古族的大部分逐渐走出了东胡族系所限定的东北地区，但它与东北诸民族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却使我们无法将其略而不谈；至于仍居住在东北地区的蒙古部落的信仰，更是我们需要着重讨论的部分。
在上述诸族中，较早离开森林的，要算是乌桓和鲜卑了，不过，有关这两个民族萨满教信仰的材料十分零碎和稀少，而对源出鲜卑的契丹，我们了解就略多一些。《契丹国志》记载过这样一个传说：“……复有一主，号曰埚呵，戴野猪头，披猪皮，居穹庐中，有事则出，退复隐入穹庐如故。后因其妻窃其猪皮，遂失其夫，莫知所如。次复一主，号曰昼里昏呵，惟养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焉，次日复有二十口，日如之。”这个传说虽然荒诞，却反映了契丹先人以狩猎为生发展到以游牧为业的一段真实的历史进程。迁出森林后，契丹人随寒暑，逐水草，车帐为家，其畜以马，其强以兵。10世纪前后，逐渐强大起来的契丹建立起威震北方的辽王朝。辽朝鼎盛时期的版图，北至克鲁伦河、鄂尔昆河、色楞格河流域，东临东海，南至河北中部及山西北部，西近阿尔泰山，势力一直伸展到西域各国。辽的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成为东西方商旅、使节汇集的中心。在扩张、迁徙的过程中，契丹人将自己的文化传播到当时居于蒙古高原和西北的诸部落，同时也承受到后者的深刻影响。辽文化，在融合东北和北部诸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特征，对后来进入草原的蒙古族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契丹人信仰萨满教。在辽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县）出土的文物中，有铃、箭和一些形制特殊的铁器。据考古学家推断，都是辽代萨满的神器。辽朝统治者最初对它也信仰和重视，仅国家举行的仪式中，就有祭天、拜日、祭风伯、兵神、白马神、麃鹿神，以及祭潢河等，虽然是萨满教多神信仰的表现。后来，随着封建化程度的加深，萨满教终因不能适应统治者的需要而被抛弃了，代之而起的是佛教占据了国教的地位。辽代信佛，在历史上是较为突出的。当时的统治者，亟需一种超乎全体氏族之上的带有普遍性的宗教，来促进本民族的统一和团结；同时，更需要一种能为境内各民族，特别是文化较发达的汉、回鹘等民族接受的宗教，以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控制。萨满教因难以胜任这种政治需要而理所当然地衰退了。在这里，政治的目的显然决定了信仰的兴替。
蒙古与契丹的萨满教同属一种类型，在蒙古萨满教中出现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我们都可以在辽代的萨满教中看到，蒙古萨满教几乎重蹈了辽代萨满教走过的兴衰路程。其实，就更大范围而言，东北许多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都有过诸如此类的经历。这一殊途同归的结局，对我们了解萨满教演变规律是不无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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