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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人及其萨拉乌苏文化 在鄂尔多斯草原南端,有一条蜿蜒的河流,它源于陕西西北定边县境内,流经内蒙古鄂托克旗、乌审旗,然后从八吐湾村东折流入陕北境内,与响水河汇合后向东南方向流入黄河的支流无定河。在地层松散的毛乌素沙漠上,冲涮出一条宽阔幽深的“U”字形河谷。这条河流就被称为萨拉乌苏河。
萨拉乌苏,蒙语的意思是黄色的水,由此可知这里的河水终年浑黄;在河的两岸长满了摇曳多姿的红柳,所以人们也称这条河为“红柳河”。就是在这条河流一带,曾经是古老而灿烂的鄂尔多斯文明的发祥地。
1922年,法国天主教神父,地质生物学家桑志华,首次在这里发现了一颗“河套人”的门齿化石,此后我国考古学家又多次亲临实地考察。发掘出的大量文物证明,早在35000年前,“河套人”就在这里生活着。而“河套人”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现在被称为“萨拉乌苏文化”。经过对地质、动物化石和石器的综合分析研究,萨拉乌苏文化被认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萨拉乌苏文化遗址主要在乌审旗的大沟湾村和滴哨沟湾村。
在大沟湾村发现了一处灰烬遗迹,遗迹呈椭圆形,长宽约为1—2米,灰烬中部下限,呈一盆底形洼坑。洼坑附近发现了三十多块破碎的动物烧骨,由此可见这是人类举火烧食野兽之处。同时在大沟湾村还采集到一、二百件石器,这些石器器形比较小,主要有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等。尤以圆头刮削器、小雕刻器和楔形石核较为典型。这些石器虽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细石器有严格区别,但遗址中发现了柱状石核,说明有细石器的存在。萨拉乌苏文化的石器与比他早的北京人文化、山西阳高许家窑人文化,以及比他略晚的山西朔县峙峪文化、河南安阳小南海文化的石器,有许多方面的相同之处。说明他们在文化传统上都属于“周口店第一地点(北京人遗址)—峙峪系”,也说明萨拉乌苏文化与内地有密切的关系。
“河套人”化石到目前为止共出土二十三件,它们包括:1956年在内蒙古乌审旗滴哨沟湾村采集到的一段残右顶骨、一段左股骨;1960年在乌审旗大沟湾村发现的一块顶骨化石;1978—1980年,获得的顶骨、额骨、枕骨、下颌骨、股骨、胫骨、腓骨和肩胛骨等十九件化石,其中出自晚更新世原生地层的有六件;还有1922年发现的幼童门齿化石。通过对“河套人”化石的研究表明,他们生活在距今3.5年到5万年左右。他们的特征已接近现代人,但仍保留了一些原始性,如头骨骨壁较厚,骨缝简单,颌骨粗壮,股骨臂较厚,髓腔较小,这些原始性表明,“河套人”属于晚期智人。根据“河套人”的门齿和头部化石特征来看,它与现代的蒙古人种(黄种人)相近。
在萨拉乌苏河河畔同时发掘出土的还有许多哺乳动物化石残片,如犀牛头骨和牙齿化石、原始牛马肋骨化石、象骨象牙化石,另外还有很多动物腿骨化石残片等。依据动物化石记录:萨拉乌苏组动物群主要有:1、纳玛古菱齿象——这是一类身体巨大,门齿略有弯曲的古象,与现代象相似,在鄂尔多斯发现的门齿化石长达2.4—3米左右。2、披毛犀——体外披长毛的犀牛,这类化石在鄂尔多斯这个时期的地层中发现最多且分布较广,本世纪20年代在萨拉乌苏河曾发现一具相当完整的披毛犀化石骨架。3、河套大角鹿——这种鹿个体高大,身躯粗壮,最特殊的是鹿角眉枝扩展,呈扁平扇状,几乎与头骨垂直,主枝为开阔的掌状而高耸于眉枝之上。者在鹿类中是独一无二的。4、王氏水牛——它是为了纪念发现者蒙古族农民王顺而命名的,这种水牛牛角较为独特,横切面呈三角形。5、诺氏驼——这种驼比现代驼头骨粗壮,个体高大,它是萨拉乌苏动物群中特有的古动物之一。6、鬣狗与老虎——在食肉类中,这类化石发现最多,在萨拉乌苏河的杨四湾一带,发现了一具第四纪虎化石中稀有的虎的后半身骨架。
萨拉乌苏动物群化石至少有45种以上,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化石之乡”。这些萨拉乌苏文化遗物和共存的动物群表明,萨拉乌苏河一带,曾经有很多的淡水湖,那里水草和森林茂盛,成群的动物活跃其间。生活在河湖两岸的“河套人”就是在这样水草丰茂的地方创造了自己的文明。为人类的历史的发展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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